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走在秣市的街道上，忽然瞥见那个芬兰姑娘的矮胖的、几乎是滚圆的身形在他前面。她不是独自一人。她身边还有个瘦长的妇女，走得飞快，以致芬兰姑娘不得不蹦蹦跳跳才能跟上。

他加快了脚步。虽然有时在人群中失去了她们的踪迹，当她们走进一家店铺时，他落后得并不太多。瘦长妇女进去时朝街上看了一眼。她的蓝眼睛和苍白的皮肤给他印象十分深刻。她的眼光却没有在他身上盘桓。

他穿过马路，到对街去等她们出来。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又过去了。他开始觉得冷。

黄铜招牌上的字样是拉法伊女帽工场。他推门进去；挂在门上的铃铛响了起来。一个灯光明亮的狭长房间里，一律穿着灰色罩衣的姑娘们坐在两张长桌旁边做缝纫活。一个中年妇女匆匆过来招呼他。

“先生有什么事？”

“几分钟前，我好像看到一个熟人，一位年轻小姐，进到这里来———”他环顾工场，大失所望：无论那个芬兰姑娘还是那个妇女都不见踪影。“对不起，我准是搞错了。”

坐得最近的两个年轻女裁缝看到他的窘相吃吃笑了。拉法伊夫人已经失去了兴趣。“您看到的肯定是学生，”她蔑视地说。“我们这里不做学生的衣服。”

他再次道了歉，准备离去。

“嗨！”他背后有个声音在招呼。

他转过身。有个姑娘指着他左边的一扇小门。“进那扇门！”

他走进一条有墙同街道隔开的小巷。只见一道通向楼上的铁楼梯。他迟疑了一下，上了楼梯。

他发现自己在一条弥漫着烹饪气味的幽暗的过道里。楼上传来吱吱呀呀的小提琴声，是一支吉卜赛曲调。他循着琴声，又爬了两段楼梯，看到一扇半掩着的阁楼门，他敲了几下。那个芬兰姑娘来到门口，她不动声色，没有一点诧异的样子。

“我可以同你谈谈吗？”他说。

她站到了一边。

拉小提琴的是个穿黑衣服的年轻人。他看到有陌生人来，在乐句中间停顿下来，朝那瘦长的妇女瞥了一眼，捡起便帽，一声不吭走了。

他对芬兰姑娘说话。“我在街上看到你，就跟来了。我们可以私下谈谈吗？”

她在长沙发上坐下来，但没有请他坐。她的脚几乎够不着地板。“讲吧，”她说。

“昨天你提起我儿子的死。我想了解更多的情况。没有报仇的意思。只是为了让自己感到宽慰，我是指为了减轻我的痛苦。”

她探询似的瞅着他。“减轻你自己的痛苦？”

“我来彼得堡不是想亲自调查，”他固执地继续说，“不过你既然提到他死亡的情况，我不能置之不理，我不能推开不管。”

他停下来。他觉得头晕，突然浑身乏力。他闭上眼睛，恍恍惚惚仿佛看见巴维尔朝他走来。巴维尔身边有个姑娘，是他选作新娘的姑娘。巴维尔正要说话，把那姑娘介绍给他；他正在想：好啊，这些年来我尽了抚养儿子的责任，总算到了头，他总算有了归属！他正想冲着巴维尔露出高兴和欣慰的微笑。但是新娘是谁呢？是那个有着锐利的蓝眼睛、长得几乎同巴维尔一般高的、修长的年轻女人吗？

他把自己从幻想中硬拖回来。他的下一句话已经说出了口，在他耳边嗡嗡作响。“我对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道。

就是这些。这句话戛然而止。继之而来的是静默，越来越漫长的静默。他努力唤起巴维尔和他的新娘的幻象，但出现的偏偏是伊万诺夫，或者至少是他的那双手：苍白、肥胖的指头像蛆虫似的从绿色的羊毛手套里钻出来。那张脸像是在硫磺烟雾中不停地晃动，不给他仔细看清的时间。然而，他得到的印象是一张始终带着微笑的、狡诈的脸，似乎那人知道某些能损害他的事情，并且希望他也知道这一点。

他摇摇头，试图集中思想。但是似乎说不出话了。他像忘了台词的演员似的站在芬兰姑娘面前。房间里是一片沉重的静默。沉重或者静谧，他想道：假如万物都平静下来，飞翔的鸟凝滞在空中，庞大的地球在轨道上停止运转，将会是什么样的静谧啊！癫痫肯定快要发作了：他无法阻挡。他体味着最后的平静。遗憾的是平静不能永久持续下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尖叫，肯定是他自己的声音。还会有格格的咬牙齿的声音———这些字在他眼前一闪；然后全部结束。

