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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又是十多年过去了。贺老二终于没有熬得过七叔公，早早地就过世了。而且怪得很，贺老二过世不久，本来活蹦乱跳的二叔婆竟然一下子蔫了，没过二年，也撒手而去。二叔婆临去之前最牵挂的就是三女儿带娣，因为她知道，带娣过得并不好。

七叔公已经退居二线，贺曙光成了新一代的掌门人。但是，他并没有担任罗沙村的村长兼支部书记，因为罗沙村已经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罗沙居民委员会，现在贺曙光就是罗沙居委会的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当然，他还继续担任罗沙股份公司的董事长。

其实董事长才是最重要的职务，因为如今的罗沙股份公司已经今非惜比，单就其麾下的皇凤岗工业区，每年的租金收入就超过三千万，整个罗沙居民委员会原著居民即使什么事情不做，每年从股份公司的分红所得就不少于四万人民币。

当然，原著居民的主要收入不是靠分红，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分红的钱只是“洒洒水”，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于房屋出租。

自打十年前贺曙光把贺三家的小二楼改造成四层楼之后，长城建筑公司的技术员郭辉就再也没有闲过。贺曙光的做法起到师范作用，就跟当年他家房屋带头出租的师范作用一样，家家效仿，乡亲们不知道是以前有钱故意藏着掖着，还是一夜之间突然寻找到另外的筹钱渠道，总之，贺三家的房子改造完成之后，钱突然之间不是问题了，家家户户都张罗着重新改造房屋，而且改造的标准都一样，加高加大，最大限度地利用宅基地扩大房屋面积，对外出租，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外来人口对廉价出租房的需要。如此，郭技术员就成了真正的抢手货。

由于找的人太多，郭辉应付不过来，还影响了本职工作，在长城公司挨批评。一次、两次，第三次，不用领导批评了，他自己开了窍，干脆向大佬张学习，辞职了，不干了，下海了，并且他比大佬张做得彻底。当初大佬张辞职下海的时候，是投奔罗沙村来的，来的时候还考虑人事档案和组织关系等等，所以，严格地讲，大佬张那不算是真正的“下海”，只能算跳槽，从国营单位跳槽到村办企业，而郭辉不一样，郭辉一步到位，从国营单位辞职之后，直接跳到市场经济的大海里，自己干。

事实上，郭辉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自己干，他的真实愿望就是像大佬张一样，也到罗沙村来，在贺曙光的手下谋得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当初他那么热心地帮着贺曙光家改造旧房，其实就是有这个打算的，在旧房改造完成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委婉地告诉过大佬张，可不知道是他自己太委婉了，大佬张没有听明白，还是听明白了，并且也把郭辉的意思转达给贺曙光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贺曙光没有对这个意思及时表态，总之，郭辉耐心地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没有耐心了，或者他自己有耐心，但长城公司那边没有耐心了，不断地批评他不安心本质工作，老是跑外面当技术指导挣外快等等，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辞职下海自己做了。

郭辉刚开始是继续给村民当技术指导，指导村民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怎么样用最少的投资把自己家的住房做得最大，使村民可以花最少的钱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用于出租房屋面积。后来他发觉这样不行，主要是具体施工的人不一定完全听他的，到时候万一出了事情，还是他的责任，所以，之后不久，他就自己组织施工队。再后来，成立自己的公司，实行工程承包。村里谁家的房子要加高扩大，先谈好价钱，说好要加到多高，扩大面积多少，然后郭辉给出一个报价，同意后，双方签定合同，村民按施工进度付款，郭辉按合同期限交付使用。由于村民仍然把长城建筑工程公司说成是“802团”，对待郭辉仍然像对待当年的工程兵，非常信任，加上郭辉确实是内行，确实保持着工程兵的光荣传统，从来都不偷工减料，所以，尽管后来建筑市场有了竞争，而且郭辉的报价相对较高，但绝大多数村民还是选择他的公司。如此，他的企业发展就相当快。如今，郭辉的鹏辉建筑工程公司已经发展成为罗沙居民委员会管辖地带之内除了罗沙股份有限公司之外最有实力的公司，郭辉本人也成为除贺曙光之外这个地段最大的老板。

