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丁的十字架

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除戈雅之外，我从未见过其他任何人可以与苏丁媲美。

萨纳·奥尔洛伏

“他（巴恩斯）买了我的几十件作品，付了3000美元。”苏丁说。

“我也搞绘画呢，我给你看看我的画吧。”基基讲。

“再说吧，”这位立陶宛人回答说，“我的作品的标价相当于一辆布加蒂Bugatti（1881—1947），祖籍意大利，汽车制造商。轿车。如今，我的一幅画售价一万美元！”

基基圆睁双眼，目不转睛地瞪着苏丁。他已经远远不是大战臭虫年代的他了。当年，他的画室内到处都是臭虫：整个房间无任何一处稍微暖和点的地方。于是，那些臭虫都躲进了他的枕头取暖；他经常囊空如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外出时，只在裸体外套件大衣；为了打扮自己，只好拿腰带当领带，双臂伸进短裤的裤腿里当衬衣。

苏丁比其他任何人受的苦都多。他对当今的生活仍然不满意，他很怀旧，想念家乡：现在吃不到孩童时代常吃的食物，经常梦想吃家乡有滋有味的饭菜、鲱鱼、沙司酱……

但他变了，变得不是从前的他了，认不出来了。从前他作为移民，整天或者闭门不出，或者躲在罗童德最不显眼的角落里学习法语。而如今，他穿着花衬衣，打着他过去做梦都想得到的鲜艳领带。他最早与巴恩斯打交道的时候，有一天，美国收藏家要求他陪同去旺多姆广场的一家卖真丝领带的高档商场。收藏家一口气买了三打领带，这位衣衫褴褛的艺术家羡慕地盯着他，他都没有想到送给他一条。这件事让苏丁感觉受到了极大的凌辱。

从那以后，苏丁一心想着要报复。现在，他不仅有能力去旺多姆广场购买他需要的任何东西，而且也可以在他面前挥动那擦过香脂的漂亮双手。手指甲上不再被绘画涂料玷污：过去他经常因为生气，扔掉手中的画笔，使用手掌和手指充当画板和画笔从事创作。他一头乌黑的头发闪闪发光，因为他请一位穷人家的小姑娘定期地为他用香精软膏洗染。他甚至还有一辆汽车和一个司机——达内罗勒供他使用。他对基基说，这一切都不属于他本人，而属于靠着巴恩斯和发了财的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美国人巴恩斯到约瑟夫-巴拉街看苏丁的作品。波兰人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每从他的床下取出一幅画，美国人都用惊讶的口吻喊道：“太棒了！美极了！”

从那以后，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就在塞纳河街开了一家画廊，展出郁特里罗、德朗、弗拉芒克、基斯林、杜飞和弗里兹的作品。他在安德街还有一座房子，他的画家们和女合作伙伴们，例如波莱特·茹尔丹（她有时为苏丁和基斯林做绘画模特儿）都常去那里与他聚会。

苏丁想去地中海边时，就叫达内罗勒来。他躺在汽车后座上睡上一夜，次日就在海边了。他不喜欢巴黎，终日躲避着不想见到过去的熟人，不愿意去他过去常去的地方，害怕触景生情，回忆起从前悲惨的生活；他批评莫迪利阿尼，其实此人是惟一在大战期间支持他的人；他生埃利·富尔的气，然而正是此人写了第一本有关他的书；莫里斯·萨克斯发表了赞颂他的作品的文章，而他见到此人连招呼也不打一下；当酒馆里的顾客认出他，站起来，走到身边同他说话时，他却很不客气，无精打采地说：“我不认识你。”

当对方坚持说认识他时，他便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说着离开餐桌，扬长而去。

苏丁的傲慢使他吃了不少亏，甚至差点让他错过会见卡斯坦夫妇的机会。对他来说，卡斯坦夫妇是和巴恩斯同等重要的资助人。

卡斯坦夫妇住在巴黎西南大约150公里的萨尔特市附近的一座城堡。他们十分热爱绘画艺术。马塞兰·卡斯坦在一家杂志社任编辑部秘书，同时负责该杂志的艺术专栏。他经常去蒙巴那斯会见艺术家。

