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动用最后可以使用的所有炮兵和宝贵的弹药，大有“打完这一仗，不过了”的思路。这种想法也很正常，因为八莫如果失守，日军唯一正常的战斗思维，就是尽量保存力量撤出缅北和滇西战场。要撤退，在道路大多被破坏的缅北地区，这些炮弹和大炮都是日军的累赘。日军残存的据点南坎、遮放、腊戍等连成一线，如同一条死蛇，既难以构成相互呼应的支撑点，也无法切实遮断正在迅速向前延伸的中印公路。缅北日军的最重要任务就是阻止中国打通国际线路，以避免这个顽强的农业国获得足够的外界工业支援。现在，这个目的无法实现，继续在缅北或者滇西打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实际上日军已经开始悄悄地准备撤离，其分散设在平戞等地的守备队，尽管受到的威胁不大，也轻易放弃阵地，向主力靠拢。9月21日，分散部署的日军中最大的一支，从平戞撤离的守军一个步兵大队又一个炮兵中队到达芒友，这一撤离遭到云南远征军的拦截，日军损失不小。但日军出动第49师团的吉田支队，经过激战，才逃出生天。第56师团的主力也从云龙山方向开始后退。

平戞是第56师团在滇西的三大门户之一。另外两个门户，松山和腾越都是经过“玉碎”苦战才易手的，而云龙山是挡在龙陵前面的重要防线。

丢弃平戞这样的重要阵地，从全局来说，这无疑不是好消息。但是在局部战场上，日军可以动用的兵力，使其短时间内作战能力反而增强。

日军同时通过第33军兵器部自制大号手榴弹、代用汽油（可以用来制造焚烧坦克的汽油手榴弹），通过军医部采集草药解决治疗伤病问题。这些都短暂地提升了日军的战斗力。

至于以后，那就谁也顾不得去考虑了。

实际上，此时日军还能控制的缅北铁路，已经被美军空军部队和中美联合空军反复攻击，破坏惨重。掸邦的日军铁道、桥梁等均遭损伤。对于这样的空袭，日军也总结出了规律。他们认为，美军平时使用三架飞机共同攻击日军重点目标，但巡逻常常是单机。所以，如果运输车是单车，则日本驾驶员常常白天行驶，因为更容易逃脱攻击。

奇怪的是在芒友的日军司令部，却一次都没有遭受攻击。有推测认为，盟国已经截取了日本的无线电波频段，因此，有意不炸日军司令部，来保障消息来源。

而中国方面部署兵力不足，则应该说是仓促间布阵不周了。当时中国远征军在西线的兵力远远大于日军全军。中国远征军在这个方向上的部队，集中了新编第一军的全部，第六军的一个师，战车部队七个营（由美军军官布朗上校指挥）。此外，还编有步兵独立团一个，重迫击炮团一个，炮兵团三个，高射机枪营一个，汽车兵团一个，工兵团两个，教导团一个，通讯兵营一个及运输兵两个大队，总共十万大军。但当时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主要注意力在八莫城区，对日军在如此情况下仍然能派出援兵救援八莫考虑不周。

怎样把八莫守军从战壕和掩体中挖出来，一个一个摧毁它的火力点，才是孙立人、廖耀湘等将领此时最为头疼的事情。

日军记录，远征军副总司令官郑洞国每天乘飞机到前线，在八莫上空督战。实际上，这个“督战队员”不是郑洞国，而是廖耀湘。他在奉调回国前经常乘飞机到前线，在空中指挥战斗。

据说，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经常在坐飞机的时候，替换下机械师，坐在正副驾驶员身后的横杠上看地形。看来这种事必躬亲的态度，倒是中国优秀将领的共同习惯，不论国军还是共军。

在八莫，中国军队不再围师必阙，而是一个一个据点地消除日军的防卫力量，以攻占这座城市。

在缅北滇西战场，从密支那到松山，中国军队玩了多次围师必阕的战术，但不甚成功。最初日军根本不上钩，这些信奉武士道的家伙，一点儿没有打不过就逃的觉悟，总要拼到弹尽粮绝，才能拿下日军阵地。后期日军不再“玉碎”，才开始有些据点拿得比较轻松。