鹏辉公司能够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原著居民不断地改建和兴建自己的房屋。先是从二层改造成三层四层，后来干脆拆一建二，就是把自己家原来的房子推倒，把原来的基础悄悄地向外扩张一些，把房前屋后的庭院或空地也利用起来，建成两栋楼，再过两年，又拆二建四，如法炮制，并且比原来的两栋楼更高，终于，现在整个罗沙村已经完全是一片密密麻麻方方正正的楼房。如此，也就构筑了这个国际大都市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城中村。

城中村现象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有，形成原因主要是这二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太快，城市化工作不用推进，自然膨胀，原来的城市郊区被发展成了城市新区，农民虽然土地没有了，甚至户口也变成非农业的了，但热爱土地的思想却没有一下子转变，因此，绝大多数农民都固守着自己家原来的宅基地不放弃，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大加高，由于没有通过专业的规划设计，所以，楼房之间的间隔已经道路和管网布置存在许多不科学不合理不美观的地方，与政府投资建设的小区或政府有关部门监管到位的商品楼有明显的区别，从而造成了各大城市都普遍存在的城中村景象。但是，深圳的情况要更加特殊一些，主要是这里原来就不是一个城市，无所谓老城区和城市新区，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郊区，这样，深圳的城中村就不是像其他城市那样只限于在城市的边缘或所谓的城市新区，而是遍地开花，到处都是，甚至连新建设的市中心旁边都不例外，这种情况是其他城市没有的，属于深圳特色。另外，深圳已经全面实现了城市化，没有农村了，所以，城中村的数量就比其他城市多，问题就比其他城市更加突出。如果你是外地人，乘车欣赏美丽的深圳街景，就常常会发现美丽的现代化城市中突然冒出一片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的奇怪建筑，这群建筑就是亲嘴楼。正当你为眼前的景象疑惑的时候，下一个城中村又及时出现了，让你目不暇接，这就是中国其他城市甚至全世界的大城市中所没有的独特景象。

罗沙现在就是一个城中村，但并不是以前整个罗沙村现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城中村，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就是原来村民住家的“村子”变成了城中村，而原来属于罗沙村的水田、坡地、荔枝园甚至是荒地并没有成为城中村，因为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历次征地活动中被征用了。有些是政府征用的，有些是在房地产开发高xdx潮来临但国家关于土地的规划法规还没有建全的情况下由村里自己和开发商签定转让协议，最后通过补缴差价取得规划部门认可的，总之，除了原来的“村子”之外，周围的一切都变成漂亮的高尚住宅、宽阔的大马路或鲜花盛开的公园了，而只有原来村民居住的“村子”，仍然属于原村民所有，他们自行规划，自行设计，自主施工，自己建设成了现在这个由亲嘴楼堆积成的独立王国。

独立王国自成体系，拥有自己的水电管网系统，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偌大一个城中村内的治安工作实际上是由村里自己的武装完成的，这个武装就是村治安办，负责人是村治保主任大佬张，如此，无论是从外观上还是从内部管理上，城中村就成了另类，而且由于周围环境变了，内部的结构和建筑也变了，所以，几乎已经看不出当年深圳河畔那个罗沙村的模样来了。据说当年贺曙光和戚福珍的老师诸葛文就回来过一次，但楞是没有找到过去的影子。当然，如果你执意要寻找当年的罗沙村的证据，也不难，至少可以从三个地方证明它的存在。第一是在这里突然拐了一个湾的深圳河，还在那里静静地流淌，只要你记得这条河，记得这条河在这里突然拐了一弯，就应该记得在这个弯的西面曾经有一个开满木棉花的村庄，这个村庄就是罗沙村。第二是城中村当中的那个继光祠，还顽强地盘踞在那里，尽管与周围密密麻麻的亲嘴楼显得那样的不协调，仿佛时刻要被亲嘴楼吞没的样子，但它现在已经有了正式的户口，被列为深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估计即便将来周围的亲嘴楼被整个深圳现代化建设吞没了，被密密麻麻亲嘴楼包围着的这个继光祠仍然存在。只要你能找到它，就找到了当年的罗沙村了。还有一个标志最明显，但是也很做作，就是城中村门口那尊巨大的牌坊，牌坊上赫然书写着三个大字——罗沙村，准确无误地说明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村庄，一个叫做“罗沙村”的村庄，让你想忘记或想不承认都不行。