巴恩斯回到巴黎前不久的一天晚上，马塞兰在他妻子玛德琳娜的陪同下去了罗童德。苏丁恰好从那里经过。一位画家建议卡斯坦夫妇购买苏丁的一幅画，他说：这位俄罗斯人身无分文，连吃饭都十分困难。于是，卡斯坦夫妇叫住苏丁。马塞兰要求看看他的画。苏丁同他们定下在第一战役街一家酒馆的后厅见面，但他手里拿着两幅画姗姗来迟。卡斯坦夫妇在昏暗中匆匆瞅了一眼，提议次日再来，并给他100法郎作为订金。苏丁接过钱来撕得粉碎，扔了，说：“我不是乞丐！你们连看也没有看我的作品，就给钱！我不乞讨！”

他发火了。卡斯坦夫妇只好离去。

几个星期之后，苏丁在玛德琳娜附近的一家画廊中展出他的《番茄鸡》，卡斯坦夫妇想买这幅画，他们找到苏丁的画商斯波罗斯基。但是他没有权利出卖这幅画，因为它属于弗朗西斯·卡尔科。斯波罗斯基没有说明从前苏丁的画一文不值，他早就将这幅画送给而不是卖给了作家卡尔科。

卡斯坦夫妇坚持要买。斯波罗斯基只好去见卡尔科。后者十分客气地把画还给他，没有接受这位波兰画商付给他的钱。于是，卡斯坦买下了画。从此之后，他们经常来画家的画室，一逗留就长达十个小时，还一幅又一幅地买他的作品。

后来，苏丁经常去卡斯坦夫妇的城堡做客，一住就是数个星期。慷慨资助苏丁的这对夫妇对画家倍加宠爱，特别是女主人玛德琳娜，还为画家当绘画模特儿。她迷恋此人的韧劲：他身上带有的那股无法形容的力量和能量；他为自救而顽强拼搏的硬骨头精神；他到处寻找17世纪的油画作品，只要画面有颜料颗粒他就心满意足，因为创作时画笔在画布上移动时并不是平行滑动；他跪在地上恳求一个为他当模特儿的洗衣女工恢复原有的表情；他花费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修改作品中的一点儿微小的缺陷；创作的时候，他要求周围绝对安静，任何人不得靠近他，不得同他讲话；天蒙蒙亮，他就起床要求尽快备好汽车，立即拉他去市场买鱼，而且只买鱼，因为他要画鱼；一天早上，他恳求卡斯坦夫妇陪同他到田里去，因为他曾经在那里见到过一匹十分漂亮的马。他们见到了那匹老马。它瘦得皮包骨头，浑身泥浆，正在街头为一个街头艺人拉车。

“我想画它！”苏丁高兴地说。

他激动得围着那匹马转来转去。马塞兰·卡斯坦开始同那些街头艺人谈判。艺人们同意到卡斯坦夫妇的城堡逗留一下，条件是必须向他们提供吃喝。艺人们在城堡的草坪上安顿下来之后，苏丁带着那匹瘦马远离人群，接着他画出了一幅名作。

苏丁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从不参加集体画展，担心被淹没在其他艺术家之中。无论是他自己的、卡斯坦夫妇的或者他的亲朋好友的任何画，只要不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他就毫不吝惜把它撕毁。

据曼·雷说，苏丁过去一直连做梦都想看看大海。巴恩斯买了他的绘画作品后，苏丁兴奋不已，完全陶醉了。他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拉他到了南方，去了东比利牛斯省的塞莱特，后来又去了阿尔卑斯省海滨卡涅的海边。

回到巴黎两年之后，他系统地毁掉他在南方创作的画作：他在其画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处见到多少，就烧掉多少；听说哪个画廊有他的画，就去全部买回来或者用他最新的作品把那些旧的换回来。运回家后，全部将它们剪掉；有时他把撕毁、剪毁的一些碎片缝合成为新作，但大部分被扔进垃圾桶。除他的司机达内罗勒有时将他扔进垃圾桶的一些碎片捡回送给斯波罗斯基外，剩余的全部被一些绘画业余爱好者回收，送给马扎兰街的一位酒馆老板——雅克。老板用针线把它们缝合成新画之后，这些业余爱好者再把它们卖给画廊。

最初他只毁坏他在塞莱特创作的作品，后来其他作品也逃不掉这样的厄运。每当苏丁到画商勒内·冉佩勒家时，画商准将苏丁的画挂到高处，而且绝对不能让他单独留在展有其作品的画廊内。

