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往各省的上谕，第一个看到的是近在畿南的曾国藩，实在是听到。曾国藩事必躬亲，加以写字看书之外，还要围棋一局，目力大伤，右眼已到了昏蒙不能辨物的地步，经他的家人幕友力劝，每日闭目静坐的时候居多，一切公事，都是幕友念给他听。

念到丁宝桢拿获安德海，奉旨正法的明发上谕，曾国藩瞿然动容，睁开眼来，“稚璜真是豪杰之士！”他说，“听了这个消息，我好象目中浮翳一去。”

“这事原在意中。”他的幕友薛福成说。

曾国藩想起来了。这年四月，薛福成应邀到保定，路过济南，因为他的弟弟在丁宝桢幕府中，所以有半个月的勾留，当时就听丁宝桢亲口说过，接到京中的信，安德海有出京之说，倘或经过山东，一定饶不了他。薛福成曾把这话告诉过他。

“虽在意中，还是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我应该惭愧。”

曾国藩已引咎自责，幕友们就不便再谈这件事了。接着再念别的公文，然后又念各处的来信。第一件是李鸿章从夔州寄来的，有人参了四川总督吴棠一本，说他贪黩，凿凿有据。

恭王碍于慈禧太后的关系，不能认真，但又不能不办，几经斟酌，奏请派湖广总督李鸿章就近查办，因为李鸿章最会做官，一定了解其中的奥妙，会替吴棠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且湖北靠四川以盐课接济，每年有上百万银子之多，以“公谊”来说，李鸿章亦不能不替吴棠遮盖。

由于往返需要四、五个月，所以李鸿章是奉旨“带印出时的，舟车所到之处，就是湖广总督的行署，照样有全班幕僚替他办理文牍。这封写给曾国藩的信，除了问候以外，便是替吴棠解释。念完一段，曾国藩摆一摆手，示意暂停，他要把李鸿章的话，先辨一辨意味。

在平常，这些信是不容易为幕友看到的，李鸿章的言外之意，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心里体会。现在既已公开，不妨进一步谈一谈，于是他喊着薛福成的号问：“叔耘！少荃未到成都，似乎已经成竹在胸，照你看，他这些话，何必先告诉我？”

“这也是尊重师门的意思。而且……，”薛福成苦笑道，“少公的处事，爵相深知，何劳下问？”

曾国藩点点头，心里在想，李鸿章常常有话自己不肯说，善借他人之口，这封信的意思，是要自己先为吴棠辩白几句，为他将来替吴棠开脱作伏笔。此事不急，摆着再说好了。

“请念下去。”他说，“不知道他去看了春霆没有？”

鲍超是夔州人，盖了一座极大的宅子，家居养病，已有两年，李鸿章自然没有不跟他见一面的道理。“下面正就是谈春霆，”薛福成看着信笑了，“春霆有复出之意，爵相，你猜春霆想干什么？”

曾国藩沉吟了一会问道：“莫非想开府？”

“爵相真正是知人之明！”薛福成笑道：“霆帅想当云贵总督，未免匪夷所思。”

这确是有些匪夷所思。历来封疆任用汉人，在资格上虽不比部院大臣那么严，通常都须两榜进士，吏、礼两部更非翰林出身不可，但督、抚下马治民比上马治军的时候多，不通文理，无法胜任。现在的云贵总督刘岳昭，是曾国藩的同乡，以军功起家，业绩多在四川、云南、贵州一带，他能够做到总督，虽多少是靠官运亨通，毕竟也还是秀才的底子。至于鲍超，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几乎不识什么字，想当总督，未免太不自量。

只是曾国藩涵养功深，为人忠厚，而且鲍超是他的“爱将”，所以不肯露一点诽笑的神色，“这也无非是想以遣功自见。”他说，“其志可嘉！”

