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从孔子的时代就开始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继郑国的子产之后铸刑鼎，把刑法的条款向国民公开。这无疑是法家思想和实践的先声。因为法家的主张，就是“法莫如显”， 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 事实上，公开才公正，公正才公平，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然而孔夫子反对。

反对的原因是要维护礼治，维护礼治就不能公布刑法。因为礼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贵。其中第一个字是动词，也是谓语，即尊崇。第二个字是名词，也是宾语，即尊者。刑法的条款由尊者或贵族掌握，刑罚的裁量权由他们把持，就是尊贵的体现之一。

所以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在，读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说，民众都能看见鼎上的律条，知道什么合法什么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后受什么惩罚，凭什么还要尊崇贵人？

他们只会尊崇刑鼎。

如此说来，孔子是要维护贵族特权？

不，更是为了维护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国。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当然，这里说的法治，是古代意义上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古代的法治，其实就是刑治。因此韩非他们的“以法治国”，也应该叫“刑律治国”。弄清楚了这一点，才看得懂孔子。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反对法治和刑治？

因为治标不治本。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而且能自律。

这就是孔子坚持德治和礼治的原因。

显然，孔子是有道理的。不想作恶和不敢作恶，也肯定是前者更好，韩非为什么还要反对？

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理想根本就实现不了。要知道，人们之所以干坏事，并非有此嗜好，而是利害使然。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避之不及。如果利害关系不大，或许还能讲点道德。一旦诱惑无法抵御，或者危害难以承受，恐怕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所以韩非认为，君主治国，只能左右开弓，两面三刀。左右和两面，就是赏与罚。只有赏与罚，才能对付利与害。什么礼治，什么德治，都是靠不住的。

问题是，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吗？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工作是否到位。韩非的主张是：赏，就要慷慨大方，说话算数，让臣民有利可图，这就叫“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就要心狠手辣，从重从快，让臣民魂飞魄散，这就叫“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更重要的，是执法要统一，立法要持久，法令要公开，这就叫“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高官厚禄，严刑峻法，说一不二令行禁止，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则是他的基本观念。

这样的所谓“法治”，难道是我们要的？

法家颇受诟病，也不奇怪。

实际上法家的问题不在执法，而在立法。立法的问题也不在具体条款，而在立法精神。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律，要行法治？法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巩固君主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韩非说——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

这实在说得很露骨。实际上，无书简之文，就是不要一切文献典籍；无先王之语，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遗产。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舆论准备吗？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的国民，大约也只能是“以斩首为勇”的杀人机器。他们在韩非那里，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王资”——君王称霸的资本。

王资们遵守的，当然也只能是王法。

现在我们陷入了两难。是啊，韩非的法，固然是帝王之法；孔子的德，又何尝不是君主之德？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说给齐景公听的吗？

一个王法，一个王道，半斤八两吧？

看来，必须跳出儒法之争。

实际上，斩断争论并不难。治国，到底应该以德还是以法？当然是以法。德，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谓“以德治国”，其实是“以礼治国”，或“伦理治国”。德治与法治之争，则其实是礼治与刑治之辩。

那就用不着再讨论了。

以礼治国，早已是明日黄花，并不可能“似曾相识燕归来”。至于德与法的关系，也不难摆平——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就是合适的选择。

真正需要思考的，恐怕是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有法？我们为什么要有德？我们要什么样的法？我们要什么样的德？这不能不想。因为无德之德，必是伪善；非法之法，必为恶法。这样的亏，我们吃得还少吗？

吃一亏长一智。那就认真想想吧！想一想：人性该怎样看待？制度该怎样建设？民族之魂该如何铸就？未来的路又通向何方？

但，这已非先秦诸子所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