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心殿地方太小，太后又不能出临外朝，决定在乾清宫西暖阁集会。奉召的一共十九个人，区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亲贵，惇王和孚王。第二是重臣，官文、瑞常、朱凤标、倭仁四相，以及恭王为首的军机四大臣。第三是近臣，御前大臣醇王、景寿、伯彦讷谟诂，弘德殿行走的将相，翁同龢、桂清、广寿。第四是掌管洋务的总理大臣，董恂、毛昶熙。除了孚王以外，其余十八个人都在近午时分到了乾清宫，由惇王带班，进殿行礼。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跪在东边，其余的跪在西边。

乾清宫是天子的正寝，在康熙以前，皇帝临轩听政，岁时受贺赐宴，以及日常召见臣工，都在这里，是内廷中规制最宏伟的一座宫殿，广九楹、深五楹，象征“九五之尊”。中间三楹设宝座，楣间有块顺治御笔的匾：“正大光明”。自从康熙末年闹出“夺嫡”纠纷以后，从雍正开始，废除了立储的制度，皇位的继承，由皇帝御笔书名，锦盒密封，这个锦盒就藏在“宫中最高之处”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

左面三楹为东暖阁，原名“抑斋”，自从高宗因为得了绝世奇珍王羲之父子的三通帖，珍藏在此，所以又题名为“三希堂”，右面三楹就是西暖阁，题名“温室”，高悬高宗御制的一篇“乾清宫铭”。其时正当全盛，高宗又享大年，所以铭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六句话：“五福敷锡，万国咸宁，敢恃崇居，惴惴矜矜，益慎体乾，惟皇永清。”现在，两宫太后及十五岁的皇帝，就是坐在这篇铭文之下，为了“一国不宁”，召见“惴惴矜”的亲贵重臣。

分班行了礼，所有的太监都奉命退出殿外，这时慈禧太后才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天津的教案，没有想到闹得这么厉害！现在法国人蛮得很。曾国藩的折子，想来你们都在军机处看过了，要办地方官，要拿杀洋人的百姓，这件事该怎么办？我们姊妹俩想不出主意，所以找大家来商量，有话，你们尽管说！”

这样的场合，第一个说话的应该是惇王，他是早就预备好了的，片刻沉默以后，开始发言：“曾国藩不是不讲理，不体恤下属的人，他这个折子，也是大不得已。不过民为邦本，民心一失则天下解体。所以这件事要慎重。”

这几句话说了等于没有说。在他肩下的醇王就不同了，一开口就显得很激动，“民心宜顺！”他大声说道，“天津的地方官也没有罪，张光藻跟刘杰，平时的官声很不错，他们当然不能偏袒教民，讨洋人的好。事情闹开来，全怪那个丰大业太野蛮，拿枪就打，这还成话吗？如果说中国的使臣，在他们法国也是这样子蛮不讲理，枪击职官，不也一样要犯众怒吗？至于陈国瑞路过天津，说了几句嘉许义民的话，正见得他忠勇性成。在法国看，他们有罪，在中国看，何罪之有？他们的罪，是总理衙门给安上的，咱们自己还在查办，总理衙门倒先替天津的义民认了罪的。给法国公使的照会，说什么天津的‘举事者’，等于我‘大清仇人’，这种措词太失体了！还有人说，天津的百姓，无缘无故杀法国人，不过借此抢劫掳掠。诬责义民，于心何安？”

那段话是宝鋆说的，他不能不申辩：“启奏两位太后跟皇上，七爷的责备，奴才不能受！烧教堂的时候，有人大抢特抢，是有案可稽的。”

“趁火打劫，总是有的。”慈禧太后为他们排解，“这一层，现在不必再提了。”

“臣有申辩。”董恂接口高喊。

“好！你说吧！”慈禧太后告诫：“就事论事，别闹意气。”

