沭阳以南就是六塘河，这条河在明朝叫拦马河，起自宿迁的骆马湖，东流入海，经过康熙朝治河名臣靳辅的整理，递建六坝，筑堰成塘，改名六塘河。对于调节运河水位，具有极大的功用，所以在堤堰上，一向防护严密。但河阔可以拦马，军务部署就不免掉以轻心，此时守六塘河的，正是李鸿章向他同年至好，浙江巡抚马新贻借调来的几千浙军，人地生疏，有隙可乘，赖汶光在一个大雪后的黄昏，悄悄偷渡过六塘河，直扑清江浦。

漕运总督张之万驻清江浦，深夜得到消息，大惊失色，舍却姨太太的香衾，一面派兵迎击，一面召集幕友，商议奏报。

“大帅！”管奏折的幕友看他脸色青黄不定，便安慰他说，“捻匪强弩之末，不足为患。这一窜过六塘河，浙军要倒霉，我们这里倒好了。”

“怎么说？”张之万问道：“有点儿什么好处？”

那幕友凑到他面前，低声说道：“李少帅的心太狠了一点儿，丝毫不给人留余地，现在机会来了。”

“慢慢！”张之万打断他的话问，“何以见得，李少荃不给人留余地？”

“大帅请想，李少帅入奏，说在寿光歼敌两万多，生擒万余，这‘花帐’也报得太过分了。报花帐还不要紧，不该说残匪只有数百。照此而论，东捻不全是淮军所平的吗？”

“啊，啊，吾知之矣！”张之万深深点头，“他是作个伏笔，为叙功留余地。不过，这个余地留得太宽，挤得别人无处容身了。”

“正是这话。”那幕友又说：“如果东捻南窜途中溃散，则正符‘数百’之言，现在有数千之多，而且赖汶光未死，我们这里是遇到了‘强敌’了！”

“嗯！”张之万沉吟了一会问道：“那么，你说该怎么出奏？”

“我拟个稿子，向大帅求教。”

象这种飞报军情，一向简单扼要，才能显得情势紧急，所以那幕友想都用不着想，一挥而就，送了上去——大致照实奏报，不过捻军的人数加多了，几千变成“万余”。

“高明之至！”张之万递回折稿，顺便拱拱手：“马上就拜发吧！”

这里一天亮已经鸣炮拜折，李鸿章在徐州还不知道，直到午后才接到消息，先是在六塘河北岸，协同防守的刘秉璋告警；接着防守六塘河南岸的浙军统兵官李耀南有了正式报告，说是沿河岸的长墙，有一处炮位，因为炮身发热，弹药无法装得进去，就因为这么一个空隙，才让捻军得了手。接获报告，李鸿章好半天作不得声，心里在想：“天意！”若非天意，决不能在算无遗策之下，偏偏出这么一个纰漏。诚如张之万和他的幕友所判断，李鸿章奏报弥河一役，只逸出数百残匪，是为独吞大功留余地，而这余地虽留得太宽，却是反复思考过的。照他的想法，捻匪势穷力蹇，再经此巨创，残众非投降不可，就算死不投降，一路为官军拦截打散，亦难成大股。到最后，还有一条六塘河，河上有长墙、墙上有枪炮，炮后有军队，还有什么可忧的？

谁知捻军居然在这天寒地冻的腊月里，能够人马并下，凫水而过，偏偏浙军又是如此不中用！最让李鸿章有苦难言的是，浙军是客卿，碍着马新贻的面子，他们闯了祸还不能责备。就是责备，人家也不受，他把刘秉璋摆在北岸，还有歼敌立功的机会，浙军在南岸，守住了是分内之事，守不住就有处分。一样打仗卖命，何以他自己的淮军摆在易于见功之地，特地请来的客军替人垫背？这话付之公评，是自己的理亏。