牌坊当然是现代建筑，但硬是被做成年代久远的模样，钢筋混凝土的外表披上了琉璃瓦，仿佛是古玩市场上的一些假冒品，特意用稀硫酸腐蚀一下，被做旧了一般。

牌坊所占据的位置，就是原先七叔公家屋山头那棵高大木棉树生长的地方，如今那棵大树早已经和它的那些同胞一样，被斩尽杀绝了，但是牌坊却被竖起来了，而且比当初的大树更加直观，更能准确无误地表明这里就是当年的罗沙村。

不用说，在这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中心，耸立这么个仿古的大牌坊肯定是不伦不类，自打建成的那天起，就不断受到来自外界的各种批评，甚至在它建设之初，还一度受到来自村民内部的批评，差点被拆了。

在牌坊建设之初，政府正好在村口建设一条大道，大道很宽，双向快车道，按照高速公路标准建设的。这条大道在建设的时候，村民们还很高兴，以为大道一建，村里人进出就更方便了，不过，建设完工之后，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首先，双向车道之间有隔离墩子，从村子里开出的车子，如果往右拐弯，向东行驶，当然没有问题，直接上快车道，确实是比以前更加方便了，但如果是往左拐，向西行驶，就不行了，因为汽车没长腿，不可能翻过隔离墩子，爬到西行道上，而必须先向东行，行驶到一个立交桥，绕一个大圈子，才能掉头，这样一折腾，反而比以前更麻烦了。第二个麻烦是这条大道正好把罗沙村和皇凤岗工业区隔开了，虽然政府专门在不远的地方建设了人行天桥，但居住在城中村的人去工业区上班仍然不如以前方便，于是，就有人图省事，直接横穿东行道，然后翻过隔离墩子，再穿越西行道，到达工业区，不仅麻烦，而且危险。实际上，也确实经常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是半夜工人上下班，以为这时候车子少了，就偷懒不绕道走天桥，直接穿越两条快车道，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半夜车辆确实是少，可正因为车子少，所以才开得特别快，况且，凡是半夜开车的人，不是疲劳就是醉酒，疲劳的人眼睛不好使，睁一会儿就想休息一下，闭一会儿，而醉酒的人大脑兴奋，胆子大，开起车来像玩赛车，飞快，两种情况表现形式不同，结果却一样，就是经常轧死人。这种情况发生多了，村里就传出来怪话，说是村口这个牌坊建得不好，对着大道，像一个巨大的老虎口，一天到晚想着要吃人，白天不敢吃，就专门等到晚上吃，说得神乎其神，居然还有人在牌坊上找到了老虎的眼睛。这种传说当然是迷信，但是由于它不断得到灵验，迷信也就接近真理了，仿佛谁要是反对拆除，就有意想谋财害命一样，所以，当时虽然贺曙光不相信这套鬼话，但是又不能不相信群众，差点就同意把牌坊拆了。幸好在他们正式动手之前，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在隔离墩子上面加了钢网，让图省事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翻过去，必须绕道走天桥，这一招居然比拆牌坊有效，立刻就杜绝了交通事故的继续发生，像老虎口的牌坊也幸免被拆。

事过境迁，现在又有人提出要拆除牌坊，这次的提议人是贺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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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强是贺曙光同母异父的弟弟，小时候贺子强不好好学习，贺曙光还管教过他，不知道是不是贺曙光管教的作用，贺子强后来果然上大学了，而且上的是上海同济大学，大学毕业之后，还考上了研究生，现在在深圳市建设局规划处工作。

