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甲兵团能够这样快速进入战场，应当归功于皮克准将指挥的工兵部队。他们在战斗部队后方以最快的速度建设起一条四车道的等级公路，无论山势如何险恶，公路和前线部队的距离从来没有多于一天的路程。
尽管如此，由于时逢雨季，桥梁隧洞常被洪水摧毁，装甲兵团在开进中不得不时时越野行军。远征军给他们派来一名中国军官作向导。美军顾问理查德回忆，这名军官从不使用尺子，只用自己的拳头和手指作量具，总是能在地图上准确地估算出行进间部队的位置，这份本领令美国人大开眼界，难以忘记。
远征军车队到达昆明，车上的是工程兵英雄皮克准将。
不过，恶劣的道路使装甲兵团不得不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维护车辆并加强装备的防水。缅甸的雨季平均降水量100英寸，大大超过原来的预计。道路艰险的缅北公路，翻车是家常便饭。
与此同时，远征军屡屡派出侦察人员，从刚刚攻占的日军据点太白家（Taipha Ga，Ga是缅语“村庄”的意思）深入敌后，试图找出一条绕过日军正面防线的道路。结果证明，即便是坦克部队，也可以迂回到敌后，虽然困难很大。
3月1日，经过周密计划，完成探路计划的远征军装甲兵团第一营和新22师第66团第一营组成战步特遣队，由赵振宇和布朗亲自指挥，发动了第一次对日军的攻击。当时，三个步兵连的战士都乘坐在战车上前进，重武器、补给物资和弹药，则由装甲兵团提供24辆大卡车运送。
这是一次奇袭，他们从太白家出发，用两台装甲推土机开路，在无人的丛林中开出一条20英里的道路，从海拔6100英尺的纳拉西肯特山口翻越险峻的库芒山，穿过日军防线的薄弱之处，向纵深猛插。第一次有了这样出色的武器，中国坦克兵纷纷要求投入战斗，其中有的驾驶员的驾驶经验还不到24小时。不过，也有远征军老坦克兵回忆，那一次他们最初都以为是演习，战斗打响的时候如在梦中，直到天亮看到履带上日军步兵的碎骨烂肉，才相信自己真的是参加了战斗。
3月3日，装甲兵团突然出现在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孟关背后的瓦鲁班，就在这一天，装甲兵团与日军发生了第一次战斗。
战斗在夜间展开。根据侦察员带回的情报，日军在这一带只有少量巡逻部队。但中国装甲部队显然直接撞入了日军的即设阵地，一辆装甲推土机被敌军击毁，两辆中国坦克兵驾驶的M-3战车，仓促间中弹翻落到旁边的伊迪河中。
三
日军的火力凶猛，包括75毫米山炮、47毫米反战车炮和大口径迫击炮在内的炮弹，不断在中国装甲部队的队列中爆炸。吃惊的布朗上校判断日军兵力至少有一个大队（一千名），他推测这支日军和自己的企图一样，也是试图通过这片丛林绕袭对手后方，目的是切断正在施工的中印公路。布朗立即向远征军总部报告这一信息，在日军的弹雨中，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布朗战车上的天线先后被日军的神枪手打断四次，直到第五次更换天线才终于把电报发完。
日军的一式47毫米反战车炮，是为了对抗苏联BT战车开发的，也是缅甸战场日军的主力反坦克武器之一。
清醒过来的中国坦克部队拉开与日军的距离，利用战车的机动性调整攻击方向，兰姆伽的艰苦训练产生了成果，在中国装甲部队准确的炮火面前，只有步兵和炮兵的日军渐渐招架不住。天亮的时候，日军的防线被彻底撕裂，丢下阵亡人员的尸体和伤兵开始溃退。
一些老兵对这一夜的战斗记忆犹新。豪斯回忆，“当时我在先导车中担任炮手。我的这辆M3A3，代号是‘阿拉丁’，我把这个代号刷在了坦克的正面装甲上。这次战斗我打得比较窝囊。日军第18师团的部队隐藏在高大的大象草草丛中，因此我们未能先敌发现目标。18点30分，日军的大炮开火了，我所在的部队被日军包围，我们连有两名美国顾问和数名中国官兵战死，还有数人负伤。我们停止前进，除了车长炮手以外所有人员下车向前，在弹雨中掘开了一条战壕，车辆摆开夜间防御阵势与日军对射。第二天天亮的时候，P-51野马式战斗机投入攻击，日军败退了下去。”豪斯自己在战斗中腿、臂、手多处被弹片击伤，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送到几公里后的战地医院，在那里他接受了手术，并被送到印度阿萨姆的美国陆军第二十军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卡尔·伯克回忆这次战斗的时候，用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词句。他说，“那一仗我们打得并不好，因为大多数的官兵没有使用战车进行战斗的经验。美军顾问在炮弹爆炸的间隙，还在教授中国坦克兵怎样使用火炮。我们挨了不少炮弹，还有车辆触发了地雷。情况曾一度十分危急，布朗上校几乎决定暂时后撤，幸好这时，新22师友军的步兵投入了战斗，稳定了战线。但他们的到来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在犬牙交错的战线上，我们很难分清中国友军和日军，他们长得太相似了。战斗中，我所在的战车被日军火箭弹击穿，无线电通讯官和一名准尉阵亡，我们在日军的阵地中强突了足有四英里。”伯克可能有一点搞错了，日军在二战中开发反坦克火箭弹时间较晚，还没能装备部队，战争就结束了。击中他坦克的，可能是一发日军47毫米战防炮的炮弹。
这次战斗，中国官兵阵亡十三人，八人负伤；美军参战人员中，共有四人阵亡，五人负伤。装甲兵团损失轻型坦克四辆，两辆落入河中的中国坦克被打捞起来修复使用。