心里万分抑郁，还得打起精神来应变。东捻一向是“任勇赖智”，看赖汶光的打算还想突破运防，再有疏虞，让捻军到了运河西岸，由苏入皖，则是放虎归山，贻患无穷。因此，他一连发出上十封信，分别严饬各军，合力兜剿。

当然，淮军中最着急的是刘秉璋，不待李鸿章的命令到达，已派出亲军马队叶志超、杨岐珍，由六塘北河岸渡河，沿着运河向清江浦、淮安追击，而特以赖汶光个人为目标。

捻军一路逃，一路为官军拦截，人数越打越少，但几个主要的头目，仍有脱身之法。大势已去，逃也逃不远了，然而投降也得找地方，任三厌、李允、牛洪还存着希冀之心，决定设法偷渡到运河西岸，向驻扎在洪泽湖以南的李世忠投降。这个胜保的“知己”，原是早期太平军投降过来的，旧时伙伴，希望还能够予以庇护。赖汶光则从李鸿章以下，淮军将帅中，没有一个是他看得起的，唯一的例外是一个吴毓兰，他也是安徽合肥人，办团练当县丞起家，积功升到道员，颇得民心，此时正带兵屯守扬州，赖汶光认为投降了他，比较能得到公平的处置，所以决定奔向扬州。

于是东捻残众，在高邮附近，分为两股，一股越过运河，窜天长、六合一带，由李昭庆派马队追击，另一股就是赖汶光的十几骑，沿运河西岸南下，但扬州虽已在望，却因为刘秉璋的亲军叶志超和杨岐珍追得太紧，看样子到不了扬州就会被杀或者被擒。

于是赖汶光心生一计，弄了几套“行装”暖帽，扮成官兵，选个卢州府口音的捻军，戴上一支蓝翎，冒充淮军军官，装得吃了败仗，落荒而逃的模样，每过运河闸口，仓皇喊道：“快把闸板去掉，捻匪来了！”

这一来，真的官军一到，得重新放下闸板，让他们过去，自然耽误工夫，以致距离越拉越长。到了黄昏时分，赖汶光一行抵达扬州以北四十五里的邵伯镇，这是个水陆冲要的码头，有一名专司河防的巡检驻在那里，官儿虽小，是个肥缺。看看晚来欲雪，关津清闲，正弄了四盘一火锅在那里喝洋河高粱。就这时，赖汶光他们几个到了，一下马就用马鞭子打门。

门是开着，故意要摆官派，巡检慌忙赶了出来，一见领头的“军官”，脑后拖着蓝翎，那起码是“游击”、“都司”之类的官儿，便口称“大人”，接待到里面动问来意。

来意是要吃饭，现成就是，装了几大盘馒头来，连四盘一火锅一起吃得光光，抹抹嘴道声“叨扰”。那“军官”接着又说：“我们得赶路去见吴大人，捻匪已抄小路，直扑扬州来了！”

“啊！”那巡检大惊失色，“请问，捻匪离这里多远？”

“不会太远。”那“军官”放低了声音说，“本来不管你的事。我们叨扰了你一顿，透个消息给你，捻匪鬼得很，从俘虏身上剥了衣服穿上，冒充官军。你最好想办法不让他们过闸，拖延他一下子，好等吴大人派兵来痛剿——这一场功劳都是你的，吴大人报上去，起码保你一个县大老爷。这是因为我们吃了你一顿好的，不然，不告诉你！再跟你说一句，捻匪既然冒充官军，你只要不拆穿，他们决不敢行凶，你只想办法留难他们，不要紧！”

“是，是！”那巡检请了个安，笑容满面地说：“多谢大人栽培！”

等赖汶光他们一走，那巡检随即吩咐手下，关闭闸口，任何人不准通过。

这一来，叶、杨两军与邵伯镇巡检，必有纠纷发生，使得赖汶光更能从容处置，沿途打听到确实信息，吴毓兰带兵驻扎在扬州城外瓦窑铺，于是问清了路，冒着大风雨，直投瓦窑铺而来。

