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后，宦官的气势更盛。仇士良视文宗如同傀儡，朝廷大权全归北司，南衙、北司平衡的格局被彻底打破。史称：『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宦官不可一世，人情惶恐不安。直到第二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公然上表声讨仇士良等人的罪恶，宦官有所畏惧，南衙才多少得以行使一些职权。

太和九年（835年）十月，文宗皇帝任命大宦官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此职为神策军最高职衔，在神策军历史上，只有大宦官鱼朝恩担任过此职，虽然尊贵无比，但因为是神策军总监军，需要常年巡视在外。

然就在庆成节饯行宴会上，王守澄为人下毒暗杀。一时舆论哗然，虽然并没有多少人同情王守澄之死，但其人到底是被何方神圣暗杀，是大可揣摩之事。

在这之前，大宦官陈弘志被新宰相李训寻故杖杀。陈弘志曾涉入多起宫廷秘事，传闻宪宗皇帝便是为其弑杀。李训此举，极大地讨好了素以祖父宪宗为楷模的文宗皇帝，但也由此引来流言纷纷，风传南衙宰相预谋对付宦官。刚好此时出了王守澄被毒杀一事，遂被顺理成章地记到了李训头上。自此，李训威望大增，“每进见，他宰相备位，天子倾意，宦官卫兵皆慴惮迎拜”。宦官们威风扫地，气焰大为收敛。

郑注也认为是李训下的手。彼时他已失去了皇帝的绝对宠信，被派驻外地任凤翔节度使。

王守澄任神策军观军容使，虽表面尊贵，其实是被削夺了实际兵权。而这一切，恰恰是郑注用幕僚王师文之计，苦心做的安排——

郑注知道文宗皇帝要铲除宦官，王守澄会首当其冲，他费尽心思将王氏明升暗降，调其离开京师，原是想保对方一命，却不承想王守澄竟然在饯行宴会上遭人毒害。

王守澄仇家众多，即便当日有资格出席宴会者，也有许多人。郑注怀疑李训，更怀疑李训是得了文宗皇帝授意。他想不明白的是，王守澄已经交出兵权，皇帝何以一定要取他性命？当年宪宗皇帝遇害，下手者是大宦官陈弘志，王守澄因是太子心腹，亦卷入其中，文宗皇帝由此对二人怀恨多年。但明眼人均知这一宫廷剧变的幕后主使是太子生母郭念云，文宗皇帝想要为祖父复仇，何以不去杀郭太后？当真是个没担待的皇帝。

当年宋申锡一案，郑注便早看了出来，知道文宗为人反复，不足以辅佐，但等到他真的有机会亲近君主、沐浴皇恩的时候，却为名利所诱，又将一切都抛诸脑后，彻底忘记了。

就在郑注对王守澄之死耿耿于怀之时，游侠空空儿竟来到凤翔，不过他并不是来找有过几面之缘的郑注，而是来寻魏弘节。二人在室内彻谈一夜，到底说了什么，无人知晓。次日一早，空空儿便迅即离去。旁人再问及魏弘节，他也只是一言不发。

不几日，李训心腹孟傲来到凤翔。郑注当面质问毒杀王守澄一事，孟傲也不否认，只道：“李相公是为大局着想。”

原来王守澄在众宦官中名望最高、资格最高，文宗皇帝已追赠其为扬州大都督，准予隆重下葬于浐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礼之时，众宦官必然要来参加，李训准备趁此机会，请郑注预先设下伏兵，将宦官全部砍杀，一个不留。如此，大事必成。

郑注见事已至此，也只得顺应时势，同意了李训的计划。好在他到任凤翔节度使后，私下招募了不少兵马，已有一定力量对付宦官势力。

按照这个计划，本来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大。长安城中，神策军之外，持有兵器、可堪调遣的军队有执掌京城徼巡的金吾卫、京兆府各县捕盗官，以及御史台逻卒，当时京兆府京兆少尹罗立言、新任御史中丞李孝本及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均为郑注、李训一党。有了这些力量，再加上官任节度使的郑注手中的兵马，堪可应付宦官。

