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回到武昌后几天便去世了。噩耗传来，曾国藩哀伤不已，哭道：“润芝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再难找这样的好人了。”又亲撰一挽联：“逋寇在吴中，是先帝与荩臣临终恨事；荐贤满天下，愿后人补我公未竟勋名。”派贞干代表他带着挽联和奠金到武昌祭吊。

这时，骆秉章奉调督办四川军务。曾国藩去信，向他推荐刘蓉佐幕，并详告刘蓉之才可胜封疆大任。又与官文合议，荐李续宜为鄂抚、毛鸿宾为湘抚。

这时杨载福由湖口来安庆哭临，并与曾国藩道及“载福”二字犯了今上“载淳”的讳，拟改名岳斌。又说邓翼升本姓黄，幼年丧父，随母改适邓氏，遂从邓姓，现已升至副将，例应复姓归宗，请代向朝廷奏明。

曾国藩满口答应：“改名岳斌，是对皇上的尊崇；复姓归宗，是对祖宗的孝敬。这都是大好事。尤其是邓翼升的情况，湘勇中可能不少，要借此广为宣传，鼓励大家都来积功受赏，像他那样，由皇上亲颁复姓归宗，这样的孝子贤孙几多荣耀，几多风光！”

不久，从热河行宫陆续寄来上谕，嘉奖攻克安庆有功人员：曾国藩赏加太子少保衔；曾国荃加布政使衔，赏穿黄马褂；曾贞干免选本班，以同知直隶州尽先选用，并赏戴花翎；又谥曾国华为愍烈，以彰其为国捐躯的忠烈。曾国藩接旨又喜又惧，急速发密信至庐山，嘱六弟千万千万不能下山。曾国藩注意到上谕一改过去成例，直呼湘勇为湘军，这点尤使他欣喜。他想起过去在这件事上对王錱的指责，对左宗棠的规劝，觉得自己的谨慎稳重还是对的。今后可以堂而皇之地叫湘军，而不担心遭人讥责了！

三省巡抚的实授也下来了：皖抚彭玉麟、鄂抚李续宜、湘抚毛鸿宾，一概照曾国藩所荐允准。李、毛欢欢喜喜地上任了，唯独彭玉麟坚辞不受。朝廷拿他没办法，只得改授兵部右侍郎，调李续宜为皖抚，严树森为鄂抚。

接着又运来一箱新主颁赏的大行皇帝的遗念衣物。曾国藩焚香顶礼，对着北边跪拜后，命人将箱子打开。赏物包得很严实。外面一层牛皮，牛皮拆开后，又是一层毛毡，毛毡拆开后，遗念衣物出来了：冠一顶，以上红丝结顶；青狐胲袍一件；西洋精表一只，玉搬指一件，上刻“嘉庆御用”四字；淡黄东珠念珠一串；大小橘黄寿山印章石十枚。均注明系大行皇帝生前喜爱之物。曾国藩捧着这些遗念衣物，又大哭了一场。这是第二次得遗念物了。十二年前道光帝去世时，曾国藩以正二品侍郎身分领得一件春绸大衫。后来才知是件假的，真的早让太监拿走，高价出卖了。这次远在安庆，却得到如此多如此贵重的真品，怎不令他感激涕零呢？对他家兄弟四人的嘉奖，三省巡抚完全照他的推荐任命以及这箱遗念衣物的颁赏，这三件事使曾国藩深深感到，咸丰帝虽已大行，新主对自己依然眷顾甚隆，坚决地、毫不犹豫地拒绝胡、左、彭的试探，是非常正确的。皇家的天高地厚之恩，永远不应该忘记！

“大人，王壬秋先生前来拜见。”荆七进来禀报。

“他怎么到这里来了？”曾国藩正想着时，王闿运已经进来了。

“幸会，幸会！”一别七年，王闿运显得比过去成熟老练多了，倜傥不羁的性格中更增添几分轩昂的气概。这几年，王闿运以“衣貂举人”名扬京师。这里有个故事。有次肃顺上奏章，咸丰帝看后问：“这篇奏章是谁写的？”肃顺答：“家中西席湖南举人王国运。”咸丰帝又问：“此人为何不出仕？”肃顺答：“此人非貂不仕。”咸丰帝说：“可以衣貂。”当时规矩，二品以上的大员和翰林才可以穿貂皮衣。翰林品级虽不高，因为是天子门生，故也可以享受这种待遇。从那以后，别人就称王闿运为“衣貂举人。”