“是！”董恂用含冤负屈的声音答道：“臣等奉旨与洋人交涉，事事以宗社为重。洋人脾气多很坏，臣等受气也不是受了一天，局外人不谅，嬉笑怒骂的也很多，臣等总想着受辱负重四个字，能够为朝廷‘求全’，自己‘委屈’一点儿，算不了什么。这一次教案，原是相激而成，如果地方官实心为国，知道现在还不是可以跟洋人开衅的时候，平日多加化导，就不致于教民相仇。老百姓也应该体谅国家，平长毛、灭捻匪，现在陕甘还在用兵，国力凋敝。明明惹不起洋人而偏要惹他，惹出这样一个局面，不就等于跟大清为仇？”

董恂一口气说下来，上了年纪，不免气喘，所以得停一停，而醇王不容他往下再说，接口便驳：“说百姓与朝廷为仇，是断断不会有的事！这话在自己都不能说，何况说给洋人，形诸文字？试问，洋人误信百姓与我大清为仇，不更以为朝廷孤立无援，越发得寸进尺，没有个完结？求和反不得和，不但失体，而且失策！”

“原是说委屈求全。”董恂的再度辩解，就显得有些软弱了，“措词当然要不同些。”

“怎么个不同？”

看醇王咄咄逼人的神态，慈禧太后心想，倘或引出主战的论调来，今日一会，便难收场了，得要想个办法，先教大家死了不惜一战的那条心，专就“抚局”上去研究，如何能够议和而不太吃亏才是正办。因此，她摇一摇手：“不必在这些细故上争执。”接着，摆出不胜悲愤的神情说道：“道光、咸丰两朝，咱们中国都吃了大亏，洋人是咱们的世仇，你们如果能想一条计策，把洋人灭掉，我们姊妹俩就死也甘心！”

这番话说得群臣动容，都觉得语气严重，不敢轻易奏对。

慈禧太后细看西面那一班从领头的惇王，到末尾的翁同龢的脸色，知道自己这两句话把他们“镇”住了，于是又用缓和的声音说：“皇帝还没有成年，诸事要从长计议，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臣、近臣，休戚相关，跟外头不一样，总得要搁下成见，多替国家着想。”

醇王是主战的一方，既无彻底灭洋人的长策，就不敢再多说。军机和总理衙门，除了李鸿藻以外，是主和的一方，听出慈禧太后暗中支持的意思，便不必再多说。彼此沉默之下，作为清议领袖的倭仁，就不能不发言了。

“臣愚昧，”他说，“张光藻、刘杰两员，既然官声甚好，不宜加罪。”

“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凤标同声附和。

因为这三个人的位高望重，宝鋆等人不便说话，只有恭王起而相驳，但他病后虚弱，无力多言，只说得一句：“不依曾国藩所请，此案不能善了。”

于是又出现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觉得这是个给自己讲话的机会，便提高了声音说道：“臣有愚见。曾国藩所请两事，皆天下人心所系，亦是国法是非所系。请再申问曾国藩，洋人此后如无别项要求，尚可曲从，倘无把握，则宜从缓。似乎不必在仓促间定议。”

这是折中的论调，也合乎慈禧太后“从长计议”的指示。在主战的一方，认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该这么办，而主和的一方，觉得以此作为让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个董恂，听得翁同龢的话，心里就冒火。

董恂久为清议所指摘，而他亦对朝士抱着极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个“董太师”的外号，臣子拟于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凭这个外号，就可断送一辈子的功名富贵。因此，他总认为那些以讲学问务声气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负责任，所发的议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曾国藩的折子，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间只凭慈禧太后一句话就可裁决，反对的人虽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愿以偿，不想翁同龢节外生枝，要搞乱了垂成之局，岂不可恨？

于是，他抬脸冲着翁同龢说道：“这时候天津不知道是什么局面？那里容得你往来问答？”这句冲口而出的话，成了危言耸听，两宫太后首先就悚然心惊。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这庙堂筹议大计之时，也许大沽口的外国兵船，就已经在开炮了。战端既然随时可启，往来问答，稽延时日，以致误了大事。这一下原来以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觉得他的话亦不免迂腐了。

于是慈安太后微喟着说：“有僧王在，他的马队，还可以把洋人挡一挡。现在，也还得要调一支兵进京保护才好。”

“是！”恭王答道，“臣等商议，预备再调驻张秋的铭军九千人入京。等商议好了，请旨办理。”

“李鸿章呢？”慈安太后又问，“他此刻在什么地方，这件案子，他怎么个说法？”