可嘉之外，就是可笑可怜了！薛福成知道曾国藩不喜欢听刻薄话，便笑笑不言，继续往下念李鸿章的信。

信中谈到四川酉阳州的教案，朝命李鸿章就近查办，已有和平了结的希望，他特为告诉曾国藩，也就是期望“老师”对他支持。曾国藩以大学士兼领直督，国家重臣，且又近在京畿，朝廷遇有大政，亦往往咨询他的意见，如果问到酉阳州的教案，有了李鸿章所提的办法，他就易于作答了。

听完信，曾国藩不胜感慨地说：“洋务不难办，难在办教案，教案亦不难办，难在自己人的意见太多。”

这已是含蓄的话，“意见太多”四个字，实在是指倭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国之外，还有外洋的道学先生，是真道学也还罢了，还有徐桐那班听见“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学。薛福成和他在曾国藩幕府中的同事，通达的居多，这时便因为曾国藩的感慨，引起了一番冗长的议论。

教案之起，由来已非一日。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极一时，这是因为圣祖的祖母孝庄太后，就笃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个德国人，华名叫做汤若望，明朝天启年间到中国来传教，由徐光启的举荐，入翰林院供职。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蚀，用“大统历”、“回回历”推算时刻，统通不准，只有徐光启用西法推算，有如预见，于是特开“历局”修新历，由汤若望参与工作。他又会修“火器”，所以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师，辅臣李廷泰督师剿贼，特地把汤若望带入军中管枪炮。

入清以后，汤若望一面传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监正。孝庄太后和世祖母子对他极其信任，圣祖能正储位，就因为汤若望一句话，说他已经出过天花，可保无虞。顺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驾崩，越显得汤若望有先见之明。因此，圣祖对他亦异常尊信，修明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亲倡行。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缘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对了！闽浙总督满保首先于雍正元年上疏，说“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闻见渐淆，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余俱安置澳门。

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

世宗准了满保的奏请，给了半年的限期来迁移，同时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这还都是因为圣祖崩逝未久，他仰体亲心，格外宽厚之处。到了雍正三年，更严禁入“西洋教”，这个禁令，过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先胜后败，结果订了赔款割地的《江宁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这“五口通商事务”由两江总督兼理，兼授的官衔，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英国人一心想通商，法国人注重在传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黄埔的一条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三十五条的《中法商约》。接着，法国公使克勒尼，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据情转奏，礼部议定，准在五个通商海口，设立天主教堂，但“不许奸诱妇女，诳骗病人眼睛”，洋教士为人治病，有时会动刀，所以民间有洋人挖眼睛的传说，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别申明约束。

自此以后，信教的人渐渐又多了，此辈被称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从士大夫到老百姓，无不深恶痛绝。“忘本”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同时教民中亦难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势力，欺压乡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则群殴，大则杀教士、烧教堂的“教案”，层出不穷，没有一个地方官听见“教案”二字不头痛。

到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内犯京师，文宗仓皇逃难到热河，订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所订的中法条约，准许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国教士得在各省租买田地，起造教堂。这一来，“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杨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衅，同时中法条约中又规定地方官“滥行查拿”教民，须加处分，因此，遇到“教案”，总是教民占上风。民教相仇，积渐成了难解难分之势。眼前就有贵州遵义和四川酉阳州两起，迁延日久，使得法国公使罗淑亚无可忍耐，竟自称“外臣”上奏，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居然亦为他代递“外臣”的奏折。两国的交涉，变成内部的纠纷，好象部院之间，各有主张，唯待军机议奏，皇帝裁决。

为此，把文祥气出一场病来，亦为此，加派沈桂芬在“总署”行走，免得董恂再胡闹。

曾国藩的幕友，议论教案到此，无不浩叹。由董恂又谈到崇厚——他是咸丰十年新开的北方三个通商口岸：天津、牛庄、登州的“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务好手，但他办洋务，只是一味媚软，纵容得洋人气焰甚高。大家都认为这不是好现象，总有一天因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变故来。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开，误会益深，这才是隐忧。”

曾国藩接着便举了个例，从他到任以来，好几次有人拦舆告状，说有小孩走失，是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采生配药”，请求伸冤。