一到了那个运河东岸的小镇上，要找“吴大人”就容易了。赖汶光一行先投旅店，换去湿衣，略略休息一下，雨也住了，便即上街望着灯火明亮之处走去。到那里一看是座庙，门口架着两盏三脚竹架的大灯笼，一面是栲栳大的一个“吴”字，一面标明吴毓兰的头衔：“三品顶戴江苏即选道华字营统带”。灯笼旁边，站着数名持刀的卫士，见有一群人来，随即大声喝祝“你们，”为头的一名把总问道，“七八个人成群结队，深夜在街上游荡，是干什么的？”

“特为来见吴大人。”仍旧是曾冒充武官的那名捻军，用卢州府口音回答。

“你有什么事要见我们大人？”

“奉叶大人之命，见吴大人有机密军情禀报。”

“是那位叶大人？”

这时赖汶光开口了：“有紧要书信在此，请递了进去，看吴大人是不是传见？”说完，贴身取出一个封缄严密的信封递了过去。

那把总说一声：“等着。”拿了书信去呈递。

吴毓兰接到手一看，封面上只写着一行字：“吴大人印毓兰密升。”拆封往外一抽，一张名刺掉在地上，把总替他捡了起来，顺便看了看，就象被黄蜂螫了手似的，身子一哆嗦，失声喊道：“唷！”

见他神色有异，吴毓兰赶快抢到手里一看，名刺上写着三个字：“赖汶光”，不由得也是一惊，急急问道：“来了有多少人？”

“七八个。”

“这封信是谁交给你的？”

“一个老百姓打扮的，有五十岁左右。”

“是什么口音？”

“是，”那把总想了想答道：“两广口音。”

“那就是了。”吴毓兰说：“你别忙！”他定神想了想说：“请进来！”

“是！”

“慢着！”吴毓兰摇摇头，“你办不了这件事。赶快去请杜参将来！记住，不准你多言多语。听清了我的话没有？”

那把总也知道这是极要紧的一件事，连声答应着，去把参将杜长生请了来。

匆匆说了经过，吴毓兰认为事太突兀，交付杜长生两件任务：第一件是立即出队，巡查水陆关口，防着赖汶光后面还有大股捻军混进来；第二件是赖汶光的来意莫测，看样子是来投降，但亦难保没有别的企图，需要预先防备。等杜长生一走，吴毓兰才吩咐那把总，将“来客”先让到守卫的屋子里休息，茶烟招待，他要借这一刻工夫先看完赖汶光的“禀帖”。

打开来看不到几行，吴毓兰便觉耳根发烫，就象为人说中了隐病那样……淮军将领的毛病，纵兵殃民，争功诿过，假报胜仗，吃空自肥，以及贪生怕死，无不在赖汶光的措词尖刻的指责之下。

最后提到他的投降，自道不指望还能留下一条命来，只望吴毓兰能够把他投降的经过，据实上达朝廷，同时也提出了“不受辱”的要求。

越是如此，越见得他的投降有诚意，而多少红顶花翎的大官，他不屑一顾，独许自己为贤，这出于穷寇的“青眼”，使得吴毓兰自己都辨不出是何滋味？定神细想一想，唯有公事公办，法内施仁，照这八个字来处理这一场始料所不及的功劳。

于是他一面派人召请幕友来商议，一面传令把赖汶光带上来。

“赖汶光投降。请吴大人替我作主。”赖汶光和他的从人都跪下磕头。

吴毓兰站着受了他的头，同时伸手虚扶了扶，“起来，起来。”他说，“你的禀帖我看过了。我不难为你！”

“谢谢吴大人。”赖汶光的神情很激动，“汶光唯求速死！”

“我知道你的心境，你先好好息一息。只要我力所能及，一定给你一个痛快！”说到这里，吴毓兰喊道：“来啊！给带下去，好好安置！”

