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卡夫鲁斯，十岁。

现在是语文学院副博士。

当时我已经上学了……

我们跑到街上，正在玩耍，像平常一样。这时法西斯的飞机飞来了，往我们的村子投下炸弹。之前有人告诉过我们西班牙发生的战争，西班牙儿童的不幸遭遇。如今炸弹落到了我们头上。上了岁数的妇女趴在地上，祈祷着……就是这样，我一辈子都记得列维坦的声音，他宣布战争开始了……我不记得斯大林的声音。人们一天天地站在集体农庄的扬声器附近，等待着什么，我站在父亲的身边……

第一批进入我们米亚杰里斯基区波鲁斯村的是宪兵执法队。他们开枪打死了所有的狗和猫，然后刺探消息，积极分子住在哪里。战争前，在我们家设过村委会，但没有一个人指认父亲。就是说……没有人出卖他……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敌人开枪打死了我，我躺着，心想，为什么我死不了呢……

我记得一个场景，德国人追赶母鸡。抓住后，把它举起来，旋转着甩动，直到在手里甩没了鸡脑袋。他们哈哈大笑。我好像觉得，我们的鸡在叫喊……像人一样……人一样的嗓音……还有那些猫，那些狗，敌人开枪射击它们的时候……这之前，我没有看见过死亡。既没见过人的死亡，也没有见过其他动物的死亡。只有一次在森林里看到过死去的小鸟，这就是全部。我再也没有看到过死亡……

我们村子是在1943年被烧毁的……这一天我们正在挖土豆。邻居瓦西里，他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会许多德语，他说：“我去找德国人，向他们求求情，别烧咱们的村子。那里——住的都是些孩子啊。”他去了，结果被敌人烧死了。学校也被烧毁了，所有的课本都被烧了。我们的菜园也被烧了，还有果园。

我们该往哪儿去呢？父亲领着我们去找科津斯基森林中的游击队。我们走着走着，遇到了另外一个村子里的人，他们村也被烧毁了，他们说，德国人就在附近……我们爬进了一个大坑里：我、弟弟瓦洛佳、妈妈和小妹妹，还有父亲。父亲拿着手榴弹，我们商量好，万一德国人发现我们，他就拉开导火索。我们相互道别。我和弟弟抽掉皮带，打了个结，套在脖子上，想要上吊。妈妈亲吻了我们大家。我听见她对父亲说：“哪怕给我留下一个儿子也好啊……”父亲当时就说：“让他们逃跑吧。年轻，也许会得救。”我非常舍不得妈妈，我不走。就是这样……我没走……

我们听见——狗在叫，听见——陌生的口令声，听见——射击的声音。而我们的森林——生长得这么茂密，松树一棵挨一棵，密密麻麻，十米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即便是一切都离得很近，可是听起来，就像离得很远。当四周寂静下来，妈妈都不能站起来了，她的双腿不听使唤了。爸爸把她扶了起来。

过了几天，我们遇到了游击队，他们认识父亲。我们勉强能够迈步，非常饥饿。双脚都磨破了。我们走着，一位游击队员问我：“你想在松树下面找到什么，是糖果，还是饼干？还是一块面包？”我回答：“一把子弹。”后来，游击队员们很长时间都会想起我的这句回答。我是如此憎恨德国鬼子，因为一切……因为妈妈……

我们经过被烧毁的村庄……庄稼没有烧完，土豆还在生长，苹果落了一地，还有梨……却一个人影都不见。猫和狗四处乱跑，无家可归。就是这样……没有人了，没有一个人。饥饿的猫们……

我记得，战争结束后我们村就剩下一册识字课本，而我找到并且读完的第一本书，是一册算术习题集。

我像读诗一样读这本习题集……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