在八莫的战斗也很艰苦，因为日军毕竟长时间修筑工事，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尽管原好三大佐不通现代装甲部队的使用战术，但打起防守来，其顽强不亚于任何一名日军指挥官。远征军新第38师担任主攻，每天自早晨开始，先以空军轰炸，炮兵射击破坏，然后步兵在坦克配合下进占敌军阵地。由于这种战火的摧残，八莫攻克时，房屋全部被炮火所毁，仅华侨新建的一座关帝庙独存。他们攻下一个据点，再攻下一个据点，步步为营地前进，但差不多每天夜间日军都进行逆袭，中国军队必须把他们击退，来保护自己的胜利成果。要知道在松山战役时，日军就曾多次利用夜袭收复白天丢失的阵地。虽说八莫并未出现这样的情况，但难免把指挥官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这种局面下，确也没想到日军不但不“玉碎”，还想着反击。

结果，在日军进攻正面担任防御的，只是已经插到八莫与云南日军之间的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一军新30师一个团，遭到日军攻击后，损失惨重，连连败退。幸好中方调兵遣将，逐渐增兵进行阻击，试图将日军阻止于八莫城东。这一来，日军的进展就没有那么快了。

同样是《太平洋战争证言系列·第十期悲剧的战场》中，这样记述随后的战斗：

“下午两点开始，敌军（中国远征军驻印军）的迫击炮突然密集地响了起来。下午三点刚过，败退下来的第18师团部队报告，‘虽然一度攻占敌军炮兵阵地，但是敌军发起反击，现在我们不得不后退，并通过工兵将缴获的大炮炸毁。上午，听说他们向中国炮兵阵地进攻，我们都拍手叫好，现在气氛全变了。’

指挥部立即发出命令，‘凡是缴获到野炮、山炮、迫击炮、重要的新武器、弹药等，必须立即向本部报告，本部会立即派员前去处理。’

“发出这样的命令，是因为日本军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炮兵已经基本打光，火力不足，而步兵和工兵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久战疲惫的日本兵更关心的是拿到中国兵携带的行军干粮。”

能够缴获到中方的大炮，在当时缅北日军中被引为奇迹。这件事，在中方的记录中也有体现。

中方战史文献中记录，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以新编第38师等主力部队猛攻八莫时，“日军从缅甸和滇西的各师团中抽出部队，附炮兵、工兵，由南坎向西北推进，企图西击新编第一军侧背，解八莫之围。在中途卡的克与新编第30师遭遇，发生激战。新编第30师在公路上的一个团，被日军由南插入，切成两段，一个炮兵连阵地被占，空投粮弹的飞机亦被日空军击落二架。”“连长朱永刚与阵地共亡，该连四门山炮被夺走。”

这个炮阵地，就应该是丢失数门大炮又重新夺回的地方了。

遭到攻击的中国军队在孙立人指挥下积极迎战，下令新编30师师长唐守治全力组织反击。唐接到命令后，首先稳定阵地，然后以新编第30师一个团，由公路北侧山地包围日军。新编第一军军部亦同时抽调王牌部队，新编第38师第112团，从八莫用汽车输送到卡的克附近，再由北侧山地向东迂回到日军右侧背。经过战斗，中方记载日军大败，溃退南坎。新编第30师缴获轻重机枪、步兵炮及步枪等武器甚多，并有骡马、大象及辎重等。

这一点显然是正确反映了当时的军情，因为从美军后来拍摄的录像中，的确出现了此战之后，中国士兵在摆弄缴获的火炮和高射炮、防毒面具等兵器的镜头。

孙立人再次施展自己惯用的作战手段，把大量部队派向敌军后方迂回，直扑南坎，这一招“围魏救赵”，让日军手忙脚乱。在战斗中，甚至连日军“名参谋”，真正的前线指挥者辻政信大佐自己，也遭到了渗透过来的中国军队的攻击。