不过，日军的损失更为惨重。和装甲兵团交手的，实际是日军步兵第55联队的冈田第三大队，这个大队一个月前在打洛遭到新38师的重创，放弃胡康河谷南段入口败退下来，刚刚补充完新兵，就接到命令在师团司令部侧后方布防，因为日军发现有中国侦察兵在这一侧的丛林中出没。日军的本意是以逸待劳打中国军队的伏击，但做梦也没想到，等来的竟是一支装甲部队，这在亚洲的丛林战中就跟发现了外星人差不多。
战斗的结果是日军第三大队几乎全军覆没，大队长冈田公中佐当场阵亡，如果不是大队副官井上咸大尉冒死把他的尸体背回来，就可能被中国兵给埋在烈士陵园门口守门了。腾越的远征军烈士陵园，至今还埋着三个日本佐官的“倭冢”给看门呢。
武汉会战中，白崇禧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原本布置了一个一个口袋阵，让日军一个一个地按照他的设想来钻，可惜部队战斗力太差，每一个口袋都被钻破了口袋底。这回，白长官的痛苦，日本陆军第18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也终于体会到了。
坦克部队出发，远征军步兵登战车随同出击。
这一战的一个插曲是日军飞行师团也来凑过一次热闹，美军顾问莱昂纳多·法利（Leonard Farley）回忆：“一队日军轰炸机突然出现，并在战场上空搜索我们的踪迹。我军的战车都伪装了起来，并且开到了隐蔽位置，本来并无危险。但是，刚刚打了胜仗的中国坦克兵对着日本飞机就开起火来，目标当即暴露，日机立即开始攻击我们。虽然双方的这次交手并没给任何一方带来损失，但中国友军的这种打法，让我们觉得余悸难消。”
第三大队的溃败让日军面临一个更大的灾难：由于根本没想到一个大队在这样短的时间就被消灭，第18师团司令部孟关已经完全暴露在中国军队的面前，而且根本无兵可守。
3月5日，田中新一中将留下少量阻击部队，自己率领司令部成员撤离孟关。6日，装甲兵团第一营攻占孟关。
田中新一中将率领的第18师团总部与所属第56联队会合，很快就发现有两支盟军部队已经插到了自己身后，一支是东侧的美军“抢劫者”特种部队（直属史迪威的美军突击部队，代号5307，因为指挥官为梅里尔准将，被中国远征军称为“梅支队”），另一支就是西侧的装甲兵团。意识到自己可能腹背受敌的田中，下令第56联队向装备相对单薄的“梅支队”发动攻击，但攻势并未奏效。日军一度打到瓦鲁班附近的昆印，并把师团总部设在这里，但“梅支队”遭到打击后向中国军队求援，新38师第113团人手一口砍刀从密林中开路，及时赶到战场，使战局转危为安。“梅支队”指挥官梅里尔准将，他身边有两名黄皮肤的亲信，这两个可不是中国兵，而是美军中的日本“二世”，这些日裔美国兵在“梅支队”主要从事翻译和情报工作，打起自己的老乡来凶猛异常，让人颇想起一句中国话叫“翻脸不认人”。
此时，日军忽闻噩耗。3月8日，沉寂数日的装甲兵团利用出色的机动能力突出奇兵，一举攻占日军后方重要据点维苏家（Wesu Ga），切断了第18师团的主要补给线。闻讯的田中刚刚下达部队全线后撤的紧急命令，在昆印的总部就突遭远征军装甲兵团的猛攻，中国战车直接冲进了日军第18师团的总部！
根据当时在第三连担任射手的远征军老兵吴弼中回忆，当时日军出动了九七式装甲车试图阻击，但中方指挥官赵振宇亲率一连战车前导，冲向敌阵，在美军飞机的轰炸掩护下，终将阻击的日军装甲部队打垮。据当时在装甲兵团第一营的岳天（后升至台湾国民党军装甲兵中将司令）记录，拦路日军战车除被击毁数辆，尚存较完整的两辆被俘。日军的九七式装甲车被称作“豆战车”，自重只有4.5吨，装备37毫米炮一门，机枪一挺，高度只有1.79米，在姚明面前是真正的侏儒，用它阻击M3或者M4坦克未免有点儿天真。
失去招架之力的日军丢下一百多具尸体四散奔逃，师团长田中新一仅以身免，逃入丛林后，靠侍从在密林中用斧头和锯子打开一条“伐开路”才侥幸逃生。远征军坦克兵回忆：“当我们冲进日军司令部的时候，他们伙房锅里的饭菜还是热的”，溃败的日军不但抛弃了大量辎重和重武器，连田中的战马和第18师团的关防大印都没来得及带走，成为远征军装甲兵团的战利品。当时的装甲兵团第一连连长韩德明至今记得缴获这枚大印的情景：通讯组士兵小刘一边挥舞着关防大印一边找韩德明时，总指挥兼第一营营长赵振宇一把拦住查看，而他也冲上去，营长和连长竟然为谁来上报这个大印争了起来。“缴获的是师团关防大印，这以前是没有的事，我当时高兴得管不了对方是营长还是谁了。”韩老笑着说。营长毕竟是营长，韩德明不得不把大印交给营长。但是在上交之前，他找了一堆白纸，狠狠地盖了几十个印章留念。至此，孟关战役胜利结束，半个胡康—孟拱河谷已经落入中国军队的掌握之中。
日军的97式装甲车被称作“豆战车”，自重只有4.5吨，装备37毫米炮一门，机枪一挺，高度只有1.79米，在姚明面前是真正的侏儒，用它阻击M3或者M4坦克未免有点儿天真。
一些文献认为此战发生在胡康河谷南路要隘打洛（Daro）。但从地图上看，打洛此时早已落入中国军队手中，日军第18师团也从未将司令部放置于此。所以说，此战发生在孟关周围，似更为准确。
四
盖有第18师团关防大印的明信片，后来成了远征军给来访客人最好的礼物之一。赵振宇上校早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给自己原来在北大，现在西南联大工作的老师们，每人都寄送了一份这种礼物表示师恩难忘，恐怕也不乏炫耀战功之意。
那年头哪个教授有这样一个学生，大概感觉跟教出一个刘翔来差不多吧？