然李训浮躁寡谋，从武昭案及后来依附郑注之事，便知其人是个投机分子。在紧要关头，李训的投机心理又开始作祟，认为这是不世之功，不愿令郑注参与，他要独占其功！

于是，在没有通知郑注的情况下，李训临时改变了计划，与宰相舒元舆、金吾卫大将军韩约等人想出一计，决定赶在王守澄下葬、郑注率军抵达京师之前，提前发动兵变。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登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而立。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仗院内石榴树夜降甘露，是祥瑞之兆。文宗事先已从李训口中得知计划，故意表示惊讶，派左、右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前去看个究竟。

宦官离开后，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而当仇士良等宦官来到左仗时，发现李训、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大冬天的竟然头冒冷汗，不禁心中起疑。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帷幕，仇士良等人发现幕内执兵器者甚多，立时恍然大悟，察觉事变，遂仓皇出逃，门卫欲关闭大门，却已是来不及。

仇士良等逃回殿上，立时劫夺文宗皇帝退入大内。

这时，金吾兵已登上含元殿，李训立即指挥金吾兵护驾，并大呼：“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金吾兵应声而上。

仇士良见情势危机，急忙挖开殿后罘罳，挟持文宗抄近道入内。李训上前攀住乘辇，死死抓住不放。仇士良与李训撕打时，跌倒在地，李训扑上去，从靴中抽刀欲刺时，有宦官抢上前来，将仇士良及时救起。

这时，京兆少尹罗立言率京兆逻卒三百余人从东边杀来，御史中丞李孝本带御史台从人二百余从西边冲来，两方与金吾兵会合，杀死宦官数十人。李训仍抓住文宗乘辇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门，被宦者郗志荣击倒在地，帝辇进入东上阁，宦者关闭了阁门。一场殊死搏斗就此结束。

李训见事难以成功，遂脱下紫衣，穿上从吏的绿衫，骑马而出。

在李训出逃的同时，仇士良调发神策军，对在京师的公卿百官与吏卒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中书、门下两省及没有逃走的金吾士卒被杀死六百多人，皇宫内“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王涯、舒元舆等也被逮捕下狱，遭到严刑拷打，被逼自诬谋反。李训家被劫掠一空，京城的无赖们也趁火打劫，整个长安鸡犬不宁，京师被搅得天翻地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第二天百官上朝，宫城内外戒备森严，禁军全副武装，如临大敌。文宗皇帝于紫宸殿临朝，不见宰相上朝，问起究竟。左军中尉仇士良上前道：“王涯等人谋反，已逮捕下狱。”一边说着，一边将王涯等人被迫承认谋反的供状呈上。

文宗接过来略略一看，即把供状拿给群臣观看，又道：“宰相果真要谋反，定要正法。”敕令令狐楚、郑覃为代理宰相，命起草诏令，宣告李训等罪状。

于是，当年皇帝断然舍弃宋申锡的一幕，再度上演。

李训出离京城后，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宗密与李训有旧交，欲给他剃发为僧，但众僧徒引之前李训一力禁佛为由，不同意他留下。李训只得离开山寺，在奔往凤翔的途中，被盩屋镇遏使宗楚所擒获，械送京师。

押送到昆明池的时候，李训担心被送到神策军中受到酷刑折磨，最后一次施展了他的滔滔口才，成功地说服押送者，斩下他的首级送往神策军。之后，宰相王涯等与甘露之变毫无关系的人也都被杀，死者达几千人。

长安血流成河的时候，郑注正依照约定时间带着亲兵出发，行至扶风县境时，听说李训已提前发动兵变并且失败，大为意外，当即折返回凤翔。

显然，大势已去，再无回天之力，郑注已意识到自己也将会被视作李训一党，面临不好的结局。

事实上，此时的郑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赶紧逃跑。然而，他非但没有跑，反而在家里静静等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

仇士良控制了京师局势后，立即派人持密敕给凤翔监军张仲清，命他立即杀死郑注及其亲信。张仲清也是一个大宦官，他得知京师发生了巨变，心中恐惧，六神无主。押衙李叔和为他献计，建议以召郑注议事为名，将其诱来，事先设下伏兵，一举杀死。张仲清遂依计而行。

