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幕话剧)全剧人物佟景铭秘书——五十多岁,胖胖的颇有福相。世家出身,为官多年,毕生事业在争取面子。佟继芬小姐——佟秘书之女。已二十六岁,犹自称十七。婚事未成,心中着急,但面子问题所在,又不能轻率从事。于建峰科长——三十多岁,佟之同事与好友,略带市侩气,深知面子的重要,但决不为面子所牺牲。秦剑超医官——三十二岁,很好的医生,但不大懂面子。欧阳雪小姐——二十二岁,秦医官手下的看护。因容貌的美好,职业的高尚,往往不肯敷衍面子。周明远书记——二十五岁,疑心全人类都轻视他。方心正先生——三十多岁,因乱想发财而破产,虽在极度困苦中,仍努力保持面子。单鸣琴小姐——二十八岁,方心正之妻,对面子问题绝对与丈夫合作。赵勤——三十岁,作工友而忽成小财主,心地很好,而欠精明。徐嫂——佟宅女仆,四川人,操四川土语,似不知世间有面子问题者。
老舍
收入此集的有六短篇,一中篇;都是在青岛写成的。取名蛤藻,无非见景生情:住在青岛,看海很方便:潮退后,每携小女到海边上去;沙滩上有的是蛤壳与断藻,便与她拾着玩。拾来的蛤壳很不少了,但是很少出奇的。至于海藻,更不便往家中拿,往往是拾起来再送到水中去。记得在艾尔兰海边上同着一位朋友闲逛,走到一块沙滩,沙子极细极多,名为天鹅绒滩。时近初秋,沙上有些断藻,叶短有豆,很象圣诞节时用的Mistletoe。据那个友人说,踩踩这种小豆是有益于脚的,所以我们便都赤足去踏,豆破有声,怪觉有趣。在青岛,我还没遇上这样的藻,于是和小女也就少了一种赤足的游戏。设若以蛤及藻象征此集,那就只能说:出奇的蛤壳是不易拾着,而那有豆儿且有益于身体的藻也还没能找到。眼高手低,作出来的东西总不能使自己满意,一点不是谦虚。读者若能不把它们拾起来再马上送到水中去,象我与小女拾海藻那样,而是象蛤壳似的好歹拿回家去,加一番品评,便荣幸非常了!老舍序于青岛。二十五年双十节 目录序老字号断魂枪听来的故事新时代的旧悲剧且说屋里新韩穆烈德哀启
老舍
三年来,因营养不良,与打摆子,得了贫血病。病重的时候,多日不能起床;一动,就晕得上吐下泻。病稍好,也还不敢多作事,怕又忽然晕倒。以贫血名集,有向读者致敬之意;其人贫血,其作品亦难健旺也。老舍于北碚。 目录小序恋八太爷不成问题的问题小木头人(童话)一筒炮台烟
老舍
《茶馆 》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茶馆》是故事全部发生在一个茶馆里。茶馆里人来人往,会聚了各色人物、三教九流,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老舍抓住了这个场景的特点,将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六七十个主、次人物高度浓缩在茶馆之中,展现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三个时代的生活场景,概括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几咱势力的尖锐对立和冲突,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命运。《茶馆》的成功在于语言的成功。话剧全凭台词塑人物,台词到位了,人物就活了;人物活了,全剧也就成功了,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老舍的的确确将语言功力发挥到极致。《茶馆》中每个人物的台词都设计得非常生动传神、富于个性,同时又简洁凝练,意蕴深长。
老舍
本卷收入《无名高地有了名》、《正红旗下》《猫城记》《离婚》《牛天赐博》《蜕》《小坡的生日》《赵子曰》等几部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写于1954年。发表在1955年的《解放军文艺》上,原书初版于1955年。《正红旗下》写于1961年至1962年,未写完。发表于1979年《人民文学》上,原书初版于1980年。《猫城记》写于1932年,发表在1932年《现代》上,原书初版于1933年。以上三部作品,收入本卷时都根据初版本作了校勘。
老舍
一九六○年是义和团起义的六十周年,我以《义和团》即《神拳》为题,写了一出四幕的话剧。从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一本叙述义和团的小说,并且不断向老人们打听当年的见闻,我简略地记了下来。在变乱中,这些笔记可都丢失了。即使没有丢失也不够支持写一本长篇小说的,因为东鳞西爪,既乏系统,又不无偏见。后来,目睹当时光景的老人越来越少了,我也就停止打听。写那本小说的愿望遂未实现。一九六○年,因为是义和团起义六十周年,我看到了一些有关的史料与传说,和一些用新的眼光评论义和团起义的文章。这又鼓动了我,想写点什么。我就写了这本话剧。剧本好坏,我不敢说;我只想在这里谈谈为什么这样关心义和团。义和团起义的那一年,我还不满两岁,当然无从记得当时的风狂火烈,杀声震天的声势与光景。可是,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对于集合到北京来的各路团民的形象,她述说的不多,因为她,正象当日的一般妇女那样,是不敢轻易走出街门的。