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家时，马特廖娜十分紧张地在走廊上等着他。“警察来过了，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他们在找一个杀人凶手！”

时间停止了，他僵站着不动。“他们为什么要来这儿？”这些话虽然出自他口，但他似乎觉得是远处传来的、别人的微弱声音。

“他们到处寻找，整幢房子都找遍了！”

他从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那里听到的情况比较详细。“他们盘问，是不是有谁知道最近在附近出现过的一个乞丐。我认为我肯定见过，可是记不清了。有人说他在这幢房子里避过。”

这时候，他原可以透露说伊万诺夫在她的公寓里过了一夜，但他没有说，却问道：“他有什么罪名？”

“警察的口风很紧，马特廖莎说他杀了人，但那只是传闻。”

“不可能。我知道那个人，我同他长谈过。他不是杀手。”

结果证明不仅仅是传闻，确实是一桩罪行；受害者是那个乞丐，街那头的小巷子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是看门人告诉他的，他听后大为震惊。伊万诺夫：那个总是在临终病榻或者葬礼墓穴旁边出现的面目可憎的家伙，不像是短命的。

“他们肯定他不是冻死的吗？”他问道。“为什么一定是凶杀呢？”

“哦，凶杀是不会错的，”看门的老头摆出一副消息灵通的样子回答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有什么必要为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家伙大动干戈。”

吃晚饭的时候，马特廖娜大谈特谈凶杀案。她过度兴奋：她的眼睛发亮，话也说得没有条理。至于他呢，他有他的事情要讲，不过要等到她妈妈让她平静下来，上床睡之后再说。

他认为她已经睡着后，开始把他同涅恰耶夫见面的情况告诉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他声音压得很低，他知道大人的悄悄话———总是同奸诈和吸引人的事有关———能穿透孩子最深的睡眠。

安娜听说过涅恰耶夫这个名字，但不清楚是谁。不过她马上提出劝告，并且十分坚决。“你必须赴约。不知道真实情况，你心里不会踏实的。”

“可是我已经知道发生的事情。我不需要再知道什么了。”

她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他的不够热情使她难以理解：她只能把它当做冷漠。他怎么才能使她明白呢？要使她明白，他首先要用水底传出的声音说话，孩子的来自黑暗深处的清晰的恳求声。“亲爱的父亲，唱给我听！”声音会这么呼唤，她会听到。他在内心某个地方非但会发现那个声音还会辨出具体的字眼。此时此刻，他辨不出字眼。他有一种感觉，认为会在一首古时的歌谣里发现那些字眼。但歌谣不记载在书本上：而在他够不到的俄罗斯人民的心中。或者在一个孩子的心中。

“巴维尔不是报复心很强的人，”他终于结结巴巴地说。“不管谁杀了他，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脐带已经剪断，他同那人没有了联系。我要以他为榜样。我不要受到报复心理的毒害。”

他还有好多话可说，可是现在不行。比如说，巴维尔不喜欢复述他跌落的经过情形。巴维尔感到特别孤独，需要别人为他唱歌，安慰他，向他保证绝对不会把他抛在水底不管。

他同那女人之间有片刻沉默。星期天以来，他们两人还是第一次单独相处。她显得疲惫。她无力地垂着肩膀和手，脖子上显出了褶皱。他再一次清楚地体会到她比他的妻子老，他们虽不能算是老一代的人，不过也相差不远了。他希望自己不必非注意到这一点不可。他从涅恰耶夫那里回来，没有过多少时间；涅恰耶夫年轻，像魔鬼一样精力旺盛，那些次要的魔鬼都很年轻。

他一阵冲动，抓住了她的手。她诧异地抬起眼睛。

“我不是嗾使你报仇，”她款款说道。“你对巴维尔的看法是正确的：他没有报复的本性。但是他有正义感。你得守约。了解尽可能多的情况。不然你心里永远得不到安宁。”

他仍旧握住她的手。从她手上他感觉到一种回应他的、只能称之为体贴的压力。

“正义，”他深思地说。“一个冠冕堂皇的词。人们真能在正义和复仇之间划一条分界线吗？”当她似乎不理解时，他又说：“那岂不是涅恰耶夫的独创性吗———他管他的组织叫做人民复仇，而不叫做人民正义。他至少是诚实的。”

“是吗？难道那就是人民希望得到的信息：他们追求的是复仇，而不是正义？我不这样认为。为什么人们都认真对待涅恰耶夫？为什么随便哪一个人，学生、容易激动的年轻人，都把他当一回事？说到头，他有什么力量？”

“当然，不是生的力量，而是死的力量。只要有一种精神，小孩也能像成人一样杀人。也许这又是涅恰耶夫的独创性：他说出了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有关我们的孩子的话；他让席卷年轻俄罗斯的那种沉默而严峻的力量发出了声音。我们不问不闻；他便带了斧子来了，非让我们听到不可。”

她的手本来生气勃勃，现在突然变得死气沉沉。感情丰富的女人，他想着，松开了她的手。同她的女儿一样。也许还同样容易受到伤害。

他要抱她，把她搂在怀里，修复破裂的东西。他应该中止这种只会使她感到排斥和疏远的谈话。但是他没有。

“说到头，你永远不能通过宣扬一种与人们格格不入的、或者对他们毫无意义的精神，来号召人们拥护你的事业。当然，他不是那样解释的。他自称为唯物主义者。那只是时髦的行话罢了。实际上，他就是希腊人所说那种恶鬼附身的人。恶鬼对他发号施令。那才是他力量的源泉。”

他又想道：现在我必须打住了。然而，枯燥的、致命的言语依旧纷至沓来。他知道他已经同她失去了联系。

“巴维尔身上肯定也有恶鬼，不然的话，巴维尔为什么响应他的召唤？认为巴维尔没有报复心理是好事。对死者有好评是好事。不过对他来说有点言过其实。我们不能感情用事———在日常生活中，他同任何别的年轻人一样，也是有报复心理的。”

她站起来。他自以为知道她要说什么话，而且出于颜面考虑，已经准备好为自己辩解。他以为他听到的将是：你自称是巴维尔的父亲，但是我不相信你爱他。可是他估计错了。

“我对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一点都不了解，我只能接受你告诉我的话，”她说，“但是单凭我听到的话，我很难区别你和涅恰耶夫两人中间谁更希望巴维尔属于复仇党。我和巴维尔毫无关系，我当然不是他的母亲，但是为了他和他的名声，我应该提出异议。你同涅恰耶夫争斗，不应该把他也卷进去。”

“涅恰耶夫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人们一贯的误解。他是另一种人。”

“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不管他是什么，我都不要听了！我不希望争斗和憎恨给带进我的家！马特廖娜现在已经够激动的了；我不希望她受进一步的影响。”

“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是虚无主义，”他固执地接着说。“你们给他贴上标签的时候，忽略了他的独特之处。他并不是以思想的名义采取行动。他觉得身体里有什么蠢蠢欲动时，才采取行动。他是感觉论者。是感觉的极端主义者。他在生活里要把感觉能力发挥到极致，要把肉体认识发挥到极致。因此他才说出天下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事情这类话———如果他不在乎解释自己的行为，他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

他停了下来。他又一次自以为知道她要说什么；或者即使没有说出口，他也知道她想说的是什么：那么你呢？难道你就很在乎吗？

“你认为他为什么选择斧子作为武器？”他说。“假如你想想斧子，假如你想想它的含义———”他找不到适当的词，便绝望地举起手。斧子，人民复仇的工具，老百姓的武器，粗糙，沉重，无法对付，挥动时使足全身力气，拿出一生积聚的怨恨，劈下去时带着邪恶的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