苏丁毁坏所有他的画，包括带有他签名的假画、他在所有他居住过的地方作的画。

到了1925年，他惟一喜欢的画作只有他的《死牛》(图59)。那是他在圣戈塔尔街的画室内试验创作的作品。住在卡斯坦家的城堡的时期，他经常去城堡周围的菜市场或附近的农场。回来时常常带着一些宰杀后的或者储藏变质发臭的鸡、鸭、火鸡或兔子。他把它们挂在钩子上，画在画布上。但牛却是另一码事。苏丁画的牛是效仿他十分欣赏的伦勃朗的风格的结果，也是孩童时的苏丁经常见村子里的屠夫屠宰牲畜，而且曾经被关在冷库里挨了一顿狠揍之后，被强迫画一些无视传统观念的画的结果。在以下的一段文字中，他十分清晰地承认了他的牛是如何画出来的：

我在孩童时代见过村子里的屠夫一把抓起一只鸟，把它的头剁下，将血放净。我痛苦得直想大声叫喊，而我看见屠夫却十分高兴时，我的喊声被压在嗓子眼儿里没有能够释放出来……但我始终觉得这喊声堵得我喘不上气来。我有一次画侮辱老师的肖像时，我试图将这一喊声释放出来，仍然未能够实现。然而当我画《死牛》时，终于将一直憋在嗓子里的那股喊声释放了出来。

［摘自保存在艺术图书馆中1955年出版的埃米尔·斯吉特雅的《苏丁与他的时代》一书］

苏丁去巴黎郊区的维莱特买了一头屠宰过的整牛，回来用一些铁钩挂在画室的屋梁上。天长日久，等到牛开始变质腐烂时，和斯波罗斯基一样对苏丁忠心耿耿的波莱特·茹尔丹，为了让牛骨架保持颜色鲜艳，到许多屠宰场寻找牛血涂抹腐烂的牛。苏丁在画之前，有时也帮助她用刷子将找来的血刷在死牛腐烂了的肌肉上。

很快，苍蝇越来越多，可是苏丁对此视而不见；恶臭气味越来越大，邻居们纷纷告状。一天早上，市政府卫生部门的人员找上门来。向来害怕穿制服的官方人员的苏丁吓得躲藏起来。于是，只有波莱特·茹尔丹出面解释在室内保存死牛的原因。她成功地说服了市政府的这些雇员为画室进行了消毒。他们还向她讲解了如何才能够避免牛尸体的腐烂和散发臭气。其实问题很简单，只要给死牛注射一些氨液就可以了。

从此以后，苏丁无论到哪里，都随身带一个注射盒。每当遇见死去不久的动物，他都给其注射氨液，然后带回家来做他的绘画标本。

基基十分想向苏丁表达对他的爱慕，但她没有说出口来。她知道苏丁早已不像从前那样是独身一人了。他重新找到一个他青年时期的心上人——德博拉·梅勒尼克。有人传说他们已经举行了宗教婚礼，并且有了一个女孩子，但苏丁很快终止了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当人们同他提到他的女儿时，他说自己没有女儿，而且立即转移话题。他不想知道任何事情，但没有过去蛮不讲理了。从此以后，身边总有女人在陪伴着他。

1937年，他爱上一位德国犹太移民、社会党人——热达·格罗特。他给她起了个别名“看护小姐”。因为在他们相识后不久，他患了急性胃溃疡。在他卧床不起的时候，格罗特守护过他整整一夜。很快，他们一起住到勃艮第大区约讷省的索拉。大战期间，他们一起回到了巴黎。

1940年，格罗特被关进了集中营；1943年，她奇迹般地返回巴黎。在此期间，卡斯坦夫妇在一次艺术展览会开幕式上向苏丁介绍了一位聪明美貌，但也十分任性的女子——玛丽-贝特·奥朗斯。她曾经是马克斯·恩斯特的第二任妻子。从此，她成为苏丁的最后一位伴侣。

德国人占领法国期间，盖世太保一直在追捕无国籍的犹太人苏丁。在巴黎，他尽量少出门。万一出门，他总把帽子拉得很低，几乎扣在眼上，他以为这样就能够不被人认出。他已经不能吃别的东西，每天只吃土豆泥和蔬菜汤，瘦得皮包骨头，十分吓人，并且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为了保护头发，他在头顶上打了个鸡蛋，像个鸡蛋饼似的扣在头上，然后再戴上帽子。