于是赖汶光被安置在一座与外隔绝的跨院里，吴毓兰派了他的亲信看守，关防极其严密，而起居特别优待。一宵过去，第二天早晨拿了笔砚来，让他写“亲供”，赖汶光趁此机会，又把淮军大骂了一通。

吴毓兰把他的一个禀帖，一份亲供拿在手里，颇感为难。照幕友的建议，这两个文件不必报上去，免得“上头”看了不高兴。同时也不必说老实话，赖汶光“就擒”，东捻就算平服了，九转丹成，那是多大的战功？何苦有机会而不铺张？

“话是不错！”吴毓兰心想，如果照此办法，不也就跟赖汶光所痛骂的那些人一样了吗？因而欲言又止地，极费踌躇。

商量的结果，吴毓兰先办了个简单的公事，飞报李鸿章。

这时禀帖和亲供的内容已经泄漏了出去，各营官兵都以此为话题，议论纷纷，吴毓兰得知这种情形，觉得隐瞒真相，甚为不妥，决定照实呈报。

很快地，李鸿章派了一名文案到扬州，传达秘密命令，要吴毓兰重新呈报，主要的是要湮没赖汶光的禀帖和亲供，同时也不能说他自行投降，是为官军四路兜剿，力竭就擒。

到此地步，他也就不必再坚持原意，反正已经照赖汶光的话做过，可以问心无愧。于是跟派来的文案商量着另拟了一通公文，让李鸿章据以出奏。

当然，等李鸿章奏报出去，又有一番改动。吴毓兰的原禀是说，赖汶光一到扬州东北湾头地方，他接得消息，立即出队迎击，捻匪四散溃逃，官军分兵四路追截，亲自督饬游击梅宏胜、吴辅仁，参将杜长生，沿运河追杀，遇贼於瓦窑铺，其时正大风雨，昏黑莫辨，混战到五更时分，捻匪看见官军四面包围，无路可逃，于是“纵火焚屋，冀乘之以逸”。官军冒火冲进，吴毓兰在火光中看见一个“骑马老贼手黄旗指挥”，知道他是捻匪头目，就连发数枪，把他连人带马，击倒在地。擒获一问，才知是逆首伪遵王赖汶光。

如果照此一报，生擒赖汶光的功劳以吴毓兰为首，就会冲淡了刘铭传他们的战功，所以李鸿章出奏，极力表扬刘铭传等人的战功，以及一路南追，如何奋勇，以致赖汶光穷无所归，然后把吴毓兰轻描淡写提一笔，仿佛刘铭传打到那个样子，赖汶光已经半死不活，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他抓祝到了年底，京里赏功的谕旨颁到了，膺懋赏的第一个是刘铭传，赏给三等轻车都尉，其次是李鸿章、郭松林、杨鼎勋、善庆，都赏次轻车都尉一等的骑都尉世职。所不同的是，李鸿章原已封了伯爵，加给骑都尉的世职，便有两个儿子可以承袭，同时伯爵并有别的世职，承袭的次数便可加多，只要大清朝皇祚绵长，李鸿章的第十九代子孙，也还是“肃毅伯”，不过此刻他连一个儿子都还没有。

最“实惠”的是潘鼎新和张之万等人，都赏了头品顶戴。此外淮军出力将领，以及与剿治东捻直接有关的大员，无不连带叨恩。曾国藩和安徽巡抚英翰，也是赏给世职，丁宝桢和曾国荃都开复了革职的处分，比较委屈的是刘长佑，当过“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被革了职降为三品官儿，此刻亦不过赏加二品顶戴。