以郑注之才智，当然猜得到这将是一场鸿门宴。出人意料的是，他不但欣然赴行，而且当李叔和要求他将亲兵留在外面的时候，他还完全照办。因为他来之前便想好了对策，他是来讲和的。也就是说，他想像以前投靠王守澄那样，重新投靠张仲清。他本来就是个江湖人物，是个赌徒，为了身家性命，他愿意再赌上一把。而且他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个本事，他滔滔不绝的口才不但曾经使他化险为夷，而且平步青云。

郑注进来后向张仲清恭顺地见礼。张仲清也很客气，请他落座，然后叫人上茶。这让郑注看到了希望，他礼节性地端起茶，打算喝完一口就开始大展辩才。然而，就在他举杯饮茶之际，他身后的李叔和抽出刀来，当场杀死了他。

临死前的一刹那，多少还是有些壮志未酬的悲哀吧？

他的一生，经历了不少惊涛骇浪，他原本靠宦官进身，之所以孤注一掷，是希望靠诛杀宦官获得更大的晋身。然而，到头来，他也没能闯过这最后一关。

更让郑注死不瞑目的还有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不但跟随他的亲兵尽数被杀，郑氏亲眷也不分老幼全部被杀。亲信幕僚如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魏弘节等也全部遇难，“死者千余人”。

但也有人说，魏弘节并没有死，而是逃去了蜀地，许多年后，还有人在成都锦江边见过他。

李训和郑注这两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终以悲惨命运谢幕。为他们殉葬的除了无数人的生命，还有文宗铲除宦官的雄心壮志。

甘露之变后，宦官的气势更盛。仇士良视文宗如同傀儡，朝廷大权全归北司，南衙、北司平衡的格局被彻底打破。史称：“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宦官不可一世，人情惶恐不安。直到第二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公然上表声讨仇士良等人的罪恶，宦官有所畏惧，南衙才多少得以行使一些职权。

宰相李石为人忠正，经常当面指正仇士良，仇士良怀恨在心。开成三年（838年）正月的一天，李石早朝，仇士良在途中埋伏刺客，欲暗中行刺。当李石坐骑行至半路，刺客突然杀出，射伤了李石。随从一惊而散。李石的马受惊，幸好这马有灵性，回头往李府发足狂奔。李石受伤，只能伏在马上。到坊门时，李石再次遭刺客袭击。刺客用刀去砍李石，不料马快，只砍断了马尾，李石幸免于难。

事后，李石考虑到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被迫上书称病，请求辞去相位。文宗明明知道宰相是畏惧宦官，却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李石出任荆南节度使。

自李石出镇荆南后，仇士良更是肆无忌惮。文宗皇帝始终被宦官严密监视，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因为无事可做，皇帝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

有一日，宫中乐人沈翘翘以白玉方馨为文宗演奏乐曲，深得圣心。沈翘翘趁机说明乐曲为自己亲作，名为《忆秦郎曲》，并详述了身世来历。文宗听闻沈翘翘竟是吴元济之女，大为惊奇，又听到她自述与神策军武官秦诚的一段情缘往事，便放其出宫。后沈翘翘辗转各地，终于寻到秦诚，有情人终成眷属。

文宗皇帝又问大臣周墀，他可比前代什么君主。周墀恬不知耻地恭维道：“陛下可以比尧舜。”

文宗还算有自知之明，说自己受制于家奴，比周赧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还不如，说完潸然泪下。不久，皇帝即因伤感而抑郁成疾，从此不复上朝。

当时宦官权势熏天，众人多敢怒不敢言。年轻诗人李商隐有感于甘露之变，写下了《重有感》一诗：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击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大声呼吁诛讨宦官，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勇气。

甘露之变五年后，文宗病重，诏命太子监国。仇士良知道消息后，竟闯入宫中，声称：“太子年尚幼，且有疾，请更议所立。”随后不顾朝臣的反对，假传圣旨把太子降封陈王，立文宗之弟李炎为皇太弟。文宗随即郁郁病死，在位十四年，年仅三十二岁。

仇士良扶持李炎上台，是为唐武宗。武宗英武有为，有志中兴，又与宦官、藩镇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斗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