他最后躲藏在玛丽-贝特·奥朗斯在植物园街的一位朋友家里，只有夜间才敢出门。看门人向占领当局告发他之后，他逃到了安德卢瓦省的桑比尼。玛丽-贝特·奥朗斯领着他一个又一个地更换旅馆，直至他们找到了一座僻静的住房，在那里安顿下来。但那时苏丁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1942年8月，他的胃病日趋严重，出现了胃穿孔，被送进西农医院。他央求医生立即为他手术，但玛丽-贝特拒绝了，她坚持要去巴黎的一家医院，找一个专家为他进行手术。他们租了一辆救护车。玛丽-贝特·奥朗斯想回住处取他的绘画作品带回巴黎。她要求救护车返回桑比尼，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取其余的画作。这样一来，来回耽搁了二十四小时。当他们最后到达巴黎时，苏丁的胃已经大面积穿孔。1942年8月7日进行了手术，9日早上六点，苏丁停止了呼吸。送葬的艺术家的人数少得可怜，但其中有毕加索和还没有去集中营的马克斯·雅各布。他被埋葬在了蒙巴那斯墓地。帕森和他的女人们在那里已经等待他十二个年头了。

塞姆·苏丁坟墓的地皮属于奥朗斯家族。他的墓上没有插犹太教的五角星，而是一个天主教的十字架。虽然不合情理，但绝非独一无二。他墓碑上的题词不仅出生日期被搞错了，连他的名字也被写错了……

丁香园丑闻

……于是出现了一些奇怪现象，起初几乎没有引起家人的警惕，直到有一天在公众中发生了一些极端行为，人们才知道他是诗人。

路易·阿拉贡

1925年7月的一天上午，文人们再次在丁香园酒馆聚会。这是《新文学》杂志在为天主教的象征主义诗人圣-波尔·鲁克斯退居法国西部菲尼斯太尔省的卡马莱而举行的饯行宴会。超现实主义派人士均受到了邀请，因为《新文学》杂志专门为诗人圣-波尔·鲁克斯出版了一期专刊，而超现实主义派人士似乎都为该期刊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超现实主义派人士们认为圣-波尔·鲁克斯是属于以马拉美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人，也就都原谅了他顽固的宗教观念。安德烈·布勒东给他的题词是“世上的明白人”。二十年后，阿拉贡在他的《共产党人》一文中，向这位被他称为“十分了不起的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布勒东和他的朋友们都出席了这一饯行宴席。除了他们之外，参加聚会的人还有雅里演出《于布王》的那个剧院老板吕涅·坡。布勒东谴责他在大战期间曾经被反间谍机构雇用当过反间谍特工。宴会由在主席台就座的拉希尔德女士主持。布勒东后来承认：“主席台（拉希尔德女士）的几句话使我们大家勃然大怒。”［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在场所有人的神经立即都紧张了起来。不应该把人们的火冒三丈仅仅归结于小文人们出席宴会，而超现实派人士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不久前，法国驻日本大使保尔·克洛代尔阁下向《Comoedia》发表谈话，称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的实质是“男子同性恋”，他在文章中同时还回顾了在大战期间他的伟大功绩：他从拉丁美洲购买肉品养活盟军。超现实主义中的好事之徒们利用了这一高尚的集会，对这位大使阁下进行报复。他们散发了大量带有血腥味的血红传单，其内容如下：

只有一种思想道德是站得住脚的，即一个人不能既是法国驻外大使，同时又是诗人。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公开宣布我们从思想到行动上均同所有法国的东西决裂，划清界限。我们在此申明，为一个出售猪狗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行为属于背叛行为，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我们永远地把您视做学究和流氓恶棍，不惜名誉受到损害。

［摘自1977年出版的让-雅克·布罗希耶的《超现实主义者们的冒险行为》］

宴会上的气氛紧张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只要有一点儿小小火星，就会引发爆炸。拉希尔德女士在达达主义盛行的时期，曾经号召这些勇士向社会那个无忧无虑的堡垒进攻，鼓励他们纠正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的年轻一代。在这一天的宴会上，她的发言火上浇油，引起了冲突。因为她重复了几天前在一次采访中她已经表达过的反德国言论：“法国女人都不应该嫁德国人！”她说话的声音并不大，但所有人都听见了。这一言论恰好触及了超现实主义者最敏感的问题——德国。正如阿拉贡所说，超现实主义者经常帮助法国的敌人——德国，特别是在《凡尔赛条约》签订、盟军占领鲁尔河之后，甚至在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1919年1月5日被艾伯特反动政府杀害。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之后，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帮助敌人。另外一个原因是布勒东站起身来十分冷静地说：“女士，您的讲话对我们的朋友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祖籍德国的法国画家。德国科隆达达运动的奠基人之一，超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极大的侮辱。”

