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夜而明，克鲁伦河涛声依旧，忽必烈的帐殿中烛光亮了一夜。

清晨，右丞相、大司农姚枢奉命赶到，不等他见礼，忽必烈便让他坐下了：“我们来谈谈该怎样对付李璮这条毒蛇吧。对于这位盘踞在山东的益都行省长官、江淮大都督的叛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朕很想听听你的意见。”他开门见山地说。

姚枢沉思片刻，侃侃而谈：“李璮久存叛心，这在群僚中并非什么秘密，陛下不也早有警觉吗？只因其间陛下与阿里不哥南北对垒，无暇他顾，是以暂用高官厚禄稳住其人，以图换取时间，对此，李璮同样心知肚明，这也是他为什么急不可待地利用陛下仓皇北顾、内地空虚之机，匆忙在山东宣布独立的原因……”

姚枢略一停顿，猛然意识到自己使用“仓皇”二字未免太过不恭，于是慌忙谢罪道：“臣失言，有言辞不当之处，请陛下恕罪。”

忽必烈原本正在凝神倾听着姚枢的分析，忽见姚枢面露惶恐之色，连忙安慰道：“爱卿言语精当，分析透彻，何罪之有！不必拘礼，爱卿请快讲下去，讲下去！”

“臣以为，”姚枢望着忽必烈，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假如李璮趁陛下倾力北征之机，濒海捣燕，闭关居庸（居庸关），惶骇人心，此为上策；若贼与宋结为联盟，与我们打持久战和消耗战，使我军疲于奔救，此为中策；如贼出兵济南，坐待山东诸侯群起而应援，此成擒耳。”姚枢准确地分析了李璮可能采取的对策及其结果。

忽必烈十分感兴趣地问道：“那么爱卿以为，叛贼将采用哪一种策略呢？”

姚枢斩钉截铁地回答：“贼出下策，必败无疑！”

忽必烈严肃的面孔上微微露出一丝笑容：“果如卿言，朕当亲自为姚大司农把盏，对酌以谢。”

姚枢再拜于地：“谢陛下龙恩。身为陛下臣子，理应为陛下的宏图大业尽绵薄之力，此外，臣还有一请：望陛下从速拿下王文统。”

“也罢，就依爱卿。”

王文统是益都世侯李璮的幕僚和岳丈，他曾在金朝以经义登第，同时又精于权术，擅长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所以被窦默等人怒斥为“学术不正”之徒。尤其在理财治国的问题上，他一反当时文章派和理学派儒臣们一致倡言的“舒缓民力，藏富于民”的主张，而将政策侧重于管理财赋、增加国家收入方面，这一点正与忽必烈的要求不谋而合，因此，中统年初，备受忽必烈宠信的朝廷重臣恰恰是善于理财、“敷对明敏”的王文统，而非那些精于义理，言必称节用爱民的儒臣。

姚枢、窦默等人与王文统之间的门户之争，在建立中统朝之前就已初露端倪。倾心义理之学的儒臣们曾多次弹劾王文统，生性耿直的姚枢、窦默等人甚至在忽必烈面前公开指责他，说他不可久居相位，弄得王文统在大庭广众之下狼狈不堪。隐居苏门时期结成的深交，使姚枢、窦默等相互支持、提携，正因如此，王文统也就自然地将他二人视为威胁自己地位的政敌来加以排斥和打击。一次，他别有用心地讽奏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太子师傅的地位可谓显赫，但对姚枢这样的以治国平天下的佐王之才自期的人来说，此举明显有将他从权力中枢排挤出去的政治意图，因此姚枢以“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为辞拒受。中统元年八月，原任东平宣抚使的姚枢改授大司农，主管中统朝的农桑、水利等事务。

对于时局，忽必烈仍有些许隐忧：“且不说王文统之事，目前朕与阿里不哥的战事正紧，哪里还有多余的兵力对付李璮？”

“陛下可速调诸王、大将坐镇，并于各行省世侯中抽调部分军队在开平、燕京一带布防。”

“卿言正合朕意。不知需多少军队为宜？”

“多多益善，少而则精。就眼下兵力配置而论，多不可能，精尚可取，在一个月内抽调精兵五万还是有把握的。具体布防在开平城三万，燕京城郊两万，这样，李璮断不敢贸然进攻。”

忽必烈从御案前站起身，缓步拾级而下，来到姚枢面前，语气坚定地说道：“李璮的这支军队由他和他的父亲李全苦心经营了近五十年，尽管人数只有五万，实力稍嫌不足，但装备精良，兵卒精悍。此外，李璮与他的父亲长期盘踞鲁南一带，在金、宋、蒙古之间投机坐大，政治上早已声名狼藉，百姓是不支持他的。据报：李璮举兵叛乱由益都北返时，人闻贼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这也是百姓厌恶他的明证！”

“的确如此，”姚枢深有同感，“李璮部队，矛盾重重，而李璮企图用这样一支军队从山东出奇兵远袭燕京，进而将我军封锁在居庸关外，造成中原无主，人心混乱的局面，然后自己在乱中求变，玩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立为王的把戏，真乃痴心妄想，自不量力。”