“这是野番凶恶之族都不忍为的事，西洋文明各国，如何会有此残忍的行为？以理而论，决无其事，然而你跟百姓说不清楚，如之奈何？”

但是，天津一带，不断有孩子走失，那是事实，曾国藩接到状子，除了严饬地方官查拿“拐子”以外，不能再有什么处置。虽然有好些状子中，指控天津东门外，运河西岸的“慈仁堂”，收养孤儿、弃婴，不怀好意，曾国藩却未肯轻信。只是有个打算，等有机会要亲自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机会很快地到了，这年十月间，出省勘察永定河浚深的工程，到了天津，总督出巡，煊赫非凡，天津的道、府、县，一起随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曾国藩接上岸，驻节在长芦大盐商查氏的水西庄。查勘了盐政、校阅了崇厚所统率的洋枪队和洋炮队，然后请查狱讼。

这是他到任以后，决心要办好的一件事。曾经亲手编写了一篇“清讼事宜”，通饬各州县，限期将积案办理清楚，遇到重大的案子，提省亲自审阅，每次出巡，亦必定要亲临州县衙门，查核办理积案的情形。在天津，他最注意的，就是告教堂拐孩子的状子。

因为右眼昏蒙不明的症状，越来越重，他依旧只能听，不能看，听完天津县知县刘杰的“面禀”，他说：“拐走孩子的状子，有二十几案，一案未破，其故何在？总有个说法，我倒要听听。”

“回中堂的话，实在惭愧。”刘杰满脸惶恐地说，“盗案都破了，就这拐案不能破，卑职也困惑得很，唯有严饬差役，加紧缉捕。只是其中有一层关碍，卑职跟崇大人回过，崇太人一再吩咐要慎重，事情就不免棘手了。”

“噢，是何关碍？你说！”

“拐了孩子去，总有个着落，男孩子卖给跑江湖的，用鞭子打出一身功夫，用来敛钱，眉清目秀的女孩子，卖入娼家，长大了好作摇钱树。”刘杰加重了语气说：“卑职派人明查暗访，就是没有这样事，这就不能不疑心到慈仁堂了。”

“不错，慈仁堂！”曾国藩很注意地，“我正要问慈仁堂，是个育婴堂是不是？”

“慈仁堂也是教堂，规模大得很，有念经的、有读书的、有看病的、也有育婴堂，收容的也不尽是婴儿，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都有。虽说是做好事，不过，花钱买好事来做，就不大近人情了。”

“‘花钱买好事来做’，此语甚新，我倒有点想不明白。”

“是这样，凡有人送孤儿弃婴到堂，堂里的洋尼姑发钱奖赏。中堂请想，不管育婴堂、养济院，送进一口人去，总要说好话，才肯收容，博施博众，尧舜犹病，洋尼姑买好事来做，岂非不近人情？”

“这也不尽然。”曾国藩想了想说，“你是说拐子拐了人家的孩子，是当作孤儿、弃婴，送到慈仁堂去领赏了？”

“正是！”刘杰答道，“卑职跟幕友商量过不知多少次，想来想去，只有慈仁堂是个可疑之处，倘或能入堂搜一搜，真相或可大白。不过崇大人……。”

他虽没有再说下去，曾国藩心里明白，是崇厚怕此举引起交涉，不准刘杰这么做。

“进堂搜查，自有不便。你派人在堂外稽查，遇见形迹可疑的，加以盘诘，有何不可？”

刘杰何尝不知道这么做？只是慈仁堂每天进出的人，不知凡几，一入堂门，便成禁区，遇有形迹可疑的，要想盘诘，亦有不能。不过这话要照实而言，便变成与“中堂”抬杠，所以刘杰这样答道：“是，卑职原也这样办过，只以差役不力，未有结果。现在既奉宪谕，卑职再着力去办。”

