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托尔斯基克，七岁。

现在是经济科学院副博士。

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

我记得妈妈……她烤的面包在村子里是最好吃的，她园子里的菜畦是最漂亮的。在我们房前的小花园和院子里盛开着最大的大丽花。她给我们所有人都缝制了漂亮的上衣——给父亲、两个哥哥和我。她缝制领子，用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十字绣……

我不记得，是谁第一个告诉我，说妈妈被枪杀了。可能是邻居中的一个女人吧。我跑回了家。听人们说：“不是在家里枪杀的她，是在村后。”父亲不在——他参加了游击队，哥哥们不在——他们去参加了游击队，堂兄不在——他也参加了游击队。我就去找邻居卡尔普爷爷：“妈妈被打死了，应该把她拉回来。”

我们套上牛车（我们没有马），就去了。在森林附近，卡尔普爷爷叫我停下来：“你在这里等着。我一个老头子，不害怕他们打死我。可你——还是个孩子。”

我等着。头脑里充满了各种念头，我怎么对父亲说呢？我怎么告诉他，妈妈被打死了呢？都是些小孩子的想法——如果我看见死去的妈妈，她就永远也活不了了。可是，如果我看不见死去的妈妈，说不定我回到家，妈妈就在家里等着我呢。

妈妈的整个胸前都被步枪子弹打透了。褂子上出现一溜弹痕……太阳穴上有个黑色的枪眼儿……我想快些用白色手巾把她包扎起来，以便再也看不到这黑色的枪眼儿。我仿佛觉得，她还在疼痛。

我没有坐牛车，跟在牛车旁边走了回来……

村子里每天都会埋葬死人……我记得，埋葬过四位游击队员，三个男的，一个姑娘。经常埋葬游击队员，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埋葬一个女的。单独为她挖掘了一个坟墓……她一个人躺在老梨树下的草地上……年老的女人们围坐在她身边，抚摸着她的胳膊……

“为什么要把她单独埋葬呢？”我问。

“她还年轻……”女人们这样回答我。

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有家人，没有亲戚，我很害怕。怎么办呢？人们把我送到了扎列西耶村的玛尔法姨妈家。她自己没有孩子，丈夫上了前线。我们蹲在地窖里，躲藏起来。她把我的头抱在自己的怀里，叫着：“好孩子……”

玛尔法姨妈得了伤寒，我跟着她也生病了。泽恩卡奶奶把我接到了她那里住。她的两个儿子也都在前线打仗。深夜醒来，看到她坐在床上我的身边打盹：“好孩子……”所有人都跑出村子，逃到森林里躲避德国鬼子，而泽恩卡奶奶——始终陪在我的身边。一次也没有扔下我：“好孩子，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伤寒好了之后，我好长时间都不能走路。平整的道路——我还能走，稍微有些坎坷——我的双腿就发软。人们都在期盼着我们的士兵。女人们去森林里，采集草莓。没有别的礼物招待客人。

士兵们行军很疲惫。泽恩卡奶奶往他们的头盔里装红色的草莓。他们都给了我吃。我坐在地上，不能站起来。

父亲从游击队回来了。他知道我生病了，给我带来了一块面包和一块腌猪油，都跟手指头似的那么厚。腌猪油和面包都散发着马哈烟味，它们都散发着父亲的味道。

我们正在草地上挖野菠菜，听见人们喊着“胜利啦”，所有孩子都手拉着手，往村子的方向飞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