贺曙光高兴，为贺子强考上同济大学而高兴，也为他大学毕业之后考上研究生而高兴，因为贺子强同时创造了罗沙村的两项第一。

到贺子强他们这一代，罗沙村经济条件好了，彻底好了，但真正通过高考上同济这样全国重点大学的并不多。在罗沙村，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求上劲，绝大多数家长对孩子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即便有，他们也找不出要求孩子上劲的充分理由。如果大人劝孩子好好学习，将来争取上大学，那么，孩子反问，为什么要上大学？大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在大多数村民看来，上大学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将来好找个工作，解决自己未来的生活来源问题，二是实现农转非，改变自己的身份，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对罗沙村的原著村民来说，这两项都不必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存在生活来源问题，而且他们已经是城市户口了，并且生活得比一般城市居民还好，命够好的了，好上天了，还怎么改变？干吗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村里绝大多数子弟根本就不想上大学。当然，也不绝对，事实上，除了贺子强外，村里也有人上大学的，特别是到后来，村里了大学的比例还呈明显上升趋势。不过，他们没有像贺子强一样上同济这样的大学，而是上另外两种大学。其中之一是出国留学，上中学的年龄就出去，先进语言学校学语言，然后进大学预科班，等预科班毕业后，直接上大学，既免除了国内高考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艰辛，又能获得洋文凭，说起来还是留洋的，好听，所以，村里上大学的孩子当中大部分选择了这条道路。第二种情况是上职业大学，深圳有一所专门为具有本市户籍的高考落榜生开办的特殊大学，叫深圳市职业技术学院，门槛自然比同济这样的大学低，不是低一点，而是低很多，低到凡是具有深圳本地户口并且正规参加高考的学生基本上都能上，所以，这也成了一部分罗沙村原著居民子弟另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总之，贺子强是整个罗沙村通过全国统一高考进入重点大学的第一人，也是大学毕业之后考上硕士学位研究生的第一人，所以，贺曙光高兴。

贺子强研究生毕业回到深圳的时候，贺曙光原打算送给他一辆轿车作为礼物，但子强不要，说他刚刚参加工作，一上班就开私家车，搞得很特殊，不好。贺曙光则说：你不是从小就想开汽车吗？贺子强笑，说他是想开车，但想开自己买的车，说等他工作几年积攒到钱了，自己买车。

贺子强当时这样说的时候，贺三也在。贺三这些年明显地老了，但是脑子并没有老，仿佛比以前而更清楚了，当时他听贺子强这样说，还骂贺子强，说：什么你自己的，自家哥哥是外人吗？但贺曙光听了贺子强的话却没有生气，还蛮高兴，当场就夸奖贺子强好，有志气。夸奖着，还习惯性地伸手摸了贺子强的头，完全还是把他当小弟弟甚至小孩子看。他没有想到，这才几天，这个小弟弟甚至小孩子却要向他叫板了。

贺子强正儿八经地向贺曙光提议拆除牌坊。理由之一说这个牌坊是假的，是近几年才造的，没有任何历史价值和意义；理由之二说牌坊并不能代表罗沙村的地界，因为真正的罗沙村远不止牌坊后面那一片亲嘴楼，而是包括周围一大片地域，甚至新建成的市政府都包括在里面了，搞了这么个牌坊，反而把罗沙村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不符合历史；理由之三说这个牌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的封闭和愚昧，主动地把自己和深圳主流社会隔离开来，说明虽然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户籍已经完全城市化了，但是思想还没有城市化。

贺子强是在一个单独的场合对哥哥贺曙光说这番话的，如果不是单独说，而是当着父亲贺三的面说，肯定又要挨贺三的骂。

贺曙光当了多年的领导，已经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能听得进任何话，并且在听到任何话的时候，都不动声色，让说话的人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现在贺子强说了这番话之后，就不知道贺曙光听了之后的真实想法，因为贺曙光始终如一地保持着那种亲切的微笑，即像是兄长对弟弟，也像是单位领导对有背景的部下。