第18师团在日军中号称“丛林战之王”，打遍马来亚、新加坡罕逢对手，1942年把史迪威和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部队打得北走印度的日军中，这个师团是绝对主力。因此，孟关战役对中国军队来说，不但是找回自信的一战，而且是复仇和雪耻的一战。
然而，第18师团不愧是日军的一个王牌师团，尽管遭到重大损失，但一路撤退，仍然节节抵抗，哪怕是负伤的残兵也各自为战，拼命阻滞远征军前进的步伐。而日军缅甸方面军也很理解这个师团的重要性，先后为它补充官兵达15次之多，以至于日本投降的时候，第18师团很多部队里已经一个原来的军官都没有了。日军的这种拖延战术，是为了让其师团主力在得到补充后，能够集中兵力固守瓦鲁班以东的坚布山，以保持河谷东半部，特别是孟拱和加迈两大要点。
孟拱是胡康—孟拱河谷的出口，日军第18师团的补给基地，缅北铁路由此经过，地位重要。若能攻占孟拱，日军在缅北的第33军将被拦腰斩成两段。
3月14日，远征军发动孟拱战役，试图打通整个胡康—孟拱河谷。装甲兵团奉命配合新22师正面进攻日军坚守的坚布山要隘。日军在这里花费一年时间，修筑了坚固的永久或半永久的防御工事，将其称为“三角山要塞”。双方在这里的战斗十分激烈。崎岖的道路迫使中国远征军的战车，经常不得不在泥泞小道上蹒跚行驶，而无法如操典上要求的那样组成相互掩护的战斗队形。注意到这一点的日军常常集中火力在开阔路段攻击中国装甲部队，因为在这里的中国战车如果遭到打击很难向前后的羊肠小道疏散。除此之外，日军不断设置诡雷，在路面上伐倒大树试图卡住坦克的履带，甚至焚烧坦克即将经过的丛林。其最恶毒的招数，是使用能够贴在战车钢板上爆炸的磁性手雷和自杀式的“肉弹攻击”。
坚布山战斗中，中国步兵乘车前进，一方面可以获得战车的掩护，一方面也可以帮助视野不良的战车提前发现来袭的日军。
在这样的阻击下，坚布山山口一战中，装甲兵团先后有八辆战车被毁，大部分受创于磁性手雷和地雷。日军此战也付出重大代价，第55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管尾少佐阵亡，被迫放弃阵地后撤。
当时在缅甸采访的中国著名摄影记者王小亭，在杰布山口也亲身遇险。当时，他正在采访美军“梅支队”的Q.戴维德，忽然看到几名日军从路边树丛中钻了出来，不顾一切地扑向正在路中间的一辆M3A3战车。这些日军每人身上绑着六块苦味酸炸药，贴上中国坦克就拉响炸药，把自己炸成碎片，也炸穿坦克的装甲。王小亭曾以拍摄《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而著称，但在坚布山口没有拍下哪怕一张照片，可见当时战事之紧张，间不容发。
不过，中国人的聪明可算没得说，很快就找到了对策。李九龄回忆，第一营曾被日军的磁性雷摧毁了两辆坦克，几天没敢出击。但他们最终想出了办法，专门赶制了一种铁丝网，离坦克钢板十厘米架空焊接在装甲表面。日军的磁性雷和“肉弹攻击”因此无法直接贴在钢板上爆炸，威力锐减，就此失去作用。
4月24日，装甲兵团和新22师经过苦战，终于攻克日军“三角山要塞”，与迂回进攻的新38师在沙杜渣（Shadazup）会师，日军在孟拱外围的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装甲兵团的指挥机构跟上了第一营的步伐，把后方基地设在日军放弃的昆印。他们试图更加有效地协调新22师与装甲兵团的行动，但是最终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远征军的步兵与装甲兵协同作战，由于丛林的恶劣环境而更加艰难。
史迪威、布朗上校和孙立人。也可以看到布朗上校的大胡子。
远征军坦克部队指挥官布朗上校留着大胡子，严格来说算是违纪。
史迪威有一个习惯是亲自上前线，这有助于他更加有效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克劳福德曾在前线见到深入一线的史迪威。当时日军一部携带火炮正在转移，史迪威发现后命令一支中国部队前去截击。不幸的是，还不够熟悉坦克作战特点的中国装甲部队与步兵配合迟缓，让日军脱网而逃。为此，史迪威与布朗谈话，要求他建立一支美式纯装甲突击部队。
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一个在高级将领圈子里绰号“醋性子乔”的暴脾气老军人，却因为嫉恶如仇和平易近人深为普通中国士兵所爱戴。
布朗是一个雷厉风行的高级军官，在他和中方军官的合作努力下，一支全新的部队诞生了。1944年4月19日，12辆M4A4谢尔曼坦克到达前线，划归第一营指挥。布朗和赵振宇挑选战士用这12辆战车组成了一个“中型战车突击队”，专门作为冲击日军阵线的拳头部队。这些战车中五辆由美军驾驶，七辆由中国军人驾驶，指挥官是理查德·多兰中尉（Richard F. Doran）。美军官兵大多数也对这种车辆不熟悉，只好一面自己学习，一面教授中国战友谢尔曼坦克的使用方法，其六缸克莱斯勒引擎的同步工作尤其是一个难点。4月下旬，雨季再次来临，部件和弹药补给有些困难，但理查德中尉回忆，坦克部队的油料从来没有短缺过，同时供应充足的还有75毫米和37毫米炮弹，这大大加快了中国战车兵的训练速度。
标志显示这是一辆远征军战车，上面的装饰却极富美军的文化风格。
谢尔曼坦克后来也装备远征军其他部队，这张照片上的M4A4坦克侧面有一个白色三角标志，表示它是远征军战车第一营第二连的车辆，至于车身上装饰性女郎图案嘛……那可就没法判断是美国佬的作品，还是中国兵效仿的了。
这支突击部队火力和防御都堪称一流。原美军顾问法利回忆，他觉得自己被挑选到谢尔曼坦克部队是一种运气。因为谢尔曼厚实的装甲让人有足够的安全感。法利曾检查了一辆被俘的日军坦克，得出结论，日军战车的防御根本无法和谢尔曼相比。
