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沃罗什洛夫，十一岁。

现在是一名电视工作者。

我只对妈妈讲战争的事……自己的妈妈……只对自己最亲近的人……

当时，游击队还驻扎在我们村子里，有一位老头死了，正好我住在他家。埋葬他的时候，一个七岁的小男孩走过来问：“为什么老爷爷躺在桌子上？”

人们回答他：“老爷爷死了……”

小男孩显得很惊讶：“他怎么会死呢，今天并没有开枪啊？”

小男孩只有七岁，可是他已经听了两年的枪声。人们都是在开枪的时候被打死的。

我记住了这些……

我的讲述是从游击队开始的，可我当时并不是很快就遇上他们的。那是到了战争第二年的年底。我没有讲，我和妈妈在战争爆发的一个星期前，怎么坐车到了明斯克，她把我怎么送到了明斯克郊外，来参加少先队员夏令营……

在夏令营我们唱歌：《如果明天就是战争》《三个坦克手》《跨过平原，越过山冈》。我的父亲非常喜欢最后一首。他经常哼唱……当时刚刚上映《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我很喜欢电影中的插曲《愉快的风儿，请为我们歌唱》。我经常伴随着它的歌声起床去做早操。

那天早晨没有做操，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我抬眼看见，从飞机上分离出许多黑点，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那是炸弹。少先队夏令营旁边就是铁路，我沿着铁路去明斯克。原因很简单：离妈妈现在工作的医学院不远，就是火车站，如果我沿着铁轨走，就会找到妈妈。我叫上一个小男孩跟我一起上路，他家离火车站不远，他比我要小很多，哭得很厉害，走得也很慢，而我喜欢徒步，我和父亲曾经转过列宁格勒所有的城堡。当然，我冲他发火了……但是我们总算到达了明斯克火车站，到了西大桥，开始了连续不断的大轰炸，我和他走散了。

妈妈没在医学院里，妈妈的同事戈鲁博教授住得不远，我找到了他的家。但是，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空荡荡的……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敌机刚刚开始轰炸城市的时候，妈妈就搭坐上了一辆顺道车，沿着去拉托姆卡的公路接我。她到了那里，看见的是被炸毁的夏令营营地……

人们都离开了城市，四散奔逃。我觉得，到列宁格勒要比到莫斯科远，我的爸爸在列宁格勒，可他去了前线，我的姑妈住在莫斯科，他们哪里也不会去的。他们不会离开的，因为他们住在莫斯科……住在我们的首都……沿途我跟上了一位领着小女孩的妇女。这是位陌生的女士，但她明白，我是一个人，什么也没有，饿着肚子。她就叫我过去：“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一起走。”

我记得，当时平生第一次吃洋葱腌猪油。起初我皱着眉头，后来还是吃了下去。如果轰炸开始，我总是注意观察：这位女士和自己的小姑娘在哪里？傍晚的时候，我们就躲藏到一条沟里，躺下休息。对我们的轰炸一刻都没有停止。女士回头望了一眼，大叫一声……我也起身，向着她看的那个方向张望，我看见，一架飞机贴着地面俯冲下来，伴随着马达声，它的机翼下面喷出一条火舌。这条火舌扫过的道路上腾起一片尘土。我条件反射般地栽到了沟底。机枪从我们的头顶上扫射过去，飞机飞向了远处。我抬起头，看见这位女士躺在沟沿上，满脸血迹斑斑。当时可把我吓坏了，我从沟里跳起来，撒腿就跑。从那时起，甚至现在，有一个问题始终在折磨着我：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呢？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到了一个不知名的村庄……街道上的大树下躺着一些德国伤员。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德国人……

村里人都被从家里驱赶了出来，被迫去打水，德国卫生员用大桶架在篝火上烧开水。早晨，他们把伤员抬上汽车，每辆车都让坐上一两个小孩。德国人发给我们水壶，告诉我们，需要给他们帮忙：给哪一个伤员弄湿毛巾，放到头上，给哪一个伤员湿润一下嘴唇。有一个伤员请求我：“瓦谢尔……瓦谢尔……”我把水壶放到他的嘴唇边，全身都在哆嗦。到现在都说不清当时的那种感受。厌恶？不是。仇恨？也不是。那是一种复杂的感觉。其中也夹杂着怜悯……人类的仇恨也有一个形成过程，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学校里教育我们要善良，要友爱。我的话题又跑远了……当第一个德国人揍我的时候，我感到的不是疼痛，体验的是另一种感觉。他怎么打我呢，他有什么权利打我？这让我非常震惊。

我又返回了明斯克……

我和基姆交上了朋友。我和他是在街上相识的。我问他：“你和谁住在一起？”

“没人。”

我了解到，他也是和家人失散了，就建议道：“那我们一起生活吧。”