但最委屈的却是吴毓兰，上谕上根本就不提他的名字，更谈不到奖赏。这使得李鸿章很不安，他心里明白吴毓兰虽未生擒赖汶光，而赖汶光却非吴毓兰不降，倘或赖汶光潜逃无踪，或者悄悄自尽，生死成谜，东捻就不能算是全部肃清，这一层关系到全局的结果，他不能不承认吴毓兰的功绩。于今赏功诏令，独独吴毓兰向隅，怕他心里不平，把实际情形散播出去，会引起很大的纠纷，所以急着要加以安抚。

于是他又派了一名幕友，专程到扬州去看吴毓兰。出人意表的是，吴毓兰的态度异常平静，丝毫没有怏怏不满之意。

屏人密谈，那名幕友表达了李鸿章的关切和安慰，说吴毓兰受了委屈，希望不必介意，等一过了年，李鸿章就会保他，好歹要给他弄一个实缺。

“多谢爵帅的美意。”吴毓兰答道，“我亦不敢贪天之功。

反倒是这样子，能让我安心过个年。”

还怕他是矫情，那幕友不能不问一问明白：“这倒有请教。”

“说句实话，赖汶光总算看得起我，拿他的性命来换我的顶戴，自觉不是滋味。”

李鸿章的幕友，自然都是很读了些书的，能够体会吴毓兰的心境，此中有个“义”字在内，所以深深点头称是。好在他此来是衔命安抚，只要吴毓兰心无不平，不会闹出事来，他非所问，因而敷衍一阵，第二天就赶了回去复命。

这时李鸿章已回驻山东济宁。腊鼓声中，将星云集。从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十岁那年最后一次出巡，登泰山、谒孔陵以后，济宁城内，从末见过这么多的红顶子，也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兵，好的是打了胜仗，不会象溃败官兵那样骚扰。

又是胜仗，又是过年，当然要发恩饷。不论湘军、淮军士兵饷多饷少，要看长官用度的奢俭，手面的松紧。带兵官还有一个彼此相传的心法，士兵的饷就算全数领到了，也不可发足，说是弟兄一有了钱，喝酒打牌逛窑子，就不肯拚命打仗了。至于那些扣着的饷，要留在紧要关头，作为招募死士选锋之用。现在东捻剿平，李鸿章已立即开始裁遣的计划，仗不必打了，发饷不该再打折扣，传谕粮台，每人发欠饷两个月，恩饷一个月。还有三个月欠饷，他已经找新任江苏巡抚丁日昌，仿照左宗棠的办法，在上海“借洋帐”。关税已为左宗棠捷足先登，奏准作为借洋帐的担保，亏得还有水陆关卡，见货抽税的厘金可用来还债，所以这笔洋帐一定可以借到，供他以发欠饷作路费来裁撤淮军。

驻在济宁四周的军队，过了很热闹的一个年，钦差大臣行辕，也是日日大排筵宴，慰劳庆功。李鸿章表面上兴致很好，暗地里心事重重。第一件是李允、任三厌等人，逃到盱眙，正为李昭庆包围，将次就歼时，忽然李世忠开圩收容，说是奉了安徽巡抚英翰的命令招抚。

接着，果然是英翰派了差官，拿着令箭把李允、任三厌这几个匪首捉了去，据说要由李世忠带着他们到山西，去招降由陕西逸出的西捻张总愚。李鸿章深知李世忠就靠不住，怕英翰受愚，别生枝节，依然要牵连到他身上。

第二件是裁遣淮军尚未奉旨，刘铭传却已坚决求去，酒后的牢骚极多。此外郭松林、潘鼎新也要请假回籍，变成把办理善后的一副千斤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肩上。

转眼就是同治七年，大年初一上午，淮军将领正替李鸿章拜完了年，突然兵部“六百里加紧”的专差到了，打开廷寄一看，不准李鸿章缴销关防，裁遣淮军亦只准了一半，淘汰老弱，得力可用的，仍当留营，接下来又说：“河北防务吃紧，刘铭传所部，最为得力，着饬该提督将所部稍微休养整顿，即移得胜之帅，驰赴豫省，相机防剿，毋令晋捻得以奔突。至将士久役于外，敌忾同仇，朝廷既悯其劳，且嘉其勇，未可遽萌退志，着该大臣加意拊循，以示体恤。”