估计所谓被俘的日军坦克，是日军第14坦克联队使用的九五式轻型坦克。日军在坚布山曾将这种坦克放置在两堵土墙之间组织防御作战，但面对中国军队凶猛的炮火，这种做法全然无济于事。实际上，由于日军的战术思想是用战车伴随步兵提供火力支援，一般不进行战车之间的对战，因此其参战的装甲车辆多毁于远征军的炮火和步兵火力，双方战车之间的战斗不多。法利承认，“在这条战线上，我们没有多少像其他战场上那样，进行大规模坦克战的机会。”
谢尔曼坦克组成的突击部队，使装甲兵团如虎添翼。此后的攻击过程中，尽管日军在沿潘玉河的英开塘（Inkawngatawng）、索卡道（Hwelonghka）、马拉高（Malakadwng）等据点层层设防，并配置了大量反坦克武器，但在中国远征军日益精练的炮兵、步兵、装甲兵立体攻击面前，最终败下阵来。在攻占这三个据点的战斗中，美军顾问中仅仅两名阵亡，四人负伤，数辆轻型坦克和一辆中型坦克被击毁。理查德回忆，在索卡道，日军曾派出坦克部队迎战，但面对气势如虹的我军装甲兵团自知不敌，未及交手就仓皇退逸，让远征军的官兵们有些遗憾。
不过，坦克部队的势如破竹也带来一些副作用，那就是和他们配合作战的步兵多少产生了一些依赖和消极的情绪。一名美军顾问回忆孟拱之战，“在一次协同作战中，中型坦克突击队率先攻破日军阵线，美军打头的谢尔曼战车部队一直把日军追赶了三英里之远，当我们返回的时候，却看到那些配合作战的中国步兵根本就没动窝，只是举起他们的手，比出V字型手势向我们欢呼，实在把我们气得够呛。”
说来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中国步兵在瓦鲁班的英勇，来自于打回故乡的勇气；这些中国步兵在孟拱的消极，又何尝不是珍惜能活着回家的机会呢？对这些纯朴的农家子弟来说，能这样消极一次，实在是战场上的奢侈，大多数时间他们的牺牲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那就是“一寸河山一寸血”。
对装甲兵最严峻的考验堪称英开塘之战。
五
英开塘，是潘玉河东岸一片宽阔的台地，也是日军在胡康河谷东段中心孟拱的前哨阵地。由于这里水浅流缓，可以徒涉，双方都认识到，这是远征军进攻孟拱日军的必经之路。
中国远征军曾两攻英开塘。4月29日，第一次战斗中，装甲兵团和新22师第65团一个营发动攻击，由于渡河兵力不足，寡不敌众的中国士兵败回西岸，这时，韩德明已经提升为副营长，刚刚担任装甲兵团第一连连长的李纪元指挥车辆拼死力战，试图在日军阵地上杀出一条血路，结果他乘坐的战车被日军战防炮击中，本人当场阵亡，第一连的多辆坦克受损。5月3日晚，为了打开通道，布朗上校亲自指挥了第二次进攻，他调动了57辆M3和M4战车，地面由理查德·多兰中尉指挥进攻，自己则乘坐一架L-5炮兵校射飞机，直接飞在战场上方协调装甲兵和步兵的配合。L-5步哨式炮兵校射飞机，解放军早期也曾使用过。
L-5步哨式炮兵校射飞机，解放军早期也曾使用。
英开塘的战场地势开阔，河面上被日军破坏的桥梁隐约可见。这样的战斗双方意图都很明确，无可隐瞒。隔河遥遥相对的两军，让人想起古代战争中的军阵。美军参战老兵贝克尔中士回忆，他们的谢尔曼坦克在前方安装了一副很像推土机铲刀的破障器，一辆辆远征军的坦克谨慎而小心地劈开堤坡上的植被，在河岸的几处同时开始渡河。“从望远镜望出去，场面颇为壮观。当我们爬上对岸的时候，多兰中尉下令所有坦克调整位置，整个进攻阵线摆成了一个巨大的楔形。从坦克的潜望镜中望去，对面绵延半英里的台地清晰可见，毫无遮掩。这里原来显然曾生长过茂密的树丛，如今，却只有不到膝盖高的大象草，顶端一片被焚烧后的焦黑。台地尽头，是暗青色的丛林，日军，就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炮击一直在持续，配合作战的轰炸机也频频对日军投下炸弹。多兰中尉下令，进攻开始了。”
与我们想象中美军多怕死不同，在这次进攻中，几辆美军驾驶的谢尔曼坦克冲在最前面，因为他们是最熟悉这些车辆的人员，战斗力最强，对多兰中尉的命令理解得也最准确。中国军人驾驶的坦克紧随其后。
日军的战术十分明确，就是坚决贯彻近战的原则，把中国军队放进自己的阵地再开火。这大概是因为战车的机动能力太强，日军很难在中国军队突击的重点目标前预先部署足够的部队。
由美军少尉帕西驾驶，代号“安”的谢尔曼坦克率先压响了一颗反坦克地雷，一条履带被炸断，一名日军跳上他的坦克，试图把一颗磁性雷固定在上面。就在此时，另一辆代号“东京有限公司”的谢尔曼坦克及时赶到，用机枪准确地把这名日军从车上打了下来。一名姓叶（音译）的中士射击极为准确，把炮弹直接打进了一门日军47毫米战防炮的炮膛里，赢得耳机里的一片喝彩。
代号“东京有限公司”的坦克车长是克劳福德，他的坦克参加了第一次英开塘之战并且中了12发炮弹，日军的47毫米反坦克炮无法击穿谢尔曼坦克的装甲。他始终认为，第一次攻击的失败和当时天气不好，空军无法提供有力支援有关。第二次进攻，远征军部队终于在河对岸站住了脚。“从坦克里面就可以闻到日军烧焦尸体的味道，我们冲过一片稻田，那里原来是日军的阵地。几辆M3A3停在那里，美军顾问在大喊大叫地教导中国坦克兵战术要领，其中一辆中弹被毁，被烧得面目全非。我和弹药手抢救了一名重伤的坦克兵，并把他送到后面的战地医院……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战车里还残存着这个士兵的碎肉和断骨。”
美国战地记者理查德森
