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野蛮生活的合法重现。

保尔·莱奥托

1916年3月17日。某部队139排。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正在贝里-奥巴克阵地布特斯森林中的战壕中为自己布置一片安身之地。他在护墙上方支上一块帐篷布，这是预防流弹炮弹片从头而降的临时措施。他戴上头盔，席地坐在土堆上。他请假在阿尔及利亚的拉木尔同玛德莱娜及其母亲度过一段时间之后，于1月份返回部队。接着，他领导其部下参加了两个月的强化训练。3月14日，他们再次开往前线。出发的那一天，他给玛德莱娜写了封信，重申她为他所有财产的继承人。这样的信他已经写过无数，这仅仅为其中之一。

他们几乎天天通信。他向她许诺永远爱她，发誓一旦有时间，就开始为办理结婚手续做必要的准备。每封信都柔情脉脉，但少了些狂热的激情。玛德莱娜好像有点儿为此新现象担忧，他一再地安慰她，让她放心，含蓄地说军队中对来往信件的检查甚严，禁止男女之间柔情蜜意的誓言，以防影响军队的战斗意志。有时，他好像对她的一再追究表现出不耐烦。他劝她要“听话”，并要求她阅读一些文学方面的书籍，以提高思想境界。他还建议她加强学习英语，不要吃鱼，学会休闲娱乐，特别注意为那双病脚多费点儿心：“每天晚上从脚趾到脚背轻轻按摩两分钟……”

所有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他们之间的交往给人的印象，完全是规规矩矩地按照正规程序履行手续的本分人家的做法：向未婚妻母亲求婚、订婚、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这真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所渴望的吗？

他不再给路易丝写信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地终止了。他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于1月份寄出，他在信中要求她将一张尼斯的当票寄给他，他想把以前典当的一块手表赎回。然而，他还时不时地给玛丽·洛朗森写一些充满感情的信件。他同巴黎的朋友们之间也有书信来往，尤其是常给毕加索写信，他还赠送给毕加索一枚自己亲手做的戒指。

他坚持写诗，也给《法国信使》杂志寄去几页关于战争、未来主义、司汤达或圣女贞德的诗作。无论在任何情形下，他的衣服口袋中都有一本书，每当前线的战事有间歇，他就掏出来阅读几页。

他从来没有怨言，但他心情忧郁，“十分伤感”。好像不是因为远离玛德莱娜，而是因为战争本身。他早已习惯了风雨、泥泞、兵营的生活、长途行军、战地作业和令人窒息的气味。但他无论如何无法忍受指挥官们的愚蠢、蛮横与武断。他写过一个报告，讲解为什么临近其他团的士兵都戴军帽，而他所在团的士兵戴头盔。或许他对军中纪律过严的事实了如指掌：许多自残的士兵被处以死刑；凡是手负伤，而伤口周围留有黑色痕迹的士兵都可能被处决，据说因为这些痕迹有可能是炸药，而这伤口证明负伤者距离炸药如此之近，不可能是敌人所为。大量士兵因为手被敌人炮弹的弹片炸伤而被处决。

不服从命令也一律受到十分严厉的处置。1915年，步兵336团二营突然接到袭击敌人战壕的命令。士兵们都不动，拒绝执行。因为一会儿进攻，一会儿反攻，搞得他们筋疲力尽，再加上，他们必须越过一片150米宽、布满铁丝网，并且被德国人炸得稀烂的开阔地。在这样的条件下进攻，等于去自杀。

面对如此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该步兵师师长计划用大炮轰炸自己军队的战壕，在炮兵上校再三恳求干预下，他才改变了决定。他要求在年纪最小的当中选出六个下士和十八个士兵。经过军事委员会批准后，这些人被立即处以死刑。

有时，士兵们因拒绝迎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冲锋、拒绝穿越由自己战友尸体覆盖着的战场前进或者拒绝躺在战友们的尸体上躲避德国人炮弹的袭击，而被处以死刑。被处决的人不是由军官指认，而是由士兵自己抽签，抽中的人就去做替死鬼。副营长阿波利奈尔对这一切自然不会无动于衷，特别是对一个20岁、步兵98团的机枪手军官、名叫夏普朗的少尉的事他没有保持沉默：1914年10月，在洛杰斯树林中，他遭到德国人的袭击。德国人包围了他、四名士兵和两挺机关枪，他受了伤。敌人活捉了他们，他在铁丝网中被关了两天。当担架兵将他抬回后，他被送到上校面前。上校把他移交给军事委员会，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被敌人捉过。夏普朗躺在担架上听了对他的最后判决：死刑。还不是普通的死刑：人们把他捆绑在担架上，然后把担架垂直地竖起来，向他射了十二发子弹。