“湘军攻克安庆，闿运特来向宫保和九帅贺喜。”王闿运仍像当年那样，恭敬而又大方地笑着说。

“安庆虽光复，皇上却龙驭上宾，这种时候，说什么贺喜一类的话。”曾国藩和王闿运对面而坐，将他仔细地看了一阵。

“听说你一直在肃中堂家当西席，为何有空到安庆来？”

“我离开肃中堂家有半年了，这一向一直在山东作客。”王闿运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忽然正色道，“大人，国家大乱在旦夕，闿运想求大人赐一良策以避风险。”

“壬秋此话从何说来？”曾国藩惊问。

“大人，不是晚生危言耸听，朝廷早晚必有大动乱。”王闿运平平和和地说，“大人，有人上折，叫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你知道吗？”

曾国藩摇了摇头。

“龙暤臣现尚在肃中堂家，离济宁前，我收到他的信，信上说起此事。”王闿运拿出一封信来，双手递给曾国藩。龙暤臣信里提到御史董元醇上疏，建议皇太后垂帘听政；还提到恭王赴热河行宫吊丧，并说九月底大行皇帝梓宫回京等事。看来，局势的确越来越复杂。曾国藩沉默了好长一阵子，才慢慢吞吞地吐出一句话：“我朝无太后临朝的先例。”

“正是大人所说的，不能行垂帘听政。”王闿运一副正气凛然的姿态，“纵观史册，凡女主临朝，国必大乱，晚生所忧正在此。”

在这点上，曾国藩与王闿运所见相同，但他不能像王闿运一样，如此毫无顾忌地直言。须知议论的不是前朝往事，而是当今太后，稍一不慎，就可能招致奇祸。他思索良久才说：“肃中堂才干，世上少有，有他和其他七位王公大臣辅佐，哪里还要太后操心。”

“大行皇帝临终前授了两颗印信给两位太后，一颗印曰御赏，送给慈安太后，一颗印曰同道堂，送给慈禧太后。大行皇帝说，今后上谕必须经两位太后审阅，前盖御赏，后盖同道堂，方可发出。”

王闿运这几句话，解开了曾国藩心中的大疙瘩。这些日子发来的上谕，上面都盖有这两个印章，他一直不解这是何故。他暗暗地想：大行皇帝此事办得欠思量，倘若顾命大臣拟的旨与太后意见相左如何办呢？不料，王闿运把他心中的顾虑挑明了：“大人，假使肃中堂办的事与太后完全一致，那就好办，或者太后不管事，只履行铃印手续也好办，但偏偏那慈禧太后也有才干，好师心自用，今后有戏看了。”

曾国藩的心开始紧张起来，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大事必得圣心独裁才是。太后，顾命大臣共同处理政事，的确会增加许多麻烦。皇上一贯英明，为何这事又不英明呢？

“大人，我想总有一天，太后会借她六岁儿子之口，对肃中堂他们下毒手的。”王闿运漫不经心地说。曾国藩的手却突然像被马蜂刺了一下似地抖起来。

“没有这样的事，不要乱说。”话虽严厉，但语气缓和，脸上亦无愠色。

“大人，肃中堂力矫弊政，重用汉人，尤其重用大人和湘军，是我大清兴盛的栋梁。但肃中堂也有致命的弱点，他权欲太重，心胸狭窄，我看他早晚要出事。”

曾国藩不愿意看到肃顺垮台，这对他、对湘军都是不利的。他微笑着对王闿运说：“肃中堂于你有知遇之恩，你应该指点他一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帮他的忙。”

“肃中堂这个弱点我说过多次，但没有引起他的重视。这次我特地从济宁日夜兼程赶到安庆，就是想请大人为国家，为肃中堂，也为湘军办一件事。”王闿运恳切地说。

“我为他办什么事？”曾国藩意识到此事非比一般。

“大人。”王闿运正了正身子，以素日少见的严肃态度端坐在椅子上，托出他一番深思熟虑的计划来，“当今天下形势，处在一触即发之时。肃中堂等辅政八大臣，如同卧危楼，游浪尖，随时都有灭顶之灾。以晚生看来，肃中堂一旦下台，则中国局面将无人可收拾。那时，发捻乱于内，夷人侵于外，我大清二百年江山岌岌可危。大行皇帝辞世以来，朝廷嘉奖之隆，赏赐之厚，宫保为第一人。可见无论是两宫皇太后，还是辅政八大臣，在对宫保的依畀上是一致的。故晚生环顾朝野，今日能救我大清者，唯有宫保一人而已。现在皇太后不甘于览奏钤印之虚位，要垂帘干预国是。御史明奏，太后机心，依晚生之见，均不足以制服肃中堂等。一则祖制重于泰山，二则肃中堂乃大行皇帝托孤大臣，上谕煌煌，阖朝共知。

