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镇舞会》发表于七月革命前夕的一八二九年,尚属巴尔扎克的试笔之作,但作家对复辟时期贵族尴尬地位的描写,已可谓入木三分。老贵族德·封丹纳伯爵对王室忠心耿耿,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得十分实际。他让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与资产者新贵联姻,为的是弥补自己财力的空虚,表现出他对江河日下的命运的清醒认识。三女爱米莉虽是最年轻的一个,但其观念之陈腐既甚于兄姐,也甚于老父。决不屈尊下嫁的门阀之见酿成了她的婚姻悲剧,使她失去了爱情的幸福,也失去了她所追求的虚荣。而审时度势,善于顺应潮流,且有务实精神的贵族后裔马克西米利安,却成了政治舞台和经济生活中的佼佼者。巴尔扎克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嘲弄是辛辣的,对社会情势的把握是准确的。
巴尔扎克
《被遗弃的女人》是巴尔扎克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高老头》的续篇,被收入《人间喜剧》第二卷《私人生活场景》。它描述了巴黎贵妇鲍赛昂侯爵夫人遭人遗弃,离开巴黎到诺曼底隐居后,因受到一年轻男爵的追求,再次陷入情网,演出了新的一轮令人震惊的爱情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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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叶妮·葛朗台》的故事情节简单:天真美丽的葛朗台是悭吝精明的百万富翁的独生女儿,她爱上了破产的表哥,为了他不惜激怒爱财如命的父亲,倾尽全部私蓄资助他闯天下。至此,父女关系破裂,胆小贤淑的母亲吓得一病不起。在苦苦的期待中丧失了父亲、损耗了青春的姑娘,最终等到的却是发财归来的负心汉。巴尔扎克为整个故事情节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行动背景,并在这一背景中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不仅是典型化了的个人,而更是个性化了的典型。这种套路的故事,不但没有使巴尔扎克的作品落入俗套,反而更展现出了大师的风格与魅力,尽显整部作品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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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名闻遐迩,常盛不衰的小说,一般被视为《人间喜剧》的序幕。《人间喜剧》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在本书中初次登场。小说以大学生拉斯蒂涅入世之初的经国为线索,展示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而又骇人呼闻的巴黎社会,作者让这位未来的风云人物从不同的社会阶层,以不同的方式接受到同样性质的启蒙教育,终于使这个来自外省的青年丧失了天真,正直和良心,为今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在所有这些教育中,最惊心动魄的莫过于高老头的惨剧,正是在埋葬了自己最后一滴眼泪,从此以野心家的姿态向社会发起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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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灭》的中心内容,是两个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理想破灭的故事,主要公吕西安是一位诗人,在外省颇有些名气。他带着满脑子幻想来到巴黎,结果在巴黎新闻界恶劣风气的影响下,离开了严肃的创作道路,变成无耻的报痞文氓,最后在党派倾轧、文坛斗争中身败名裂。他的妹夫大卫·赛夏是个埋头苦干的发明家,因为敌不过同行的阴险算计,被迫放弃发明专利,从此弃绝了科学研究的理想。作者将这两个青年的遭遇与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与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巴黎生活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巴尔扎克笔下,十九世纪的巴黎好比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仙,不断地吸引着和毁灭着外省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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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姨是巴尔扎克笔下相当特殊的一个形象。小说以其命名,可见作家对她的重视。她为某种情欲所左右,但色调构成却十分复杂。集丑与恶于一身,是这个人物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作家为她勾画了一幅令人生厌、令人生畏的漫画像,又赋予她同样令人生厌、令人生畏的嫉妒心。这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怪癖心理,侵扰着她自己的灵魂,也破坏着别人的幸福;在与瓦莱丽的淫荡结合后,更形成为一种巨大的,甚至能毁灭整个城市的邪恶力量。 但是,贝姨的形象又远非恶的化身。作家把《贝姨》和《邦斯舅舅》同列于《穷亲戚》的总题之下,而穷亲戚却是贫富分化的社会中的受害者,巴尔扎克对之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老音乐家(指邦斯舅舅一一笔者注)是穷亲戚,心地善良,受到不公正的重压;贝姨是穷亲戚,生活在三四个家庭之间,受到不公正的重压;一心要为她的痛苦复仇。①由遭受不公的重压而生嫉妒之心,由嫉妒而不择手段地报复,这就是贯穿贝姨这一形象的线索。人们难以用行为的卑劣可鄙去否定其动机的合情合理,也难以用动机的情有可原来肯定其行为的刁钻狠毒。形象的底色就是驳杂微妙的。 不仅如此。在作家笔下,贝姨还是一个处于野蛮人和文明人,或者说是乡下人和巴黎人交叉点上的人物。作为野蛮人或乡下人,她贫困、勤劳、憎恨人间的不平等,具有充沛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同时,她又丑陋、自私、隘、愚钝、凶狠、残忍。来到巴黎,在受到京城的影响,知道了法律、认识了社会之后,她开始用理智抑制情欲,以文明驾驭愚昧,形成了更为繁复的色彩。一方面,贝姨对不平等的感受更加强烈了,因而复仇意识也更加强化,嫉妒激愤之中,似乎已包含着某种反叛的因素。另一方面,巴黎又以它的文明腐蚀着这个乡下人的本性,使她变得工于心计,藏巧于拙,于不动声色中把阿黛莉娜一家搅得鸡犬不宁,分崩离析。经过文明修饰的野蛮,显示了更加恐怖的力量。 如果我们不执拗于简单化地界定人物的正反面或规范其阶级属性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通过贝姨的形象看到作家对社会堕落的深刻揭露。社会的不公正在制造着愤懑、叛逆,也在制造着畸形、变态;社会的腐败既侵蚀着于洛式的贵族,也侵蚀着贝姨一类的穷人。在对立的两极背后,同样可以透视到社会的深重罪恶。贝姨在千方百计戕害对手的同时,也使自己陷进了肮脏的泥潭,毒化了自我的灵魂,直至毁灭了自己的生命。巴黎时期的贝姨,嫉妒之火中已包含着对金钱、权势、虚荣的渴望。她是社会不公正的受害者,又以并不公正的手段来对付社会。贝姨这一典型,属于巴尔扎克风格,也显示着巴尔扎克创作的深化。这是一个偏执狂式的人物,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城市与乡村、文明与野蛮、反叛与沉沦,巧妙地交织于一体,融进了丰富的生活内涵和社会意识。 象巴尔扎克的许多创作一样,这也是一部近距离反映现实的作品。作家动笔于一八四六年八月,一八四六年十月八日至十二月三日在《宪政报》上连载,一八四六与一八四七年之交修订编辑成书。一八四八年收入《人间喜剧》初版第十七卷。而作品主要情节的起止年代是一八三八年七月至一八四六年二月。因此,可以说作家新写的是刚刚过去的,甚至是尚未完全过去的生活。这段时期,属七月王朝后半期,是社会弊端日益显露的时期。马克思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了。① 马克思从腐败的现实中探寻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的根由。巴尔扎克对革命不感兴趣,甚至颇有抵触,但他却以史家的真诚和艺术家的敏感,勾勒出这幅荒唐绝伦的图画,仿佛也预示了现存秩序的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