淮军大将中，就是刘铭传去意最坚，偏偏朝中就挑上了他，然而这又不是铭军一支的调动，不准缴销钦差大臣的关防，则意味着打了东捻还要打西捻，这在李鸿章也是万分不愿的事。

“还是饶不过我，饶不过淮军！”他向部将问计，“大家看，如何才搪得过去？”

“这个仗不能打！”

是刘铭传第一个发言，他解释了这个仗不能打的道理，第一是事权不专——张总愚已由山西窜河入南卫辉一带，预备由大名府进窥河北。此刻奉诏保卫京畿的军队，有直隶的直军、河南的豫军、安徽的皖军、山东的东军、山西的晋军、黑龙江的马队、崇厚的洋枪队、神机营荣禄的威远炮队。而被李鸿章指为“放贼出山”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由陕西追到山西，却又精神抖擞地上了一道奏章，说山西泽潞一带，积雪难行，决定不避艰险，由平阳向西，横越太岳山，出峻极关这一条捷径，直趋邢台等地，往南迎击。这么许多将帅在大河南北，论资望，接刘长佑而任直隶总督的官文为首，论办事，左宗棠跋扈而不替人留余地是出了名的，此外那些旗营的统领，没有一个没有来历，谁也惹不起，所以淮军一去，吃力而不讨好。

“还有饷！”刘铭传说，“打东捻跟两江有关，两江筹饷，犹有可说，此刻去打西捻，跟两江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两江筹饷，一定不会痛快，饷源不继，这个仗怎么打法？”

这一层，李鸿章比刘铭传更清楚。不过他只谈别人，不谈自己。刘铭传是奉旨驰赴河南会剿，粮饷用不着他担心，不论来自何处，总有粮台替他在办，然则他何以不谈自己？开拔到河南的事，到底如何了呢？

这只要稍微多想一想，就可明白。刘铭传不但不愿到河南，甚至谈都不愿谈，以他现在的功名勋绩，说是要去受刚刚才蒙赏了头品顶戴的河南巡抚李鹤年的节制指挥，这不是笑话吗？

因此，李鸿章就不必再问他了。心里打算，张总愚还未进入河北，有各路人马，分道勤王，总可以把他挡住，贼势一缓，朝廷不追，便可不了了之。所以对于那道”六百里加紧”的廷寄，决定置之不理。照旧让那些将领们纵饮豪赌。

但除他以外，各地督抚和统兵大臣，却是奉命唯谨，至少表面是如此，一个个都是飞章奏报，奉到诏旨，克日启程勤王。朝廷也几乎无一日没有指授进剿方略的廷寄，这些密谕，大多有“各谕令知之”的字样，所以李鸿章对于局势的演变以及朝廷处置的经过，相当了解。

终于有一天，他发觉情势不妙，不但剿西捻的各路人马，都已兼程赴援，相形之下，自己变得很落后，而且剿平东捻的善后事宜，自己也管不到了！赖汶光奉旨正法，是漕运总督张之万所经办。任三厌、李允、牛喜子在安徽巡抚英翰那里，朝旨以此“三犯流毒数省，生灵受害无数，被剿后穷蹇无路，始行投诚，势难再事姑容”，特命英翰“审讯明确，就地尽法处治，以快人心而申国宪”，不说“正法”而说“尽法处治”，于是李世忠玩了花样，说服英翰，只杀了一个李允，把任三厌改名为“任三应”，说是在扬州河里淹死了，牛喜子则说他“从逆未久，首先投诚，情稍可原”，得以免死。

“这些话是怎么来的，我竟不知道！”李鸿章对他的幕友表示，要敷衍敷衍朝廷，免得孤立。然而，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