“好吧。”他很高兴，因为他没有地方住。

而我住在戈鲁博教授丢下的住宅里。

有一次，我和基姆看见，街上走着一个比我们大些的小伙子，手里提着擦鞋的托架。我们认真听取了他的建议：需要什么样的箱子，怎么制作鞋油。为了制作鞋油，需要搞到烟炱，而这种东西在市里到处都是，把它收集起来，和随便什么油脂搅和一下。一句话，做成某种散发着怪味的混合物，但必须是黑色的。如果把它均匀地涂抹到皮鞋上，它还会发光呢。

有一次，一个德国人走到我跟前，把一只脚放到了箱子上，他的皮靴非常脏，粘在上面的泥土都很长时间了，干透了。我们原先早已领教过这样的皮鞋，为了先清理掉这些泥巴，我还专门配备了一把刮刀，然后，再往上面刷鞋油。我拿起刮刀，刚清理了两下，就让他很不高兴。他抬腿就踢箱子，又朝我脸上踹了一脚……

我长这么大，从来还没有人打过我。孩子之间打架不算数，在列宁格勒的学校里那是常有的事。但在这之前，成年人没有打过我一次。

基姆看着我的脸，叫喊着：“你别那样看着他！不要啊！他会打死你的……”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在街头碰见了大衣上、西服上缝着黄布条的人。我们听说了隔离区……大家提到这个词的时候都是压低了声音……基姆是犹太孩子，但是剃光了头，我们都说他是鞑靼人。当他的头发长起来，卷曲的黑发，谁还相信他是鞑靼人啊？我为朋友担心，半夜醒来，看着他浓密的头发，我无法入睡：应该想个办法，别让他们把基姆抓到隔离区里去。

我们找了把理发推子，我又给他推成了光头。天气已经冷了，在冬天没法擦鞋。我们又有了新的计划。德国军队指挥部在市里开办了一家宾馆，接待到达的军官们。他们都随身携带着大背包、大箱子，而到宾馆的距离不近。我们不知怎么奇迹般地搞到了一架大雪橇，守候在火车站。火车到站，我们把两三个人的行李搬到雪橇上，拉着它，穿过整座城市。给我们服务的报酬有时是面包，有时是香烟。拿香烟到集市上，可以换到一切，随便什么食物。

基姆被抓走的那一天，深夜的火车晚点了，迟到了很长时间。我们都快冻僵了，但又不能离开火车站，已经实行宵禁了。我们从火车站大楼里被赶了出来，在外面等候。终于火车到站了，我们往雪橇上装满行李，就拉着上路了。我们使劲拉着，皮带勒得生疼，他们还驱赶着我们：“使奶力！使奶力！”我们不能走快，他们就开始揍我们。

我们把东西搬进宾馆，等着和他们结账。一个家伙命令我们：“滚蛋！”——推了基姆一把，基姆的帽子从头上掉了下来。他们立刻叫喊起来：“犹太！”上前抓住了他……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基姆被关进了隔离区。我走到那里……整天围着隔离区转悠……有几次透过铁丝网看到了他。我给他带去面包、土豆、胡萝卜。等岗哨转过身去，走到角落，我就飞快地把土豆扔进去。基姆就走上前，捡起来……

我住的地方距隔离区有几公里远，但是每天深夜都会从那里传来叫喊声，那种声音整座城市都能听到，我醒了就想：基姆是不是还活着呢？我怎么才能把他救出来呢？在又一次大清洗过后，我到了约定好的地方，人们暗示我：基姆没了！

我很伤心……但还是抱着希望……

一天早晨，有人敲门。我跳起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基姆！不，这不是他。叫醒我的是住在下面一层的一个小男孩，他说：“请你陪我到街上去好吗？那里躺着许多死人，帮我找找我的父亲吧。”我和他走出家门，宵禁的时间已经结束，但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一场小雪染白了街道，覆盖了薄薄的一层，每隔十五或二十米，就躺着一些被枪杀的我们的军人。半夜他们被押解着穿过城市，那些落在后面的，敌人就冲着他们的后脑勺开枪射击。所有人都是脸朝下趴在地上。

小男孩没有力气翻转死人，他害怕看到里面有他的父亲。当时我就捕捉到了自己的一个念头，为什么面对死亡我没有一丝恐惧呢？我早已习惯了它。我把那些死人翻转过来，小男孩就查看每张面孔。就这样，我们穿过了整条街道……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流过眼泪了……甚至可能是最应该落泪的时候，也没有。我不会哭了。整个战争期间我就哭了一次。那是当我们的游击队护士娜塔莎牺牲的时候……她喜欢诗歌，我也喜欢诗歌；她喜欢玫瑰，我也喜欢玫瑰，夏天我给她采了一大束野蔷薇。

有一次，她问我：“战争前你上到了几年级？”

“四年级……”

“等战争结束了，你要上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吗？”

在战争前，我非常喜欢父亲的军装，我也梦想佩带着武器。但是我回答她，不，我不去军校。

死去的她躺在病房旁边的松枝上，我就坐在她的身边，哭泣。这是我看到死人后，第一次哭。

……我和妈妈重逢了……当我们见面的时候，她只是看着我，甚至没有抚摸我，她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是你吗？难道这是你？”

过了许多天，我们才能够互相讲述战争期间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