“李鸿章此刻在潼关。他给臣写信，也说‘断乎不可用兵’，只能跟洋人‘一味软磨’。”

惇王听得这一说，算一算督抚中预备开仗的，只有一个丁宝桢，但“东军”全靠一个总兵王心安，那两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带的土匪，根本就不能调进京。看样子已非得依从曾国藩的意思不可，那就只有在“讨价还价”上打主意，因而接着恭王的话说：“曾国藩所请办地方官、缉凶这两件事，既不得不从，那么，中国人迷拐孩子，也不能不严办。”此又是董恂出的主意，认为严拿拐子，刺激洋人，应该从宽，所以惇王这么说。

这一说勾起了醇王的牢骚，发了好大一篇议论，说素日无备，而临事则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从咸丰十年以来，试问“所备何事”？这是指责当国十年的恭王。说到最后，他亦是“无可如何”，只好在文字上要求了，“此次纶音，如果仍有措词失体之处，”他很起劲地说：“臣等仍当纠正。”

慈禧太后点点头，看着恭王说道：“那种‘大清仇人’什么的，是有点儿不象话！”

“是！”恭王病后体力不支，急于完事，便敷衍着醇王说：“军机拟旨如有不妥之处，醇王等人尽管纠弹，臣等虚心接受。”

恭王这样给面子，醇王不便再发牢骚，于是御前会议到此结束。时间太长，无不汗透重衣，上了年纪的倭仁等人，甚至因为跪得太久，站不起来，得要太监来搀扶。

虽然如此，却还不能回家，都在朝房里等着看军机处所拟的旨稿，如有与廷议不符之处，象醇王所说的，“倘有措词失体之处”，便可当时“纠正”。

军机章京的笔下都快，但这天拟旨，要把群臣所发，面奉裁可的意见，都包括进去，而遣词用字的多寡轻重，与发言者的名位又有关连，因此斟酌损益，费了三个钟头，才把两道明发、两道廷寄的稿子拟好，邀请大家去看。

两道明发，是摘叙曾国藩的原折，为洋人辩解“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妄”，以及遣责天津地方官办事不力，革职查办。两道廷寄，一道分寄沿海各省督抚，严密戒备；一道专寄曾国藩，指示大计，自然最关紧要，所以大都争着先看这一件，只见写的是：“曾国藩、崇厚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折；另片奏请将天津府县革职治罪等语，已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宣示矣。曾国藩等此次陈奏各节，固为消弭衅端，委屈求全起见；惟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也。该督等现给该使照会，于缉凶、修堂等事，均已力为应允，想该使自不至再生异词。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至豫备不虞，尤为目前至急之务。曾国藩已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驻扎张秋之兵，自应调扎附近要隘，以壮声威。李鸿章已于五月十六日驰抵潼关，所部郭松林等军亦已先后抵陕，此时窜陕乱民，屡经官军剿败，其焰渐衰，若移缓就急，调赴畿疆，似较得力。着曾国藩斟酌情形，赶紧复奏，再降谕旨。日来办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结，并着随时驰奏。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沿江沿海各督抚，本日已有寄谕令其严行戒备。陈国瑞当时是否在场？到津后即可质明虚实，已令神机营饬令该提督赴津听候曾国藩查问矣。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

这道廷寄，实际上照曾国藩及总理衙门的意思办理，而表面上对主战一方重视民心的议论，亦已完全采纳，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

再看那两道明发上谕，摘引曾国藩的原奏，文气不顺，近乎支离。翁同龢心里在想，如果照此明发，一定会引起指摘，还得重新斟酌。但看看窗外日色，已经偏西，还要清稿，还要“请起”，面奉两宫太后认可，时间局促，决无再细作推敲的工夫，因而也就一忍了事。

等恭王入见，又费了三刻工夫，才算妥帖，廷寄即刻飞递，明发由倭仁带回内阁去处理。出宫时刻，已快下钥，却有一骑快马，飞奔而来，天津的折差，递来崇厚的一个折子，说是曾国藩病重，请另简大臣赴津主持。