但皇太后会走出一步棋来，这步棋为大行皇帝之失误，而肃中堂又失察，那便是与京师恭王联络，叔嫂合谋，政变于宫闱。”

曾国藩神情悚然起来，他暗自佩服王闿运对局势看得深透，分析得精辟。

“本来，”王闿运换成了平缓的口气，条理井然地说下去，“大行皇帝应该牢记周公辅成王的古训，效法本朝多尔衮辅顺治爷的先例，任命恭王为摄政王，将幼子托付与他，再嘱咐肃中堂尽心协助恭王。这样尽管新主冲龄，政局会确保稳定。大行皇帝已去，自然不能再苛论，当今之计，只有宫保自请入觐，申明祖制，说明不能行两宫垂帘听政的道理，再与肃中堂一起谒见恭王，务请恭王以社稷为重，泯灭前嫌，辅佐新主。这样，上有贤明至亲之摄政王，下有干练威断之肃中堂，外有手握重兵之曾宫保，大清朝廷即使遭遇暴风骤雨之袭击、天崩地裂之灾祸，也可上下同心，朝野协力，共度危难，稳如磐石。如此，大人对国家的贡献，将远胜攻取一城一地，千年青史，将永标大人忠贞为国之赤心！”

王闿运越说越意气昂扬，曾国藩则越听越冷静。眼前这个聪明异常的书生，为肃顺计，可谓远谋深算，处心积虑，但他毕竟是个年轻的书生，阅世尚浅。以肃顺之性情，他要执掌国家大权，岂会自请恭王当摄政王？说不定大行皇帝没有要恭王摄政，正是出自肃顺的主意！与肃顺谋此事，无异与虎谋皮，自讨苦吃。再说，肃顺跋扈，积怨甚多，恭王愿不愿意与他共事，也很难讲。若自请入觐申明祖制，肃顺、恭王两边讨不讨得好尚不可预卜，先得罪了两个皇太后，却是肯定的事。以慈禧太后之为人，得罪她岂有好处！现在是太后、顾命大臣、恭王三方在明争暗斗，三个方面不管谁胜，都必定要依靠自己，何必要介入这中间呢！在安庆静观时局变化，以不变应万变，乃是目前的最佳态度。主意打定，曾国藩笑着说：“壬秋，你的想法很好，但我一个外臣，岂能干预朝政？再说前线军事瞬息万变，也不允许我离开。”

曾国藩的断然拒绝，如同寒冬中一盆冷水劈头浇到王闿运身上，立时蔫蔫搭搭的，半天说不出话来。但王闿运并不死心，定定神后，他又托出第二个计策：“大人，你还记得咸丰四年正月，在衡州出兵前夕，晚生对大人讲的那番话吗？”

怎么可能不记得呢？当年王闿运那番说辞，使初带兵的曾国藩为之心跳血涌。现在，他已久历沙场，连克名城，对胡、左、彭的暗示规劝，他处之泰然，王闿运那番话，至今想起来，也不过如此。曾国藩似有似无地点点头。

“若大人觉得晚生刚才所说的不妥当的话，大人可在安庆首举义旗，为万民作主。以大人今日之德望之实力，晚生可以担保，不仅天下响应，四方影从，就连肃中堂也会心悦诚服地拥戴。”说到这里，王闿运偷偷地看了一眼曾国藩，只见他安然坐在案桌边，低着头，若无其事地以手蘸茶水在桌面上划着。王闿运暗思：这回可能动心了。他兴致高涨：“肃中堂常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尤其敬仰大人……”

“大人，折差送来重要信件。”荆七进来，打断了王闿运的话。

“好，我就来。”曾国藩起身，对王闿运说，“你来得正好。早几天，安庆城里一个姓曹的秀才，自称是曹子建的后人，送了一页子建的手书给我。你是行家，帮我鉴定一下，看是不是真迹。”

待曾国藩出了门，王闿运走到案桌边，只见曾国藩刚才以茶代墨写的字尚未干，仔细看时，竟是一长串“狂妄，狂妄，狂妄！”王闿运摇摇头，嘴角边泛出一丝苦笑，心头涌出一股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