根据黍野弘《昆司令部战记》一文记录，12月11日，中国军队的反击已经开始，日军渐渐招架不住。当日军支队长山崎、辻政信和第33军参谋黍野弘在支队本部的战壕中，围着地图讨论下一步战术时，忽然有人大喊：“敌人来袭！”他们抬起头来，看到二十米上方的斜面上，一名身躯魁梧的中国士兵呐喊着猛扑过来。

虽然日军的三名高级军官除了军刀都手无寸铁，但冲过来的中国兵忽然发现没有战友跟随，略一犹豫的时候，日军担任警卫的一名准尉（户山学校的剑道高手）已经扑了上来，其他的日军士兵也跟上来。一场激烈而不对等的肉搏开始了……

终于，这名被黍野弘称为“悲剧的年轻武士”的中国士兵的尸体，从斜坡上滚了下来。

辻政信检查完这名中国士兵的尸体，下令将其“郑重安葬”。他后来说，从这名士兵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封父亲给儿子的信。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权力斗争，在八莫战斗时，中国驻印军曾经的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已经离开战场，返回美国。曾有一些对这次战斗前后的描述，提到了孙立人和廖耀湘的矛盾，以及史迪威的离去，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在驻印军中，孙廖二人明争暗斗几乎尽人皆知。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心腹嫡系，孙立人受史迪威的倚重。

“可眼下，史迪威已远在美国，被软禁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因为此刻的美国正在举行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罗斯福可不想让他的对手借史迪威事件，给自己制造麻烦。

“在密支那，孙立人得知史迪威被召回的消息时，犹如晴天一个霹雳，呆立在自己的指挥所里，望着被浓雾遮蔽的东方，半晌没说一句话。最初史迪威去重庆时，传出的是他将出任中国战区总司令并接管中国军队指挥权；没想到这一去，竟是英雄末路！从那一刻起，孙立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

“一次，一股日军借晨雾掩护袭击第113团第一营阵地，双方在狭窄的战壕里展开殊死的搏斗。混战中，廖耀湘部队的一名机枪手被敌人刺死，副射手也受了伤。但这位勇敢的战士毫无惧色，他一手按住敌人刺过来的枪，一手紧紧抓住对方的喉咙，用力一拉，结果连这个鬼子兵的舌头都从喉管里扯了出来。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20余日。至12月14日，廖耀湘的部队已将城内南北主要据点及陆军监狱、宪兵营房、老炮台等坚固堡垒相继攻克，各攻击部队又乘胜向敌核心阵地突击。

“……

“20日，大批日军突然出现在南坎方向，并且发现敌人坦克纵队。第88团阵地多次被攻破，团长及营以下军官伤亡逾半。师长唐守治亲率另外两个团投入战斗，然而日军攻势有增无已。原来狡猾的本多虚晃一枪，把总预备队三万人全部投入八莫战场。

“战场形势骤然严峻起来。孙立人一面给唐守治下了死命令，一面火速驰电郑洞国，请求第六军立即从瑞姑向南坎侧背发起进攻，以解南坎之敌对八莫会战构成的严重威胁。

“就在这时，一封重庆急电送到孙立人手上。握着这纸电令，身处八莫前线指挥所的孙立人，呆若木鸡。原来电文命令第一军、第六军以保存实力为主，否则军法处置。孙立人无法理解，但廖耀湘却心领神会，按兵不动了。

“八莫之战是一次成功的攻坚战役，中缅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认为，‘廖耀湘不仅打出了英勇顽强、善打硬仗的战斗风格，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也体现出较高的军事水平。’”

这一段文字颇为吸引人，尤其是揭露内斗的镜头感。不过，我曾向远征军的研究专家征询这件事的真伪，得到的结论却是一连串的质疑：

第一，郑洞国在八莫战役期间只是遥领副总指挥头衔，并没有履任，何来孙立人请示他的事情？

第二，廖耀湘的新六军主力连同军部，都在1944年11月奉调紧急赶回国内，因为贵州独山被日军攻占，重庆万分危急，所以空运其部队去救急。而八莫之战高潮在12月上旬，那时廖耀湘应该早不在缅甸了。