曾国藩的病是又重了些，但神明不衰，未到卧床不起，无法治公的地步。就是病势增重，也是受崇厚所逼，而间接是受英国公使威妥玛所逼。

当教堂被焚之初，英国驻天津的领事李蔚海，就联络各国领事，组织了一支“自卫队”，名为保侨，其实是有意要反衬出中国官府不能维持地方。及至罗叔亚到天津，老奸巨猾的威妥玛自告奋勇，陪着他同行，在幕后全力煽动。起先是提出拿天津府县及陈国瑞抵命的要求，以后又透露口风，赔偿损失最少得数百万银子，杀人放火的凶手，至少要正法三、四百名。上海来的《申报》又载着英国人的议论，说是必须用武，儆戒中国官民。同时崇厚打听到，罗叔亚不仅每天与法国水师提督会商，而且已有两千洋兵开到，大沽口和烟台的外国兵船，亦日有增加。

这些消息把崇厚吓得胆战心惊，万一开仗，朝廷主战的一派得行其志，那时追究责任，第一个就会把他杀掉，至少也是充军的罪名。这是不可避免的，兵败议和，则杀主战的大臣，和议决裂，不惜一战，则必杀主和最力的人来激励士气民心。为此，他一天几次去见曾国藩，反复申说，必须答应罗叔亚在照会中所提出的要求，否则大祸就在眼前。

曾国藩撤张光藻、刘杰的职，奏请治罪，已觉内疚神明，痛悔不止，如何再肯听崇厚的话？最后被逼不过，他半真半假地表示了态度。

“洋人亦须适可而止。”曾国藩依然保持着他那平静舒缓的语声，“莫以为我立意不开衅，便是怕事不设防！我已密调各路军队到津，军械由上海制造局航海赶运，军粮呢，福建采办的两万石米，可以奏请截留。真的逼得人不得过，也就只好跟他周旋了。”

崇厚惊愕莫名，“中堂，”他嗫嚅着说，“我竟不知有这些部署！”

“现在你知道了。”曾国藩闭眼捋须，接着又说：“我自募勇剿贼以来，此身早已许国。幸赖圣祚绵长，将士用命，荡平巨寇，百战名将，如今凋零虽多，也还有李少荃、左季高、彭雪琴、杨厚庵，那个不是念切时艰，心存君国？就算我衰病交侵，不久人世，继起亦复有人，不见得跟洋人打都不能打！”

这番话一说，崇厚无法再谈得下去，而且心里惊疑不止，他无法判断曾国藩的话，是真是假？他也知道，曾国藩处事一向慎密，又有一班极能干的幕友，暗中调兵遣将，非无可能。看这样子，说不定曾国藩眼前的一意主和只是缓兵之计，等军队开到，又是一样说法，那就非把大局搞决裂了不可！

这样一想，他觉得曾国藩在天津，有害无益，苦于无法把他请走。谁知事有凑巧，曾国藩因为崇厚一味媚敌，逼人太甚，心境大为不快，眩晕的毛病越发严重，以致当客呕吐，卧倒在床。崇厚灵机一动，趁此机会，飞奏曾国藩病重，不能任事。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举动，但照崇厚的想法，这一来不但是救他自己，也是救了曾国藩，让他能把一副千斤重担卸下来，回保定安心养玻在同一个奏折中，崇厚又说，法国公使已提出职官抵命的最后限期，如果在拜折第二天下午四点钟，还未有确实答复，法国兵船就要派兵上岸，杀向京城，而大沽口的各国兵船，就在这一两天内开到了九艘之多。

这个折子递到京城，正就是崇厚拜折第二天的下午四点钟。如果说已经决裂，则事已无及，而期限过于迫促，亦反令人有不近情理，纯为空言恫吓的感想。因此，奉旨进宫看折的恭王，对这一层倒不怎么摆在心上。

然而曾国藩的病倒在床，却不能不重视。恭王和总理大臣们都知道，崇厚对外则资望不足，为敌所轻，对内则与情不洽，动辄获谤，已经无法再在天津立足，所请“简派重臣”，实在有此必要。为难的是这个能办洋务的“重臣”到那里去找？

“这是个火坑，派谁谁倒霉！”宝鋆苦笑着说，“和议成不成是另一回事，先就得让那班‘清流’骂个够！”

