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维尔会不会是这种人的朋友呢，他厌恶地想道，时时刻刻都在煽起自以为是的狂热的人？这地方像是罗耀拉时代的一个西班牙女修道院：出身良好的姑娘们有的在那里鞭打自己，口吐白沫，狂喜地在地上打滚；有的斋戒禁食，没完没了地祷告，祈求救世主接纳她们。这些人都是极端主义者，感觉论者，他们渴求死亡的狂喜———不论是杀人或是自己死去。而巴维尔也在他们当中！

他突然想到巴维尔最后一刻的情景：一个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的身体猛摔到地上，急促的呼吸，骨头的断裂，特别是震惊，由于结局是如此真实，没有第二次机会而感到的震惊。他在桌子底下痛苦地绞扭双手。一个人的身体拍在地上：死亡，一切事物的终结！

“我要证明……”他说，“把你说的有关巴维尔的话证明给我看。”

涅恰耶夫更凑过来一些。“我可以带你到现场去，”他慢慢地吐出每一个字。“我可以带你去现场，让你亲眼看看。”

他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到房门口。他摸到了楼梯，下了楼，随即在小巷里摸不到出口了。他随便敲敲一扇门。没有人应。他敲了第二扇门。一个趿拉着拖鞋的、面带倦容的女人开了门，侧身让他进去。“不，”他说，“我只想问一下怎么出去。”那女人一言不发，关上了门。

过道尽头传来嗡嗡的说话声。有扇门开着；他进去，发现房间的天花板非常低，给人一种鸟笼的感觉。三个年轻人坐在扶手椅里，一个大声读报。他进去后，读报的人停下来。“我在找出口，”他说。“一直走！”读报人说着挥挥手，继续读他的报纸。他在读一篇关于学生和宪兵在哲学院外面冲突的报道。他抬起眼睛，发现闯进来的人没有动。“一直走，一直走！”他吩咐说；两个伙伴笑了。

这时，芬兰姑娘来到了他身边。“天哪，你探头探脑，竟然跑到这种古怪的地方来了！”她并无恶意地训他说。她挽着他的胳膊，仿佛把他当做盲人似的领着他，先下了一段楼梯，然后沿着一条没有照明的、堆满箱笼的通道，来到一扇上了闩的门前，打开了门。他们到了街上。她向他伸出手。“我们就这么约定了，”她说。

“什么？我们有什么约定？”

“今天晚上十点钟，等在喷水池的豆青角上。”

“告诉你，我不会去的。”

“很好，你不会去。不过你也可能去。难道你没有家庭感情吗？你不至于出卖我们吧，你会吗？”

她提问的口气像开玩笑，似乎认为他根本不可能对他们造成损害。

“因为，你明白，有人说你到头来会出卖我们的，”她接着说。“他们说你生性就靠不住。你说呢？”

假如他手里有根棍子，他真想揍她。但他两手空空，这么一个圆乎乎的身体该在哪里下手呢？

“了解人的本性并不起作用，不是吗？”她沉思地往下说。“我的意思是不管你怎么想，指导人们行动的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难改，即使绞死他也没用。正如狼吃了羊而把狼吊死一样。吊死狼也改变不了它的本性，不是吗？把出卖耶稣的人吊死———并不能改变任何事物，不是吗？”

“谁也没有把他吊死，”他不高兴地反驳说。“他是自己上吊的。”

“性质一样。结果一样，不是吗？我指的是，不管是别人把他吊死或者他自己上吊，结果是一样的。”

他们的闲谈中隐约出现了某些可怕的东西。“谁是耶稣？”他轻声问。

“耶稣？”天色昏暗了，这条空荡荡的寒冷的小街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她难以置信地瞅着他。“难道你不知道耶稣是谁吗？”

“你说我是犹大，那么谁是耶稣？”

她笑了。“那只是一种说法，”她说。接着，她仿佛自言自语地又说：“他们什么都不懂。”她再次伸出手。“十点钟，喷水池。假如没有人接头，就说明出了事。”

他没有同她握手，扭头朝街上走去。他听到背后有压低的说话声。说什么来着？犹太人？犹大？他猜测是犹太人。非常奇怪：人们是不是认为“犹太”这个词是从“犹大”衍化出来的？但是他为什么不愿意碰她呢？是不是因为她可能认识巴维尔，同他太熟了———事实上甚至有肉体关系？他们，涅恰耶夫之流，是不是共同拥有女人的？共同拥有女人的情况简直难以想象。更有可能的是那些男人共同被她拥有。包括巴维尔。他不愿意朝那方面去想，但是办不到。他在想象中看到那芬兰姑娘一丝不挂躺在许多鲜红色的靠垫上面，她叉开两条肥胖的大腿，摊开两臂炫示她的乳房和圆圆的、没有毛的、几乎还不成熟的肚子。巴维尔则采取跪姿，准备被交媾和消耗。

他摇摇头不再去想。妒忌的想象！父亲像一只灰色的老耗子似的，事后爬到做爱的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剩给他的东西。在黑暗中坐在尸体上，竖起耳朵倾听，然后啮咬，再倾听，再啮咬。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那帮以好父亲、大耗子马克西莫夫为首的警察报复心切地搜捕彼得堡的自由青年？

他回想起他和安妮娅结婚后巴维尔的表现。那时巴维尔已经十九岁，但坚决不接受她，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分享他父亲的床铺。他们住在一起的那一年里，巴维尔始终保持着一种想法，认为安娜只是他父亲的伴儿，正像老太婆可能有的伴儿一样：只是个管管家务、采购食品、跑跑洗衣店的人。他们晚上玩了纸牌，他说是要上床睡觉时，巴维尔不让安娜跟他去：而非要安娜再同他玩一盘不可（“就我们两个人玩！”）。即使当她红着脸试图退出时，他仍旧显出不理解的样子（“这儿又不是农村，你不需要天亮就起来挤牛奶！”）。

父子之间是不是总有这种情况：用玩笑来掩饰最剧烈的竞争？这是他感到凄凉的真正原因：因为他生活的基础，他和儿子之间的竞争，已经消失？难道潜伏在革命底下的不是人民复仇这个组织，而是儿子的复仇———父亲们妒忌儿子们的女人，儿子们策划窃取父亲们的钱箱？他厌烦地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