这些悬案，对刘杰的督饬，也只能到此为止。但在高一级的层次上，曾国藩另有打算。

他想亲自到慈仁堂去看一看，因为民教相仇，症结就在百姓对教堂的误解，到底这误解何由而生？非亲身体察，不能明白。明白了，然后可以对症发药，逐渐消弭。

他跟崇厚谈了这层意思，崇厚极力劝他打消此意，认为以他的身分，不宜轻临非尧舜孔孟之教所许的西洋教堂，否则，一定会有言官，以“大臣轻率，有伤国体”的话头，上奏参劾。曾国藩一向忧谗畏讥，想想不错，听了崇厚的劝。

等回到保定，因为舟车劳顿，公事又多，曾国藩的眼疾，越发重了，而岁尾年头，不如意的事，纷至沓来。先是贵州剿治士匪不利，朝命李鸿章带兵入黔。李鸿章万分不愿，以贵州多山地，不便马队驰骋，必须“改马为步”，重新编练步营，又说“苗疆军务，雍正、乾垄嘉庆三朝，皆未能克期底定，今蹂躏更久而广，饷源更狭而绌”，必须先筹饷运粮为借口，迟迟不肯出剩这些令人烦心的事，李鸿章都要写信给“老师”发牢骚。

不久，甘肃的军务，又受大挫，老湘营的名将刘松山，阵亡金积堡。朝廷怕左宗棠支持不下，改了主意，降旨命李鸿章赴陕援剿，这一下李鸿章越发不愿。他最头痛的事，就是跟左宗棠打交道，因而仍旧在“马、步”之间做文章，说已将马队撤改为步营，如今奉命西征，身边竟无一骑，何以平乱？而能征善战的刘铭传马队，则要留着拱卫京畿。这样借故拖延着，希望“老师”从中斡旋，朝廷能够收回成命。

然而最使曾国藩烦忧莫释的，还是两江的情形。戡平大乱，急流勇退，曾国藩当时首要的举措，就是裁撤湘军。他自觉这件事做得很干净，但湘军在江宁的无数，刚刚被裁时，手里都有些从战乱中得来的财货，而曾国藩又颇讨厌湘军回湖南去求田问舍，所以在江宁落户的很多。日子一久，坐吃山空，不免有流为盗匪的，而马新贻居官，最看重的就是地方秩序，对散兵游勇，约束极严，寻常盗匪，还可以照例一层层审问，如果是散兵游勇抢劫，一经被捕，责成“该管道府，就地正法”，这是奏明在案的。

为此，被裁的湘军，对马新贻大为不满。在他们的想法，“九载艰难下百城”，江宁的克复，洪杨的被灭，都是曾家和湘军的功劳，曾国藩当两江总督都“太细了”，既然朝廷要调他为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那么两江总督应该仍旧归湘军领袖接充，最有资格，也是最理想的人选，自是“九帅”。不得已而求其次，让李鸿章来当，也还说得过去，因为他跟湘军关系很深。谁知会落到一向在安徽做官的马新贻身上，这是从何说起？

本来就心怀不平，加上马新贻的处置过于严峻，因此在江宁的湘军旧人，跟这位籍隶山东，身在教门的总督，感情搞得很坏，不断有人来向曾国藩诉苦。他除了劝慰以外，不愿再有什么表示，其实也是无法有什么表示，人已离开两江，再去过问两江的事，不但为情理所不容，而且也犯朝廷的大忌。这一来，五中忧烦，右眼失明，而且得了个晕眩的毛病，唯有在黑头里闭目静卧，人才觉得舒服些。

于是，各方所荐的医生，纷至沓来，文祥荐了一名七世祖传的眼科，崇厚也荐了一名洋人来看。用药各异，但有个看法是相同的，曾国藩必须好好调养。因而在四月间，奏陈病状，请假一个月调理，期满又续假一个月。他的打算是，这样续假几次，便要奏请开缺，纵使不能无官一身轻，回湘乡安度余年，至少可以交出直隶总督的关防，回京去当大学士。位尊人闲，在昌明西学、作育人才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才是自己的“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