他的话一半是牢骚，一半也是实情。沈桂芬则比较沉着冷静，心想宝鋆的话一传出，更难找人，于是紧接着说道：“话虽如此，事情也得两面看，这时候谁要肯挺身而出，把曾爵相都未能办成的抚局办成，必享大名。再说，为国家建了大功，朝廷亦必不薄待。”

“对了！”恭王许了愿心，“谁要是把这副担子挑了下来，我一定保他，或是换顶戴，或是调剂差使，两宫太后不能不依。”

有此一句话，立即便有人自告奋勇，那就是以兵部尚书奉派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毛昶熙。

他是河南人，也是咸丰初年投笔从戎的翰林之一，一向在他家乡办团练，比起曾国藩、李鸿章戡平大乱的勋业来，自有天渊之别。但正如俗语所说的，“没有功劳有苦劳”，在慈禧太后和恭王眼中，是个肯为朝廷出力的人。毛昶熙本人则在京朝大僚中，以知兵自名，把那些以翰苑起家，循资升为尚书、侍郎的大臣，都看作书生。这时因为法国公使以兵船胁迫，他认为以兵部尚书，总理大臣的双重资格，该去看一看虚实，因而毅然请命，打算着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有他肯不避艰险，且又是总理衙门的人，深知朝廷的意向和全案的首尾，恭王自然接纳。但与宝鋆、沈桂芬密商的结果，认为办洋务的长才，第一推丁日昌，如果真的和议决裂，则拱卫京畿，又非李鸿章不可。此外托词卧疾，遥领直隶提督衔名的刘铭传，亦该征召。商定了这些办法，立刻进宫请旨定夺。

那几天因为承恩公惠澂的夫人病殁，作为亲生长女的慈禧太后，哀痛不已，养心殿的常朝暂免。这时，只有恭王一个人“递牌子”，两宫太后在御花园钦安殿召见，自是一奏就准，当天就下了谕旨。名义上仍旧尊重曾国藩，让他主持天津的交涉，但以“该督抱恙甚剧，恐照料或有未周，谕令丁日昌迅速赴津，帮同办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来，须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会办。”同时“谕令李鸿章，带兵驰赴畿疆，候旨调派。”

于是毛昶熙带着四名随员，由京师星夜赶到天津，预备与“洋官”会议。

毛昶熙的四个随员是，翰林院侍讲吴元炳、刑部员外刘锡鸿、总理衙门章京陈钦、恽祖贻，算是京里一等一的洋务长才，其实只有一个陈钦是好手。他在总理衙门的章京中，称为“总办”，就好比军机章京的“达拉密”，内务府的“堂郎中”，是司官的首脑。曾国藩对毛昶熙知之甚深，并不重视，倒是对这四个人，一谈之下，赞叹不绝，许为“难得之才”。

难得的也还只是一个陈钦。在与法国公使罗叔亚、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会议席上，他据理力争，侃侃而谈，引证各国通行的公法，指出丰大业应负激发冲突的责任，同时表示修堂、赔银以外，天津府县撤职交刑部查办，缉凶事宜正由新任天津地方官办理，安三、王三两名祸首已经照罗叔亚的要求释放，中国所应该做到的，不但已经做到，而且已经过分，不能再有所让步。

罗叔亚被驳得无话可说，一味坚持职官抵命的要求，变成无理可喻，威妥玛自然也就挑拨不起来。等会议不欢而散，罗叔亚与威妥玛大概觉得还是总理衙门比较好对付，随即便离津进京。

崇厚一看这情形，正是脱身之时。一则交卸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职司，便解除了天津交涉的责任，再则怕罗叔亚在天津未能讨得便宜，会跟总理衙门去找麻烦，他得从中去说好话，以排解见功。所以拿“奉使法国请入都陛辞”的理由，拜折即行，跟在罗叔亚后面，匆匆赶进京去。

崇厚一味媚外，凡事看不清楚，曾国藩却是神明未衰，自己知道，这桩交涉，坏在误听崇厚的先入之言，一上来失之于太软弱，让法国人步步进逼，搞得枪法有些乱了。静下来细想一想，觉得罗叔亚的态度奇怪，如照起初那样的强硬，则会议决裂，接着便是法兵登岸，何以一无表示，悄然进京？