贺子强见贺曙光没有反驳，而是继续保持亲切的微笑，并没有高兴，相反，他认为这是贺曙光对他的话没有在意的表现，于是，停顿了一下，或者说是思考了一下，决定加重说话的分量，一定要让哥哥听进去，即使听了之后跳起来，也比这样没有反应好。

贺子强继续说。说这说明我们还保留着强烈的农民意识，因为农民意识的最典型表现是自我封闭，这种自我封闭的意识是封建社会长期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了，就不应该固守着农民意识，现在保留这个牌坊，其实就是农民意识没有完全消除的直接表现。

贺曙光脸上的表情僵持了一下，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他是农民，他觉得现在在很多场合，“农民”已经变成了贬义词。

贺曙光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尽量往好的方面想。想着贺子强是自己的弟弟，同一个母亲生的，又是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应该不存相互歧视问题，他说“农民”是就事论事，并无恶意，更不包含人生攻击的意思。再说，贺曙光想，贺子强的话虽然刺耳，但基本意思还算正确，说实话，这个牌坊贺曙光也不喜欢，不伦不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是代表了落后和保守，与整个深圳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格格不入。贺曙光还想，不能要求现在的年轻人说话和我们这代人一样好听。

“你是不是谈女朋友了？”贺曙光问。

贺子强一愣。他没想到贺曙光这时候会突然问这个问题。

难道是想打岔？贺子强想。

“是不是你女朋友对你说了什么了？”贺曙光又问。

贺子强听了更是一惊，眼睛开始躲闪，心里暗佩服哥哥。

贺曙光猜的不错，贺子强最近确实是交了个女朋友，师飞雪，西安人。师飞雪不但人漂亮，而且普通话说的特别好，标准且亲切，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半夜对台湾同胞的广播，不像贺子强自己，无论怎么练习，说起普通话来还是像嘴巴里含了块萝卜。另外就是师飞雪白，像新款白色宝马车那样的白，贵族白，白的结实且有分寸，从骨子里透出洋气和大气。不用说，贺子强很喜欢师飞雪，但是师飞雪对贺子强似乎不完全满意，常常笑话他，笑话他讲的普通话，笑话他家住亲嘴楼，尤其笑话他家门口那个不伦不类的牌坊。贺子强刚才对牌坊的这番抨击就来自于师飞雪。不过，当时师飞雪在他面前这样说时候，贺子强并没不同意，甚至还反驳，说牌坊既然已经存在了，就已经代表历史了，说时间的长短并不是判断一个事物是不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惟一标准，特别是相对只有二三十年历史的深圳来说，十几年的历史就可以算历史了，他还拿上海宾馆做例子，说上海宾馆也是深圳特区成立之后的建筑，现在不也是被很多人当作历史文物了吗？他没有想到，虽然当时反驳了，但师飞雪的话他却听到心里了，并且显然已经在心里生根开花，现在竟然却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曾经反驳的观点添油加醋地翻版到哥哥面前了。

“这与她没有关系，”贺子强说，“是我自己的看法。你不觉得有道理吗？”

“啊，有。有道理。当然有道理。”贺曙光说。

贺子强不说话，拿眼睛盯着贺曙光，意思是：那你同意拆？

“不过，”贺曙光说，“这事不急。”

“怎么不急？”贺子强问。

贺曙光眼光游离了一下，仿佛是做一个思考，然后说：“顾不过来。这件事情看起来小，但真要做起来，做成功，肯定要消耗我大量的精力，不合算，我眼下有比这更迫切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工业区要征用的事情？”贺子强问。

贺曙光一惊，问：你知道？！

贺子强没有回答他知道还是不知道的问题，而是笑，得意地笑。

贺曙光突然省悟到，贺子强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而是深圳市建设局规划处的干部，这样的事情他当然知道，甚至可能比他知道得更多。

在后面的交谈中，贺曙光显得有些心不在焉，目光时不时定格在一个地方不动，等贺子强加重语气声音大一些，他又猛然“啊，是，对，好”地应付一下。贺子强猜想，哥哥是不是有心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