在参战的中美官兵里面，有一个人是十分独特的，那就是美军战地记者戴维德·理查德森（David B. Richardson），他当时正奉命在缅甸采访“梅支队”的美军官兵，此时正坐在装甲兵团的第一辆战车里。
理查德森是美国最著名的记者之一，他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精彩万分，从圣雄甘地到以色列总理贝京，从卡扎菲上校到谋杀托洛茨基的苏联特工，无一不是他的采访对象。理查德森无疑属于那种上帝特别青睐的人物，因为在随军记者中，他独一无二的特点是不但采访，而且每每亲自参战却毫发无伤。理查德森因为战功曾两次荣获美国国会勋章。这位记者以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台打字机，一台照相机和一支步枪而闻名遐迩。
对于理查德森动辄又扔手榴弹又开枪放炮的“赤膊上阵”，行内人始终评价不一，多少有些人觉得他有战争狂和出风头的倾向。理查德森对此坦然面对，“我的看法是，当你充满恐惧时，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自己忙得顾不上多想。”他后来写道，“而在前线还有什么比端着枪开火更忙的事情呢？这样，每次到前线采访，我都给自己找个战斗位置。”
不过，这次在英开塘的战斗，理查德森自嘲是在“半梦半醒”中加入了战团。“我当时是Yank（译扬基，又译美国佬）杂志的记者，对于即将爆发的战斗一无所知。战车部队总是很有魅力，我碰上了布朗上校的时候，对他说我是个记者，想采访他的部队拿点儿一手材料。赶巧的是他们正要出发，于是上校说他们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干。我想他肯定把我当成了个添麻烦的，于是对他说，我当过B-24轰炸机的机枪手，也许跟着部队出发不会是累赘。为了说服他，我稍微吹了点儿牛，谈起我在B-24飞机的腰部枪塔曾经奋勇打退来袭的四架零式战斗机。我想我说服了他，而且估摸着他会把我放在指挥车里，给我一挺机枪。”
出发的时候，理查德森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被放在了队列最前面的战车里，而且成了该车的主力机枪手！布朗上校太缺乏有战斗经验的部下了，而且显然不知道理查德森的名气，刚巧第一辆战车的机枪手得了痢疾……糊里糊涂上路的理查德森想不到，此战之后，美国《生活》杂志是这样报道他的，“中美联军斗志昂扬，著名战地记者理查德森杀气腾腾地擎起一挺机枪，坐进了突击部队的先锋车里，恶狠狠地杀向日军阵地，要争取第一个打回缅甸的荣誉……”
一个多少有点儿二百五的美国愤青形象，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理查德森回忆：“我们扑向目标，可以听到日军还击的炮火呼啸而来，弹片打在坦克的前装甲上当当作响。每一分钟日军抛到我们头上的炮弹都在增加，我乘坐的战车被击中，一度失去了动力。战友试图重新启动战车的时候，我扣动扳机，带着无法控制的颤抖对准日军阵地猛烈扫射。‘打短点射，短点射’，有人对我大声喊，是车里的战友，‘顺着敌人打来的弹道还击。如果你看到一片桔红的闪光，那肯定是日本人的战防炮，这个威胁最大，先打它！’
“我开始对着那些闪光的地方开火。这可不是个容易的活儿，因为我们在高速移动，而我的视野在潜望镜中极窄。现在我明白别的坦克手为何都戴着口罩和手套了，因为这该死的坦克设计有问题，向后抛出的弹壳接二连三地打在我的身上，而且烫得吓人。公平地说，我当时已经被射击的火焰晃花了眼，根本不能确认目标。
“不过，我这通盲目射击显然声势骇人（大多数中国坦克兵对弹药比较节俭，也不会这样外行地乱打长点射给日军指明目标），以至于正在半空中L5飞机上担任协调的布朗上校，在耳机里困惑地问道：‘第一辆车的机枪手是哪个小子？’他后来对我在这次战斗中的评价不低，因为这通猛扫虽然多半什么也没打着，但对面的日本兵真没有几个敢在这种‘准确’的弹雨中把脑袋伸出来。这段话让我如释重负，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自己后来干脆就是闭着眼睛乱打……”
六
在英开塘死死阻击远征军的，是日军第6联队的芋生大队（大队长芋生少佐后阵亡，中国资料称为“宇生”）。此时，日军的局面十分严峻。被中国将军孙立人几次精彩的迂回作战所吸引，史迪威指挥中美联合部队对日军背后连续进行大规模的迂回攻击，使日军的战线支离破碎。
从广域而言，整个缅北战局都是中国远征军和盟军在进攻。北面，“梅支队”和新30师空降密支那，对这个日军在缅北的中心发动奇袭，第18师团的总预备队第114联队被包围在城中；南面，英军唯一积极配合远征军作战的部队温盖特旅空降温藻，切断缅北铁路，迫使日军动用英帕尔战役的总预备队第53师团回援；东面，云南方面卫立煌的远征军Y部队强渡怒江，反攻滇西，在滇西的日军第56师团据险死守，双方打成胶着。
从孟拱战场而言，新22师从正面强攻潘玉河的同时，新38师第112团迂回攻占了孟拱以西的西通，一举切断日军第18师团主力与孟拱后方之间的联系。第18师团的师团直属部队，两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和一个工兵联队，被中国远征军压缩包围在英开塘和西通之间的狭长谷地，处境十分危险。
北面，梅支队和新30师空降密支那，对这个日军在缅北的中心发动奇袭，第18师团的总预备队114联队被包围在城中。
南面，英军唯一积极配合远征军作战的部队温盖特旅空降温藻，节断缅北铁路，迫使日军用英帕尔战役的总预备队第53师团回援。