马克斯·恩斯特随声附和其上司的意见。然而，布勒东对德国的失败十分失望，恩斯特却为法国的胜利深感自豪。这一下子，宴会的会场就炸锅了。

冷不防从空中飞来了一个苹果砸在布勒东的身上，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布勒东将一块餐巾扔到了拉希尔德女士的脸上，口中喊道：“女土匪！”

“她诬蔑我们！”一个与会者推波助澜地责骂。

圣-波尔·鲁克斯努力劝说双方，企图让局势平静下来，他大声嚷道：

“好了，好了。不能这样对待一位女士，我们应该礼貌待人！”

“礼貌？什么礼貌？我们必须以牙还牙！”

这样一来，整个大厅乱了起来。带汁的鱼、蔬菜、盘子、碟子、酒与杯子像炮弹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

菲利普·苏波“嗖”地一下跳起来，双手抓住固定在屋顶上的吊灯支架，身体悬空，双腿甩动，阻挡着漫天飞舞的“流弹”。路易·德·贡扎格从旁边一个包间冲出来，加入了反对超现实主义派的行列。安德烈·布勒东用拳头砸碎玻璃，打开窗户，看见人行道上已经聚集了好大一群人。马克斯·恩斯特用双手合成喇叭筒，大声呼喊：“打倒德国！”

“打倒法国！”米歇尔·莱里斯喊着作为对他的回答。

“中国万岁！”第三个人喊道。

“里夫人Rifains，摩洛哥北部的一个部落民族。万岁！”有人喊道，意为怀念在摩洛哥起义的柏柏尔人。

聚集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有一位妇女朝窗户方向投过一道目光。她是俄罗斯人，不到30岁，名叫艾尔莎·特里奥莱。透过被打开的窗口，她发现了一位身穿礼服的美貌男子不声不响、文质彬彬，在眼前的一片大喊大叫、大打出手的混乱之中，他一直保持着十分平静的态度。

这位男子没有注意到她。他有如鹤立鸡群，不久他就转过身去，伸手挡住向桌子飞去的一把香蕉。特里奥莱向她旁边的一个人打听此人是谁。显然，谁都不认识他。她在圣米歇尔大街的路边上发现一张长凳子，她登上那张长凳子，继续向那个位置看的时候，那人已经不见了。她继续寻找，没有任何结果。于是，她从长凳上下来，走了。她的心像被此人带走了似的，她明白刚才见到的正是她长期寻觅的心上人。

丁香园酒馆内，圣-波尔·鲁克斯在一片狼藉中仍然在极力劝说大家恢复冷静。但丝毫不起作用。米歇尔·莱里斯又来到窗口，大喊一声：“德国万岁！”

聚集在人行道上看热闹的人们勒令他下来，给大家讲明他的道理。人们则把他打了个半死，及时赶到的警察把他带到警察局，关起来又狠揍了一顿。藤田认为是罗伯特·德斯诺斯在警察局找到爱德华·埃里奥这个后门，为米歇尔·莱里斯说了情。他才被警察局释放。

丁香园丑闻影响颇大。第二天，新闻媒体异口同声地一致反对超现实主义派，说他们是“蒙巴那斯大街的恐怖分子”。文人协会、战斗作家协会与《法国行动》报协同一致，号召所有新闻媒体从此不得让这些危险分子的名字见诸报端，以切断他们与公众的一切联系。

在巴黎市，捣乱分子闹事这并不是第一次。但在蒙巴那斯，特别是在丁香园酒馆，诗人、画家和作家间为艺术以外的原因发生打架斗殴的现象过去从未发生过。

安德烈·布勒东也承认：“为圣-波尔·鲁克斯饯行宴会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超现实主义派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派别从此彻底决裂了。”

举行饯行宴会的当天上午，布勒东和他的朋友们参加了一个反对摩洛哥战争的组织，并且准备派遣法国志愿军参加反对阿卜杜拉-埃勒-克里姆Abd-el-Krim（1882—1963），摩洛哥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斗争。在1925年7月的这一天发生了震撼丁香园酒馆的丑闻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法国诗人保尔·福尔和他那些整天吟诗作画嬉笑吵闹的幽灵似的伙伴从此没有了踪影。在超现实主义派人士的影响下，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又要再次改变历史了，诗人们即将发现一个新的时代：政治时代。

