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八年（213年）四月，曹操结束了“三征孙权”中的第一次远征回到邺县。次月，献帝派郗虑代表自己（持节）前来邺县，正式拜曹操为魏公，此举标志着两汉施行了数百年的爵位制得到了突破，正式有了“公”这一爵位。

有人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一年前为何大规模增加魏郡所辖的县数，再大的侯爵也只能食邑一个县。曹操此前的爵位是武平侯，食邑是武平县的一万户，献帝给曹操破了例，又把武平县周边的阳夏县、柘县和苦县增加为曹操的食邑范围，使食邑数累计达到四万户。对于这项史无前例的封赏，当时曹操不敢接受，原因之一是根本没有这项制度，他怕别人议论。

那次增加曹操食邑的做法有可能出自献帝本人的意思，如果是出自于曹操，之后他又“让县自明本志”，那就不免给人以自导自演的印象了。献帝破例给曹操增加到四个县作为食邑，潜意识里也是担心哪一天曹操把现行封爵制度彻底给推翻了。

可是这一天仍然来了，献帝也只能无奈。

就在几个月前，还有一项重大政策出台——恢复了古代的九州制。根据《献帝春秋》记载，其主要内容是：撤销幽州刺史部和并州刺史部的建制，将其所辖郡国并入冀州刺史部，撤销司隶校尉部、凉州刺史部，将其所辖郡国并入刚刚成立的雍州刺史部，撤销交州刺史部，将其所辖郡国并分别并入荆州刺史部和益州刺史部。

根据本次行政区划调整，目前天下共有兖州、豫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冀州、益州、雍州等九个刺史部，和“禹贡九州”的概念对比，双方的差别只在益州一地，“禹贡九州”没有益州而有梁州，但这两个州指的都是一个地方。

按照调整后的区划，目前“曹统区”的范围包括冀州、兖州、豫州、青州的全部，以及雍州、徐州的大部，荆州、扬州的一小部。孙权拥有扬州的大部以及荆州的一小部，刘备拥有荆州的一部分，刘璋拥有益州，另外现属于冀州刺史部的辽东一带有公孙氏的割据势力，而原交州刺史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处于割据状态。也就是说，截止本次行政区划调整时，天下三分的局面尚未形成。

赤壁之战造成了三足鼎立，这是没错的，但并非在战后立即就形成三分的局面，它还有一个过程。

魏公不是“郡侯”，他的食邑范围不仅包括魏郡，尽管这个郡已经有二十九个县之多。根据献帝颁布的诏令，魏公的食邑范围还包括魏郡周边的其它九个郡国，即河东郡、河内郡、魏郡、赵国、中山国、常山国、钜鹿国、安平国、甘陵国和平原国，幽州和并州撤销后，它们此时都隶属于冀州刺史部。

这十个郡其实就是一个国中之国，姑且称之为“魏公国”。

郗虑一行带来了献帝为策封曹操而发布的长篇诏令，这篇诏令仍然完整地保存于《三国志武帝纪》中，它文辞华美，相传为供职于尚书台的陈留郡中牟县人潘勖所做，他是有名的碑颂高手。

但凡这样的文章读起来都比较吃力，里面典故和生僻字太多，肉麻的话太多，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不过里面也有些实质性的话，比如说允许魏公国像汉初诸侯王那样设置丞相以下的百官（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僚，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

献帝同时赐予曹操“九锡”的殊荣，根据历史记载，从周公开始，到王莽再到隋唐时期的李渊，大约有十来个人被授予过“九锡”，包括孙权、司马昭以及东晋的桓玄、南朝的李裕、隋唐时期的王世充等人。他们大都是在前朝受了“九锡”，转眼就成了旧王朝的掘墓人，这让“九锡”的名声一落千丈，李渊、王世充之后再也没人尝试过了。

据《魏书》记载，曹操对魏公和“九锡”也进行了多次辞让，有一次曹操说：“接受‘九锡’，建立国家，这是周公这样的伟人才能承受的。汉初八个异姓王，都跟汉高祖在当老百姓的时候就共同起事，建立王业，功劳巨大，我怎么有资格跟他们相比（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当然，这只是客气客气，费了那么大的劲，又是改区划，又是四处做工作，哪有不接受的道理？曹操再辞让，大家就搞了一个劝进，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魏书》里记录着一个三十人左右的劝进者名单，他们是：中军师陆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杜袭，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领护军将军王图，以及长史万潜、谢奂、袁霸等。

这是一份难得的第一手史料，里面有几个人事迹已经所知不多了，如刘若、刘展、董蒙、王图、袁霸等，但在当年他们都担任要职，并能跻身于劝进者行列，想必也并非等闲之辈吧。

在大家的劝进下，曹操表示接受魏公和“九锡”，但“魏公国”的范围只能接受魏郡，不接受其他九郡（于是公敕外为章，但受魏郡）。荀攸等人再次劝进，言辞更加恳切，最后曹操才表示受命。《魏略》一书保存着曹操拜谢受封的上书，虽然文字工整，文笔不错，但一看就是秘书们的代笔，读起来跟《让县自明本志令》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一年的七月，在邺县修建魏公国的社稷、宗庙。九月，在铜雀台的边上修筑了金虎台。十一月，根据汉初的制度，魏公国内设置尚书、侍中、六卿等官职，据《魏氏春秋》记载，魏公曹操任命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其副手（尚书仆射），毛、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他们大都从丞相府转任而来，都是实干型人才，初步搭建起魏公国的管理架构。

第二年即建安十九年（214年）正月，曹操按照旧时制度在魏公国耕种籍田。

所谓籍田，就是在春耕之前由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有祈求丰收之意。根据《通典》的记载，其具体的仪式是：当天一大早，以太牢之礼祭祀先农神，之后来到国都南面专门辟出来的千亩田地里，天子亲自执犁，来回耕作三次（天子孟春之月，乃择元辰，亲载耒耜，置之车佑，帅公卿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亩于南郊。冕而朱躬秉耒，天子三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

这一年的三月，献帝下诏明确魏公的地位在所有刘姓诸侯王之上，改授金质印玺、红色绶带，授予远游冠，献帝派左中郎将杨宣、亭侯裴茂专程送来这些东西。

也是在这一年，“铜雀三台”中的最后一座竣工，取名“冰井台”。据晋人张载《魏都赋注》记载，这是一组庞大的建筑群，三台不仅体量巨大，而且上面修有众多的宫室，其中铜雀台一百一十间，金虎台一百零九间，冰井台一百四十五间。

仅台基就有十丈高的铜雀台位于正中，两边的金虎台和冰井台分别高八丈，最独特的是冰井台，上面不仅有米窖和盐窖，还修了数口冰井，从台上垂直伸向地下，利用井内的低温储藏冰块和煤炭（石墨），即使在天气较热的时候，台上的人也能喝上冰镇的饮料，吃上冰镇的瓜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