这些事实给士兵的打击太大，人们十分气馁，整个军队士气低落。与其他人一样，阿波利奈尔对这一切没有无动于衷，一件件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德朗在给弗拉芒克的信中写道：

白白地牺牲数万人的生命，好像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发了那么多的命令，做了那么多的计划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有些人拥有无限的权利，将他人如同永不损坏、永不疲倦的工具一样支配和使用，永无休止地要求他们作最艰苦的努力。发号施令的那些人可真是令人恐惧。

［摘自1917年3月1日安德烈·德朗写给弗拉芒克的信件］

进入贝里-奥巴克阵地战之前，阿波利奈尔请了两天假。返回部队时，他十分失望：战时的巴黎是那么温馨得让人恋恋不舍！马克斯·雅各布的风凉话更加令他心里凉了半截：他说据估计，这场战争将要持续三十年。这肯定是过于夸张了，但纪尧姆也不认为它能够在1917年底到1918年初结束。

惟一的好消息——很长时间以来最好的消息，是几天前他收到的一封官方来信。信纸抬头印有司法部民事局大字的这封信，授予了名叫纪尧姆·科斯托维斯基、别名叫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他法国国籍。啊！终于到手了！

阿波利奈尔将这封信珍藏在他的衣袋中，与一期《法国信使》放在一起。他用手摸摸那本杂志，拿出来，把它打开，展放在面前。这份杂志和这封信似乎就是他的护身符。周围的轰炸仍然在继续，但除了防卫之外，别无他法。

1916年3月17日下午4点钟。

他专心致志地读着那本杂志，翻了几页。突然，惊雷般的爆炸声在距离他四十来米处传出的同时，他的右太阳穴部位的头盔被什么东西轻微地撞击了一下。阿波利奈尔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头盔上有个窟窿，一股热乎乎的东西顺着面颊往下淌：是血。

他喊人来。他被撤往急救站，右太阳穴内进入了炸弹的碎片。246团的医师为他包扎好头。人们拿来他的小行李箱，让他睡觉。第二天凌晨两点，他被塞进一辆急救车送往医院。在那里，医生从他右太阳穴取出几块弹片。3月18日，他在写给玛德莱娜的信中说：我受的伤不严重，只是感到很累。

22日，医生为他拍了张片子。他感觉痛苦难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日记中记录下当时的伤势，也未耽误他给玛德莱娜、伊芙·布朗克和马克斯·雅各布写信。

25日，他必须从医院向后方撤退，但他高烧不退，直到28日仍然无法起床。29日，他到了巴黎的瓦尔德格拉斯医院。他的朋友们都赶来探望他，他的神志完全清醒。表面上看起来他的伤没有恶化，伤口也愈合了。

然而，阿波利奈尔一直抱怨头疼和头晕。医生们说他过度疲劳，需要充分休息。但他的左臂越来越沉重。4月9日，当时在意大利大使馆当护士的塞尔日·费拉特将他转到位于巴黎塞纳河边盖道尔塞的意大利政府医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阿波利奈尔身体的瘫痪在日趋严重，而且经常昏迷。5月9日，阿波利奈尔在莫里埃别墅接受了环钻手术，切除了一个脑肿瘤。11日，他给玛德莱娜发了一份电报，告诉她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他经常写一些简短的信件，随时告知她病情的发展情形。8月份，她表示希望能来探望他时，他恳求她不要来。他要求她写信告诉他一些愉快的事情，不过一个星期不超过一封信。他请求她给他寄回他的炮兵手记、一本诗集《炮车》、玛丽·洛朗森的两幅水彩画，以及他过去托付她保管的一枚戒指。他对待玛德莱娜同对待路易丝一样：收回属于他的以及他给出去的一切东西。

不久，玛德莱娜也离开了阿波利奈尔的生活。是因为另外一个女人来莫里埃别墅看过阿波利奈尔，而且不久以后取代了玛德莱娜在他身边的位置呢，还是如同他在最后一封发往阿尔及利亚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承认自己变得“更加容易发脾气”了呢？总而言之，从他恢复平民生活之后，他身穿挂着6月份颁发的战争勋章的漂亮制服，摘掉了头几个星期缠在头上的绷带，换上皮质船形帽，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换了个人，不再是原来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了。他表现出了极端的爱国主义热情，令他的所有朋友大为吃惊。但他并不高兴，整日闷闷不乐，他周围处处可见的个人主义以及与前线的苦难相距甚远的巴黎生活使他深感失望。

然而，他还是将要回到位于圣日耳曼大街他的房子里去，将加入这样的生活，也将去参加五彩缤纷的活动与宴会。但遗憾的是他只能坚持到战争结束：一共还仅仅能在人世间再生存27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