活动场所

超现实主义者的活动场所

我们的主啊，您在天上，请您就在那里吧。

雅克·普雷韦

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活动场所有好几处：好几家酒馆、布勒东家和巴黎十五区的城堡街。但这些先生（除了西蒙娜·布勒东之外，超现实主义者们中的妇女很少，而且她们经常保持沉默。）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小酒馆。他们并不在吧台前聚会，总是在酒馆的最里面。他们把大厅里所有位置全部包下来。如同上班一样，他们在晚上六点准时到达。然后就开始他们的约会，玩塔罗牌、扑克牌或者从事问答游戏（这是一种回答未知问题的游戏）；也有人在这些人中间进行调查，特别是常向他们提一些有关性或者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此类问题常常会引起冲突，造成紧张气氛；参加者常对新闻界的新闻报道、国内外形势及周围发生的大小事件进行分析、发表评论或者认真仔细地算账。所有这些活动都很少在心平气和中进行，朋友们相互邀请在中午或晚上七点聚在这里喝上几杯，申请加入该派别的人有时在这里接受审查和参加考试。

布勒东从不缺席，阿拉贡也几乎从不缺席。他们两人的性格各具特色，前一位脾气暴躁，动则暴跳如雷；后者文质彬彬，从来都保持威严与宁静，他那出奇的冷静在发生激烈口角时十分有用。《超现实主义宣言》的鼻祖布勒东只对他（阿拉贡）一个人怀有无限崇敬的感情，只同他一个人说话时客客气气。

他们喜欢色彩斑斓，所以喝石榴果汁。他们喜欢什么酒的名字，就喝什么酒。

他们就餐总执行一条不可动摇的规则：实行AA制，各人付各人的账。布勒东在拍卖卡恩维莱的收藏品时，低价购买了大量的绘画作品。在需要的时候，他适时适量地出售一些。所以他比较富有，他经常为他人缺钱的事犯愁。保尔·艾吕雅也有钱，而且有很多钱，遗憾的是像他那么有钱的人只有他一个。因此，每当他们一起就餐时，必须选择大家都能够接受的餐馆。

他们还有另外一条规则：干事必须兢兢业业。阿拉贡不愿意接受布勒东制订的清规戒律，更愿意同南希·居纳尔手挽手闲逛，人们就看不惯。艾吕雅经常高兴地向周围的人们展示加拉的裸体照片，人们口头上同意看，但总是找种种借口婉言谢绝到场。人们都清楚他喜欢加拉，加拉也爱他，但她也同样地爱着马克斯·恩斯特。而恩斯特爱加拉，但也同样地喜欢艾吕雅。只要别人不妨碍他的利益，艾吕雅并不感到这种三角恋爱有什么不好。但无论如何，在布勒东组织聚会时，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缺席。尤其是出现屡次缺席的现象时，他们这位统帅、整个集会的“教皇”——体魄粗壮、腰板挺直、深色着装（墨绿色）、向后拳曲的头发——他神情威严地、以特有的犀利目光审视着整个会场，清点着到会者和缺席者的人数。发现一个妇女到来时，他站起身来，十分礼貌地亲吻一下她的手。于是，吻手后来就成为超现实主义派的内部规矩。

他们主要在哪一家酒馆聚会呢？超现实主义的前身达达运动时期，在圣米歇尔大街的“苏尔斯（Source：意为泉水）”。这里距离布勒东和阿拉贡所在的瓦尔德格拉斯和布勒东生活的“伟人”旅馆都不远。布勒东正是在“苏尔斯”，让他最要好的朋友阿拉贡朗诵了他与苏波合著的《磁场》一书中的两节。（《文学》杂志发表过该书的前三章。）布勒东、查拉和阿拉贡在这里接待要求加入他们运动的申请人以及他们的朋友，例如马塞尔·杜尚、马克斯·恩斯特、让·阿尔普和年轻貌美、总是充满激情的造反派勒内·克勒韦尔。

塞尔塔酒馆为处于困难关头的阿拉贡提供了挣钱的条件：有一个时期，阿拉贡身无分文，他的朋友菲利普·苏波向在绝望中挣扎的他为《欧洲杂志》约了一篇稿子，因为苏波当时是该杂志的编辑部负责人。而阿拉贡正是在塞尔塔酒馆撰写了这篇文章，此文被收进了阿拉贡的《巴黎的农民》一书。