这个疑团，很快地就被打破了。从英国通到印度孟加拉省首邑加尔各答的“电报”，传来消息，说是普鲁士跟法国开了仗，起因于西班牙发生革命，女王被废，预备迎立普鲁士王的一个亲族为西班牙王，法国的皇帝，老拿破仑的侄子，称为“拿破仑第三”的，表示反对。于是普鲁士王遣大将毛奇，领兵进攻法国。在大沽口的法国水师提督，就因为国内正有战事，必须待命行动，所以拒绝了罗叔亚的要求，怎么样也不肯开衅。

“天佑吾华！”曾国藩大大地松了口气，知道仗是打不起来了，至少限度可以说，要法国国内再派援兵，是不会有的事。

“中堂！”薛福成说，“法国既有内顾之忧，我们这里何妨乘机利用？”

“不然，不然！”曾国藩大为摇头，“你莫想到《战国策》上的话！普、法两国的国情形势，几乎一无所知，而想利用重洋万里以外的战局，如何可以！这个论调发不得，一发助长了主战诸公的虚骄之气。为今之计，正宜把握良机，奏请慈圣，执持定见，促成和议。请你去拟个奏稿来，普法开仗的事，只字不可提！”

“是的！”薛福成心诚悦服，“中堂这才是老成谋国！”

这个奏折由曾国藩和毛昶熙会衔拜发，主旨是“请中外一体，坚持定见”，决不用兵，但兵可不用，不可不备。本打算着“投荒万里之行”，有几年苦头可吃的李鸿章，忽然得此际遇，精神抖擞地星夜带兵入卫，一路行军，一路不断上奏，同时行文军行所经各地督抚，要求供应军需。曾国藩是替他办惯了粮台的，将福建船政局购办的“京米”，截留了两万石，存放在天津，专等李鸿章和刘铭传来领。

除了李鸿章，丁日昌亦已奉旨北上，他也是来“跳火坑”的。启行之前，先上个奏折，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听闻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自道“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因而提出看法“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冶。这番话的意思，与曾国藩一样，都是请两宫太后“谋划必须决断”，抱定主旨，决无更改。言外之意，都指醇王、李鸿藻、倭仁那些人的话，万不可听。

因为如此，没有人再发主战的议论，但一口怨气不出，都发泄在曾国藩头上。有的公然指责，有的写信质问，大致以前骂崇厚的话，现在都用来骂他，态度最激烈的则是他的同乡，甚至要把他悬在湖广会馆的那块“道光戊戌科会试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的匾额撤除。

以曾国藩的德高望重，尚且被骂得如此不亦乐乎，总理衙门和涉及到这件教案的部院，自然深具戒心。曾国藩挨骂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官声甚好的张光藻、刘杰撤任，解交刑部治罪，如果刑部真的治了罪，必然又受清议攻击，变成替人受过。刑部尚书郑敦谨，当然不会这么傻，所以当直隶臬司钱鼎铭将此两人解送刑部时，主管的直隶司郎中，拒绝收领。接着，军机承旨，发了一道上谕：“罗叔亚无理要挟，所请府县抵偿一节，万无允准之理。传谕钱鼎铭将张光藻等解赴天津，并令曾国藩等，取具该府县等亲供，以期迅速了结。”既不说治罪，亦不说免议，不知“如何迅速了结”？使得钱鼎铭深感为难。

在曾国藩，明知刑部有意推卸责任，不但没有什么不快，反觉欣然，认为补过的机会到了，听张光藻和刘杰要请病假，一口答应。于是张、刘二人，当天离开天津，躲到外县去“避风头”。

缉凶的事，他一样也不起劲。毛昶熙看看情势不妙，曾国藩口说“不惜得罪清议”，又说“眼前事大，千秋事斜，其实既畏清议，亦惜千秋之名。他新补了崇厚的遗缺，兼署“三口通商大臣”，会办交涉职责所在，不得不天天催曾国藩“拿办凶手”。

一拿拿了三十多名，都是“水火会”中人，由新任天津知县萧世本审问，因为听审的百姓极多，萧世本不敢不慎重，这样便又拖延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