“闭关居庸，造成中原无主，凭区区五万之众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李璮太过自信，还以为只要他振臂一呼，举起叛旗，必定四方响应，这样，他就可乘机聚集重兵，奔袭燕京，闭关居庸。”忽必烈用手揉揉麻木的右脚，在地毯上踱来踱去，“有消息证实，李璮的幕僚们确曾策划过深入腹地，挥兵燕京，拒朕于关外的阴谋，果真如此，对朕将是致命一击。朕兵力虽众，但由漠北匆匆撤军攻击叛军，李璮凭借长城之险，以五万之众与朕周旋数年不成问题。这样一来，那些关内处于观望状态的军阀及世侯的部队就可能会聚集李璮的旗帜下，宋廷亦会乘机派重兵攻城略地，以配合叛军的行动。然而，朕对李璮亦有所了解，长途奔袭本身要冒很大风险，而且即使达到暂时的天下大乱的目的，他也未必能从混乱中得到好处。因此，朕料李璮决不敢、也不具备濒海捣燕的勇气和能力。”

君臣谈兴正浓，侍卫匆匆入帐禀报：“启奏大汗，中书右丞相史天泽奉旨求见。”

“传！”忽必烈坐回到御案后。

史天泽入帐，大礼参拜：“臣祝大汗万寿无疆！”

忽必烈苦笑道：“你们这些汉人的繁文缛节也太让人难以消受了。比如说‘身体健康’还说得过去，‘万寿无疆’那恐怕就是万万不能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何能活到一万岁呢？你们都是朕的心腹重臣，今后奉旨入见，一律免除这些虚礼，随便些岂不更好？”他做了个要史天泽起来的手势，“爱卿平身，朕召你前来，是想听听你对平定李璮叛乱的看法，爱卿想必已有良谋在胸，不妨直抒己见。”

史天泽的脸上不觉掠过一抹笑容，但他赶快敛容答道：“启禀陛下，李璮叛后，在整个中原汉地，除了太原总管未及行动而被拘捕外，并无其他响应者。故而，李璮将一线希望寄托在宋廷能够出兵支持他的行动上。”

“是，这些朕已获知。”

史天泽用流畅的蒙语征询似的说道：“陛下，容臣姑妄言之。”

忽必烈开了句玩笑：“那么，朕姑妄听之。”又敛容道，“爱卿所言句句切中要害，朕很希望听你说下去。”

史天泽侃侃而谈，语气越发显得镇定和从容。“在李璮叛乱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李璮父子与宋朝廷长期以来形成的关系看，李璮不愿也不可能真正投降宋，同样，宋也不会信任他而给他以全力的支援与配合。李璮的最终目的是以胶州湾和山东半岛为依托，自立为王，从而实现其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政治抱负，然后伺机扩张，成就一番霸业。”

忽必烈点点头：“言之有理，言之有物。不知姚爱卿还有何高见，但讲无妨。”

史天泽含笑道：“先生在这方面一向很有见地，不，应该说是个天才，听他阐述一下看法，当令我等受益匪浅。”

姚枢嗔怪道：“润甫兄尽拿鄙人取笑！我哪里有什么见地，更谈不上是个天才。”

“先生过谦了。少年老成，明于听断，以恩济威，为民请命，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史天泽哈哈大笑，“难道老夫此言差矣？”

忽必烈忍不住笑嗔：“又打嘴仗！记得在潜邸之时，爱卿就时常讲些俏皮话引人上钩，如今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帅，仍是童心不泯。”

“陛下，臣并不以为老，身子骨硬朗得很哪。能吃能睡能骑马，三宋石（合165公斤）的硬弓拉得开，臣怎会服老呢？还是待臣等荡平李璮叛乱，征服了阿里不哥，剿灭了宋，统一中国后方才告老吧。陛下以为此言当否？”

忽必烈目露称许之意，却是笑而不答。他转望姚妪：“你且直抒胸臆。”

“是，陛下。据臣所知，李璮降宋的报告是在二月初一才送达宋帝手中，但他并未等到宋方面的明确答复便匆匆于二月初三还师称叛。在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如此草率行事，既反映了李璮降宋全无诚意，也说明了他对是否能取得宋方面的配合与支援并不在意，从而也就排除了他联宋抗蒙的任何可能。这样一来，对李璮而言，剩下的唯一出路就只有出兵济南，把希望寄托在取得山东诸侯应援的幻想上。”

姚枢稍一停顿，一口气喝净了金盏里的马湩。“讲一句也许不当讲的话，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地的世侯军阀们，尽管自身实力和降蒙原因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比较相似的，那就是他们都与某些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有分歧，经济上有过结，军事上偶有摩擦，因此，受这种心境影响，他们完全可能互通信息，相互支持和利用。尤其在蒙哥汗驾崩合州前线，帝国一时无主，时局动荡之际，这些人通过书信往来分析形势，讨论对策也在情理之中。对此，郝经先生所说‘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就是指军阀、世侯们间的联系以及暗中的活动。恰恰是这种种暧昧的行为举止让李璮产生了错觉，让他误以为一旦自己叛旗一举，就会取得其他军阀、世侯的支援和响应，进而称霸一方。然而，事与愿违。如今，李璮虽发现自己错估了形势，却已成骑虎之势，只能孤军深入，攻占济南，以为权宜之计。”

史天泽由衷赞道：“精辟，太精辟了！先生之才果非常人所能企及，老夫怎会看走眼呢！”

姚枢谦虚地摆摆手：“史元帅过奖了。此乃大汗的深谋远虑，鄙人只不过略做铺陈罢了。”

忽必烈无言望着史天泽和姚枢，静静地思索着二将的分析。他坐在一张宽大的圈椅上，双手用力地揉搓着肿痛的双足。一名侍卫匆匆上前，帮他脱掉靴子，用两块新鲜的鹿皮裹住他的两脚，然后细心地放置在一个红木足盛上。

君臣的谈话一直持续到中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