东面，云南方面卫立煌的远征军Y部队强渡怒江，反攻滇西，在滇西的日军第56师团据险死守，双方打成胶着。
值得一提的是，当日军意识到自己被包围之后，曾拼死反攻，试图夺回西通。除了包围圈内的敌军向外打以外，日军集中在英军空降温藻前，刚刚赶到孟拱增援的第2师团第4联队、第53师团第128联队和第151联队一部，从外向内全力猛攻。为了夺回西通，日军甚至在山地作战中罕见地动用了150毫米重炮。
这场被称作“西通截路之战”的恶斗打响了。面对日军疯狂的两面夹攻，第112团团长陈鸣人率部死战，利用险要的地形和日军构筑的防御工事坚守西通。在激烈的战斗中第112团伤亡惨重，曾经找到并将杜聿明将军和新22师残部从野人山中救出的功臣周有良连长就阵亡在这里。但是，这些出身寒微的中国农家子弟，以出人意料的顽强捍卫了自己的阵地，也捍卫了中国步兵忠诚坚毅的荣誉。他们扼守的西通，始终如一根钉子钉在两路日军之间。在史迪威亲自调动下，盟军飞机不断为陈鸣人部投下粮弹药品。日军狂攻一个星期，内外两军间隔只有四英里，彼此射出的炮弹都能够看到，但就是无法会合。包围圈外的日军最终弹尽力竭，带着满身的伤痕铩羽而归。在这个缅甸的无名小镇，陈鸣人打出了自己军人生涯中最精彩的一战，在缅北战场得到了“拦路虎”的绰号。
这也足够写一部《我的团长我的团》了吧！这次战斗，让我产生了熟悉的感觉。搜索记忆，那是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描述的松骨峰之战。同样夺路而逃的敌军，同样内外夹攻的血战，同样英勇顽强的中国步兵。那一战，中国陆军第112师团长范天恩同样打出了一生的骄傲。包围圈内外的美军同样鸡犬相闻，但就是无法会合。
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前面提到的远征军装甲兵团老兵李九龄，就是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一员。在捍卫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时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军人。
曾和一位当过兵的记者朋友谈起志愿军在铁原的血战，那位朋友沉默半晌，末了叹息一声，道：“保家卫国，当兵，就要当这样的兵！”
经过西通的战斗，包围圈中的敌军编制已经被打乱，伤兵满营。无法打开西通，他们得不到一颗米和一粒子弹的补充，完全靠挖野菜吃野芭蕉根活命，许多日军被饿得骨瘦如柴，连枪都拿不动了。
日军炸毁河上的桥梁试图阻挡追兵，中国坦克兵驾驶战车徒涉溪河继续追击。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新一中将一面组织对西通的攻击，一面仍然紧急搜集师团总部和各部队还能作战的人员，组成“森田部队”前往英开塘一线增援芋生大队，试图堵住孟拱河谷的西口，以便争取时间等待援军。日军一度发动反攻。但是，在这场硬碰硬的战斗中，英开塘最终还是被远征军装甲部队和新22师联合攻占。中国军队顺势攻占索卡道和马拉高，被围日军险要尽失，补给中断，无力继续抵抗，残军向公路两侧丛林中奔逃，试图觅路撤回孟拱。但缅甸险恶的丛林，让田中新一重蹈两年前杜聿明所部翻越野人山撤退的覆辙。那一次，远征军的上万将士埋骨荒山。这一次，日军也尝到了滋味，大量伤病员和体弱的日军死在撤退途中，能够走出丛林的日军不过1500余人。根据日军统计，第18师团在缅甸阵亡人员共计两万多名（含历次补充人员），有一半死在了胡康—孟拱河谷的战斗中。
看日军统计，在缅甸战场，第18师团加上补充兵员一共33000余人，战死的就达到两万多人；活下来的人员，无论负伤还是没负伤的，一共不到11000人。这与其他战场负伤、战死的人员约三比一的比例完全不符，其根本原因就是缅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无粮无药，加上疟疾和水蛭的攻击，使大量日军伤员迅速变成一摊白骨。在缅甸，日军负伤后不能救治死亡的人员，比直接战斗阵亡的还要多。
日军炸毁河上的桥梁试图阻挡追兵，中国坦克兵驾驶战车徒涉溪河继续追击。
相对来说，在史迪威的努力之下，中国远征军的医疗保障要好得多，中美双方的重伤员都能用飞机后送抢救。
击溃日军第18师团主力以后，远征军曾几次试图调动装甲部队支援在密支那的攻城部队，但由于雨季河水暴涨，缅北的简易公路多被冲垮而无法成功。因为连续战斗车辆损坏严重，人员也极为疲惫，装甲兵团参战部队后撤到印度境内的兰多伊（Rangdoi）进行休整。装甲兵团的第二营在6月到达前线，但很快发现在雨季中难以施展，同样开到兰多伊继续训练。由于雨季的影响，直到11月上旬，装甲兵团的部队才再次大规模投入战斗。
在兰多伊训练期间，值得一提的是，美军在这里将装甲兵团的维护工作全部转给了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这大大提高了中方部队的独立作战能力。根据美军记载，中方组建的技术支持部队，指挥官为Chao Shin和Hunag Te Hsin，可惜的是，因为没有中文姓名，我在中方资料中无法找到这两名负责人的名字。若是有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不妨帮忙找一找。
这是远征军野战医院中的缅甸护士在和中国士兵谈天
七
1944年11月，装甲兵团再次从印度出发，杀入缅甸战场，参加了八莫周围的战斗，一路势如破竹。