他清醒过来时，仿佛出过一次远门，在那里变得苍老了。事实上，他像刚才一样，仍旧在那个房间里，仍旧站着，半举着一只手。两个女人也在，仍旧保持着他记忆中的姿态，只不过那个芬兰姑娘有一种戒备的神情。

“我可以坐下来吗？”他含糊地说，仿佛舌头太大，在嘴里转动不灵。

芬兰姑娘腾出一点地方，他在她身边坐下，晕晕乎乎地耷拉着脑袋。“您有什么不舒服吗？”她问道。

他没有回答。他想说什么？他为什么总是这么累？他的脑子似乎蒙了一层雾。如果他是书里面的人物，遇到这种情况，只有心在说话，而书页却是空白时，他会说什么呢？

“我不能告诉你，”他慢慢地说，“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悲哀和格格不入。你玩的游戏不是我能参加的。吸引你的，一定也吸引过巴维尔的东西，我一点也不感兴趣。如果要我说实话，我说的就是它使我感到厌恶。”

那个高身材的姑娘不声不响地走出了房间。她经过时，衣服的窸窣声和一股熏衣草的香味在他心中激起一阵意想不到的欲望。渴望什么？渴望那姑娘吗？当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不如说是渴望青春，渴望一去不返的东西，渴望宽衣解带和赤裸的身体的自由。即使这样，他的反应仍使他烦恼。为什么发生在此时此地？可能同他的极度疲乏有点关系，但也可能同巴维尔有关：发现他进入了巴维尔的世界，巴维尔的情欲环境。

“他们给我看了那些标出要处决的人的名单，”他说。

芬兰姑娘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那些名单目前在警察手里———希望你了解。他们是从巴维尔的房间里抄去的。我要问的是：你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分配了一定数目的暗杀对象，有没有某些特殊的人指定由谁去暗杀？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是不是事先要对那些人做些考察，熟悉他们的日常生活？你们暗中监视他们在家里的情况吗？”

芬兰姑娘正要开口，但他开始恢复正常，他的声音盖过了她的声音。

“如果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是不是必须和受害人混得很熟，熟得超过你们希望的程度？你们会不会从街上随便召来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乞丐，给他五十个戈比，吩咐他处理一条瞎了眼的老狗，那人找了绳子，做了一个活扣绞索，抚摸着狗，让它安静，然后低声说了些什么，他这么做的时候，觉得感情的暗流开始涌动，从那一刻开始，他和那条狗已经不是陌路的关系了，原本是单纯的工作任务，现在变成了最卑鄙的叛卖———如此卑鄙，以致当他把狗吊起来的时候，狗发出的叫声会在他耳边萦绕好几天———狗发出的是诧异的惨叫：怎么会是你？那个念头会不会使你下不了手？”

他说话时，高身材的女人回来了。她跪在房间远处的角落里，在折叠床单、卷垫子。芬兰姑娘活跃起来。她的眼睛发亮，迫不及待地想说话。但是他不停地往下说，不让她插嘴。

“如果一条平常的狗都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你打算除掉的男人或女人有什么力量使你不惴惴不安呢？我认为挑选要除掉的人民敌人时，不管挑选方式如何科学，去杀他们的人都不可能心安理得。比如说：谁被确定为巴维尔要杀的第一个对象？他被指派去杀的人是谁？”

“你为什么问这话？你想知道什么？”

“因为我打算去那人的家，跪在他家门前，为巴维尔永远没有去成表示感谢。”

“如此说来，你为巴维尔被杀感到庆幸？”

“巴维尔没有死。他原本可能送命，但是他吉人天相，活了下来。”

另一个女人第一次开口。“您过来坐在这儿好吗，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她指着窗前的桌子说，那边有两把椅子。

“我的姐姐，”芬兰姑娘介绍说。

“姐妹，但不是同父母所生，”另一个说。她们的笑声轻松随便。

她的腔调是彼得堡地区的，但声音很低沉。受过声乐训练的声音。他觉得以前见过她。歌唱演员吗？他以前常去歌剧院的时候见过？以她的年纪来说，不可能是那个时代的。

他坐了其中一把椅子；她在他对面坐下。桌子很窄。她的脚碰到了他的脚；他挪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