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当年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那些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我不记得父亲的音容,他是在那一年与联军巷战时阵亡的。他是每月关三两饷银的护军,任务是保卫皇城。联军攻入了地安门,父亲死在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那时候,母亲与姐姐既不敢出门,哥哥刚九岁,我又大部分时间睡在炕上,我们实在无从得到父亲的消息——多少团民、士兵,与无辜的人民就那么失了踪!多亏舅父家的二哥前来报信。二哥也是旗兵,在皇城内当差。败下阵来,他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点水喝。那正是热天。店中职工都早已逃走,只有我的父亲躺在那里,全身烧肿,已不能说话。他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来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一语未发。父亲到什么时候才受尽苦痛而身亡,没人晓得。父亲的武器是老式的抬枪,随放随装火药。几杆抬枪列在一处,不少的火药就撒落在地上。洋兵的子弹把火药打燃,而父亲身上又带有火药,于是……在那大混乱中,二哥自顾不暇,没法儿把半死的姑父背负回来。找车没车,找人没人,连皇上和太后不是都跑了吗?进了门,二哥放声大哭,把那双袜子交给了我的母亲。许多年后,二哥每提起此事就难过,自谴。可是我们全家都没有责难过他一句。我们恨八国联军!母亲当时的苦痛与困难,不难想象。城里到处火光烛天,枪炮齐响,有钱的人纷纷逃难,穷苦的人民水断粮绝。父亲是一家之主。他活着,我们全家有点老米吃;他死去,我们须自谋生计。母亲要强,没有因为悲伤而听天由命。她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报酬,使儿女们免于死亡。在精神状态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得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这点痛苦并不是什么突出的例子。那年月,有多少儿童被卖出去或因饥寒而夭折了啊!是呀,现在每逢我路遇幼儿园的孩子们,一个拉着一个,说着笑着唱着,象清早睡醒的小鸟那么活泼,我总要站住,细细地端详他们,数一数他们梳着几种小辫儿,穿着几种花样的鞋袜。我是那么欢喜,总想把他们都领到我的家去,陪他们痛快地玩耍半天!是的,由孩子们健康的小苹果脸上,我看到民族独立自由的真凭实据!联军攻入北京。他们究竟杀了多少人,劫走多少财宝,没法统计。这是一笔永远算不清的债!以言杀戮,确是鸡犬不留。北京家家户户的鸡都被洋兵捉走。敢出声的狗,立被刺死——我家的大黄狗就死于刺刀之下。偷鸡杀狗表现了占领者的勇敢与威风。以言劫夺,占领者的确文明。他们不象绿林好汉那么粗野,劫获财宝,呼啸而去。不!他们都有高度的盗窃技巧。他们耐心地、细致地挨家挨户去搜索,剔刮,象姑娘篦发那么从容,细腻。我们住的小胡同,连轿车也进不来,一向不见经传。那里的住户都是赤贫的劳动人民,最贵重的东西不过是张大妈的结婚戒指(也许是白铜的),或李二嫂的一根银头簪。可是,洋兵以老鼠般的聪明找到这条小胡同,三五成群,一天不知来几批。我们的门户须终日敞开,妇女们把剪子蒙在怀里,默默地坐在墙根,等待着文明强盗——刽子手兼明火、小偷。他们来到,先去搜鸡,而后到屋中翻箱倒柜,从容不迫地,无孔不入地把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拿走。第一批若有所遗漏,自有第二批、第三批前来加意精选。我们的炕上有两只年深日久的破木箱。我正睡在箱子附近。文明强盗又来了。我们的黄狗已被前一批强盗刺死,血还未干。他们把箱底儿朝上,倒出所有的破东西。强盗走后,母亲进来,我还被箱子扣着。我一定是睡得很熟。要不然,他们找不到好东西,而听到孩子的啼声,十之八九也会给我一刺刀。一个中国人的性命,在那时节,算得了什么呢!况且,我又是那么瘦小、不体面的一个孩子呢!上述的那些不过是那一次大屠杀,大劫洗,大耻辱中的一些小节目而已。假若当时我已经能够记事儿,我必会把联军的罪行写得更具体、更伟大、更文明。当然,我也必会更理解与喜爱义和团——不管他们有多少缺点,他们的爱国、反帝的热情与胆量是极其可敬的!可是,我所看到的有关义和团的记载(都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手笔),十之八九是责难团民的。对于联军的烧杀抢掠,记载的反倒较少。是去年发表的民间的义和团传说,不是那些文人的记述,鼓舞了我,决定去写那个剧本。由那些传说中,我取得团民的真正形象。不管剧本写的好坏,我总算吐了一口气,积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在我写剧本的时候,我是多么兴奋哪!想一想老母告诉我的那些惨事,再看一看眼前的光彩的三面大红旗,谁能说我们不是走出了地狱,看见了天堂了呢!可是,今天的美国强盗依然是强盗,而且抢掠劫杀的技术有所翻新!不仅自号文明,还会口中念念有词,说和平,讲自由;和平地、自由地杀人劫宝,图财害命!这种新手法十分毒辣,比旧手法要厉害得多!谁不警惕,必上大当,吃大亏,悔之晚矣!一九六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