这里，据说是清朝大将傅恒征缅时屯军的重镇铜壁关，也有人说诸葛亮南征时“深入不毛”中的“不毛”，就是今天“八莫”的谐音。在八莫之战中，战车部队最初准备用于攻城，后发现八莫城中多参天老树，在前面的炮战中多被连根拔起，变成了路障，战车行动不便。因此，装甲部队改为担任从市区外的山坡上向城中炮击的任务，以掩护步兵的进攻，并随时截击日军机械化部队的突围行动。日军称，中国远征军在这一战中动用了“自行火炮”。其实，所谓自行火炮就是装甲兵团的坦克。
在八莫战斗中被俘的日军坦克，上面带有“旋风”字样。整个八莫都被远征军包围了，哪怕是写上“梅超风”呢，也跑不出去了。
这时，印度方面的中国远征军已经拿下了日军重兵死守的密支那，这一仗打断了缅北日军的脊梁骨，守将水上源藏少将在请求突围不获批准的情况下自杀身亡。云南方面的远征军也终于粉碎了日军在松山、腾越一线的顽强抵抗，夺取龙陵，收复滇西全部失地指日可待。此时的日军虽然在北缅投入的兵力大大增加，师团级番号从两个加到了六个，但斗志早已和胡康河谷战斗不可同日而语。面对装备训练都在自己之上的中国远征军，日军作战日趋消极，装甲兵团再没有遇到如英开塘那样的硬仗，作战较为顺利。
不过，令很多装甲部队官兵遗憾的是，他们一直想与曾在中国战场骄横一时的日军战车部队当面打一仗，却始终未能找到机会。在八莫战场日军曾投入装甲部队，但由于日军城防司令原好三大佐不懂装甲作战，参战的日军车辆一部分被半埋在工事中充当支撑点，多半被远征军密集的炮火摧毁，一部分因油料不足无法突围，被远征军俘获。双方并没发生坦克之间的对战。
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X部队和Y部队在芒友会师，中印公路正式开通。
但是，对装甲兵团来说，战斗并没有结束。1945年1月29日，扫荡中印公路周围日军，向新维和腊戍（即今天缅甸的果敢特区）方向进攻的远征军装甲兵团，意外地在新维门户贵街（Kutkai）与日军装甲部队遭遇，中日装甲部队的对决，居然在这个大剧已经落幕的时候发生了。
说来这也符合逻辑，在前面的战斗中，日军装甲部队一直回避和优势的远征军装甲部队正面交手，但随着中国军队的节节进逼，日军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至此双方终于迎面碰撞。
这一战是缅北战场罕见的战车之间的作战。远征军装甲兵团参加这次战斗的，包括中型战车突击队和战车第一营的第三连。令人遗憾的是，参战的美军官兵回忆这一战时，多着墨于自己所驾驶坦克的战绩，对中方的战绩描述不多。根据双方记载，这一战还原后大约是这样的。
在八莫战斗中被俘的日军坦克，上面带有“旋风”字样——整个八莫都被远征军包围了，哪怕是写上“梅超风”，也跑不出去了。
当时已近傍晚，装甲兵团的部队奉命支援步兵攻占贵街，他们并没有直冲镇子，而是沿着镇子旁边丘陵上的公路搜索攻击，以占领攻击阵地。这条山腰上的公路旁有一个小的冲击扇平原。在这里，远征军中型战车突击队的谢尔曼战车和第三连的斯图亚特式轻型战车在这里分开，轻战车部队在山麓展开，准备对贵街镇进行攻击，中战车则在上方担任警戒并提供炮火支援。
八莫战斗中被远征军俘虏的日军战车队
在谢尔曼坦克上的克劳福德回忆，贵街镇周围，环绕着片片稻田，山上则长满了比人还高的蒿草。此时，还无法判断镇子里有无日军，坦克兵们都把脑袋和肩膀伸出坦克的顶盖朝外看。就在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镇子上时，克劳福德忽然发现，山上有几个草堆动了起来，他在最初的惊讶后立即醒悟过来：那是隐藏在草丛中的日本坦克！
几乎与此同时，日军坦克对准中国远征军的战车开火了。
果然，隐藏在草堆中的，正是日军第14坦克联队所属的一队九七改式和九五式战车。这个坦克联队在英帕尔之战中损失惨重，撤退到曼德勒后于12月调往缅北，此时刚刚隶属于第18师团。由于在前面的战斗中损失过大，只剩了不多的几辆战车，这支日军装甲部队东躲西藏，始终不敢和远征军正面交手。由于当时中美联合空军已经掌握了缅北上空的制空权，日军战车部队在空袭中受损严重，眼看无法全身而退，这一次索性在山坡上设伏，试图利用近战和远征军的坦克部队拼一个鱼死网破。
和九七式原型车相比，九七改式战车保留了炮塔不在车体中线（使敌方在瞄准时容易射偏）等特点，但主炮从57毫米短管步兵炮更换为47毫米反坦克炮，增强了反坦克能力。
日军使用这种战车与远征军交手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虽然比M4坦克依然要差一点。但英帕尔一战，第14坦克联队的九七改式坦克大部分未能撤回缅甸，仅有少数几辆，打起来势单力孤，未能发挥作用。
日军这种战术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道理，在菲律宾不多的几次坦克战中，日军就曾利用近距离的伏击弥补火力的不足，取得过一定的战绩。不幸的是，在缅北战场上的远征军装甲部队此时已经久经战阵，反应极快，在发现日军坦克的同时纷纷开始转向迎战。坦克手的耳机里一片纷乱，克劳福德在大声报告日军坦克方位，指挥官下令对日军坦克开火，而在命令下达之前，谢尔曼坦克已经向日军射出了第一排炮弹。
谢尔曼坦克中唯一情况不太好的正是克劳福德的坦克，他的坦克一直有发动机的问题，经常在上坡时熄火，这时又出了故障，发动不起来了，顿时成为日军射击的死靶。另一辆谢尔曼坦克上的官兵发现他的处境危险，匆匆赶来拖带，但因为地形原因，拖索拉断也无法将其拉到安全地段。克劳福德冒着日军的炮弹跳下车来，试图排除故障，正在这时一颗炮弹击中了他的坦克……
等克劳福德清醒过来，他才发现自己的运气很好，纷飞的弹片并没有将他击伤，而他的谢尔曼坦克呢？仅仅是在炮塔下方被打了一个小洞，战斗力一切如常。