第三，日军当时何来三万人的总预备队？（这倒是和日军实际情况相符）。

第四，那个机枪手的故事确有其事，名叫陈云兴，他是一名轻机枪副射手。战斗中机枪手不幸被敌人的“肉搏队”用刺刀挑死，作为助手的陈云兴左肋也挨了一刀，他情急之中，用左手顺着来势，把敌人刺来的枪按在地下，右手迅速抓住敌人的咽喉，他的五个手指，就像五只钢钩，戳进了敌人的喉管，抓住敌人血淋淋的气管，最后用力一扯，竟把敌人的舌头都从喉管里拽了出来，当场把周围的敌人都吓得魂飞胆丧。不过，他是新38师第113团的战士，不是廖耀湘的部下。

一连串的反问让我张口结舌，可见，看似有理的东西，如果用历史的真实去考量，往往会出错。这可能是一些老战士回忆中出现了偏差，也可能存在我们的历史作者在写作中不自觉地褒奖某人，同时有意贬低其他人的毛病吧。其实，孙、廖两将军在八莫之战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特别是远征军利用武器装备的优势减少伤亡，“慢慢地”攻下八莫，正是松山等战役中“欲速则不达”的有力注脚。

我们为何容不下两个英雄并存呢？

八莫，最终还是落入了中国军队手中。此战，新一军和新六军部分部队在正面顶住日军的同时，远征军总部以第88团、第89团、第112团、第114团从侧翼绕过直取南坎，于1945年1月7日将南坎包围。15日，在大雾中一举攻克日军原33军司令部所在地南坎。

南坎被攻占的同时，原好三的“乌龟壳”终于被一口口咬开，他和他的部下没能等到救援，攻城战进行至12月14日，东、南、北的三大据点均已被我军攻占，最坚固的陆军监狱、宪兵营房和老炮台，也都被拿下。攻城部队沿着江岸马路直捣敌腹部阵地。终于，15日八莫主阵地被中国军队攻陷。根据中方记载，原好三被击毙于乱军之中，而按照日军记载，这名东北口音的大佐，带了少数部队逃出生天，在18日夜间追上了辻政信正在撤退的部队。

此战，中国远征军击毙日军2460余名，击毁和缴获全部日军坦克和装甲车，缴获压路机及牵引车多辆，轻重机枪95挺，步枪1273支，各种口径大炮28门，还缴获日军战斗机两架。为纪念这一战役的伟绩，后来，缅甸方面特把从莫马克机场到八莫的一段公路，命名为“孙立人路”；把八莫市中心的一条马路，更名为“李鸿路”。

16日，辻政信意识到大势已去，在四野不断的中国枪声中下达撤退命令，增援八莫的日军向南坎附近尚存的日军阵地撤退，18日复归本阵。声势浩大，被称作“断二期”作战的增援行动，雷声大雨点小，最终以失败告终。

关于史迪威，真实的历史是他在离别之际，给最欣赏的老部下孙立人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　启

亲爱的孙将军：

我已被解除中印缅战区的职务，必须和您分别。在长时间的并肩战斗后就这样离开您，对我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如您所知，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军队只要有适当的装备和训练，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军队比肩，我很欣慰我们已经有机会证实了这一点。您的部队已经充分展示了中国军队的勇敢和能力，而能为此略尽薄力让我非常骄傲。没有人能抹杀我们证明了的事实。从此以后，您已是世人瞩目的军人了。您已经为一支新的、善战的国家军队打好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将能够建立起使中国自由和强盛的陆军。您应该为您的这一成就而自豪，我希望您能够忘却我们之间以往的所有误会和冲突，把我当作您和中国的朋友。

您忠实的

史迪威　美国陆军四星上将

我个人以为，这个褒奖不仅对于孙立人，而且对于远征军的中国普通战士来说，“中国军队只要有适当的装备和训练，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军队比肩”，正是最中肯的评价。

而中国人，已经在八莫的战斗中，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