另一名美军顾问斯蒂威（Stevie）也参加了这次战斗，他回忆参战的日军坦克太小了，炮弹打上去就像穿透纸板一样。他的感受是正确的，日军大多数战车的设计只考虑抵御步兵轻武器的攻击，在谢尔曼坦克75毫米大炮的面前，确实跟硬纸板差不多。
在中美官兵镇定下来以后，这场战斗马上就打成了一边倒。美军坦克手击毁了日军一辆九五式轻型坦克，这辆坦克爆炸燃烧起来。另外两辆日军坦克被击伤，在夜色的掩护下逃出战场。中国坦克击毁日军一辆九七改式中型坦克和数辆九五式战车，但自己也有一辆斯图亚特式M3A3轻型坦克被击毁。
97改式中型坦克，是日军坦克师团的主力战车。和97式原型车相比，它保留了炮塔不在车体中线（使敌方在瞄准时容易射偏）等特点，但主炮从57毫米短管步兵炮更换为47毫米反坦克炮，增强了其反坦克能力。
斯蒂威检看了日军被击毁的战车，取了一面日军的膏药旗，带回去做纪念品。美国人没有“膏药”的概念，他们把这种旗帜叫做“肉丸子旗”。他的印象是日本坦克无论重量还是防御，连M3A3的水平都达不到。这的确是事实，在各国主力战车中，日军的九五式轻型坦克的确属于袖珍体型的，加上弹药和人员，也只有7.7吨重。虽然这种坦克在中国战场曾给装备低劣的中国步兵部队造成很大威胁，但在缅甸的战斗中，不但远征军的坦克它打不过，连卡车也可以“欺负”它。1944年12月，远征军的卡车驾驶员邓中华就曾经用美制道奇大卡车，撞翻了一辆袭击运输部队的日军九五式坦克，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对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邓中华有个儿子，后来写了本关于远征军的书，叫《大国之魂》。
远征军装甲兵团坦克上的标语很值得一看，这里写的是——突击。
撤出战斗的日军也未能逃脱覆灭的命运，远征军追击这支日军直到腊戍郊外，在那里和残存的日军装甲车辆再次交手。此时日军残存车辆主要是装甲运输车，战斗力极差。此战日军14辆车被击毁了13辆。日军装甲部队就此从缅北战场消失。
3月8日，远征军攻占腊戍，装甲兵团奉命攻击腊戍新城和火车站，由孙学明连长指挥的部队顺利完成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参战的坦克中，也有一位中国的理查德森。这就是后来《中国大历史》和《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当时是远征军一名年轻的军官。他回忆装甲兵团的时候这样写道：“芦草丛里，纵横摆着几十部轻战车和中战车，炮塔上用红白漆料涂着狰狞面目，装甲车上楷字大书‘先锋’、‘扫荡’和许多耀武扬威的字句，顶上天线杆挂着战旗。挑战的色彩多么浓厚！这几个月来，他们的战斗技术大有进步，而战斗精神，越来越近乎‘猖獗’了”。
装甲兵团在腊戍火车站歼灭日军一百余人。这次不大的战斗，也是远征军装甲部队的最后一战。
八
腊戍战斗之后，远征军装甲兵团在缅北进入休整，等待惠通桥工程完毕后归国（怒江上的惠通桥当时的承重能力，不足以承受谢尔曼坦克的重量）。1945年6月，得到中印公路物资补充的中国军队，在湘西雪峰山对日军进犯部队发动反攻，远征军中的新六军空运参战，当时也有将装甲兵团调运参战的考虑，但终未成行。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装甲兵团按照“租借法案”将战车归还美方后返回祖国，远征军战车部队的历史就此告一段落。
归国后的远征军装甲部队人员去向十分复杂。国民政府将该部人员分编入国内的装甲部队。但是，装甲兵团一部分人员，如李九龄等不愿意参加内战，纷纷退伍或开了小差，一部分人通过被俘和起义等途径加入了解放军，为解放军装甲部队的早期建设作出了贡献；还有一部分人员始终在国民党军中任职，后来撤退到台湾。不过，由于“孙立人兵变”案和原装甲兵团第一营营长赵志华“湖口兵变”的影响，这批官兵在台湾多境遇坎坷。
其实，一个“孙立人兵变”的冤案，让很多远征军出身的将领就此断送了前程。前面提到的“拦路虎”陈鸣人将军，在孙立人出事后随即被捕，一直被监禁到1975年。
装甲部队人员在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打通的路标处合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坎坷也好，星散也好，历史的汗青上，这些曾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而奋战的老兵们，早已用自己的鲜血留下了不朽的足迹。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的，或许正是说的他们。
远征军装甲兵团的战斗历程已经远去，对他们最好的纪念，或许就是史迪威在听说中国政府将中印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后的话。
这位桀骜不驯的将军对此没有丝毫感激，他表示自己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命名。他认为，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这条公路，实际上忽视了为了开通这条公路英勇奋战的普通远征军战士们的贡献，只有他们，才是这场战争中真正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