在20年代，布勒东搬到喷泉街之后，他所创立运动的总部起初就设在他家中，后来迁移至巴黎十八区克里西大街，直到1929年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西班牙画家、作家。1929年至1939年期间为超现实主义运动成员。和布努埃尔Louis Bunuel(1900—1983），西班牙电影工作者，是电影界超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加入了超现实主义运动为止。

他们二位跨过塞纳河，到左岸之后，超现实主义者们就经常到圣叙尔皮斯广场的市政府酒馆聚会了。从1928年起，曼·雷、阿拉贡和德斯诺斯及其追随者重返蒙巴那斯的古堡酒家，画家们也去。阿尔托和其他许多人仍然是多姆和罗童德的忠实顾客。然而，他们大家都经常集体到位于蒙巴那斯的勃洛梅街，因为那里是塞纳河左岸超现实主义者们的圣地。

位于沃基拉区的勃洛梅街，有从遍地荒草中挺拔而起的一栋砖瓦结构的房子。1922年，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1896—1987），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和若昂·米罗Joan Miro（1893—1983），西班牙画家、雕刻家、陶瓷学家。各自住进这里。米罗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结识了毕卡比亚，通过后者也接触到了法国文化。他们的巧遇促使他于1919年来到巴黎。他在蒙马特尔结识了安德烈·马松，安德烈·马松同样是马克斯·雅各布的朋友。

马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留下了严重的战争后遗症。战争结束后，他在精神病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之后，生活十分拮据。1922年，马克斯·雅各布把他介绍给卡恩维莱。这位德国画商向他提议，签署一项向马松购画的合同。得到这一完全出乎意料的恩赐之后，他才得以同妻子和女儿搬到勃洛梅街来居住。马松的朋友米罗几乎同时也搬进了勃洛梅街，但他们二人对此彼此都一无所知。

1924年，罗伯特·德斯诺斯带领布勒东来到勃洛梅街见马松，马松带他去见了米罗。首次见面，布勒东就购买了米罗的绘画作品《耕地》(图60)，后来他还买了其他的油画，并且在《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上发表了其中一些画的复制品。在他的眼里，米罗毫无疑问是他的人。

1925年11月，在波拿巴街皮埃尔画廊举办了一个艺术作品展览会。大多数超现实主义者都出席了该展览的开幕式：布勒东、阿拉贡、苏波、艾吕雅、纳维尔、维特拉克、克勒韦尔（他在追随一段时间达达运动之后，最终归顺了布勒东）、莱里斯、马克斯·恩斯特等。同往常一样，超现实主义的展览会开幕式在夜间十二点举行。不反对超现实主义的米罗也出席了，但条件是必须允许他根据自己的意愿同他们拉开一定的距离。

在对待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态度上，马松比米罗积极。他经常向布勒东的杂志提供素描画，一直到1928年，他再也不愿忍受“头头”的专制才疏远了他。与其他许多人一样，这一疏远的结果是被达达运动开除。

最初几年，超现实主义者们——莱里斯、阿尔托、罗朗·蒂阿尔、巴塔耶（他始终积极靠近该运动，但没有加入组织）、兰布尔和阿拉贡，无论资历深浅，一律都到勃洛梅街。他们在那里一起读书看报，一起开怀畅饮，一起抽鸦片。1926年，雕塑家安德烈·德·拉里维利、画家乔治·马尔金那和诗人罗伯特·德斯诺斯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以同样的热情与他们同饮同乐。

罗伯特·德斯诺斯不再爱泰莱丝·十三，而爱上了一位比利时女演员。她为他唱歌，他向她提供滋补品。德斯诺斯在不睡觉的时候，就去黑人舞厅。他曾经为开办该舞厅做了许多的工作。他也常沿着车站后面的城堡街向上朝蒙巴那斯墓地方向走去，不远处就是原来的玛丽·瓦西里耶夫食堂。他在54号门口停住脚步，伸手推开栅栏。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座二层小楼。过去这里是一个出售兔子皮的店铺。他登上几级台阶，进入了一个十分宽敞的房间。房间的墙上有一幅吕尔萨创作的立体画。地面上到处乱扔着一些从跳蚤市场或者附近的垃圾桶中捡来的破烂东西。

门对面的墙根处放着一套奇怪的家具：很高，带有一个壁橱，一个玻璃缸里装有沙子和一些活的游蛇，一台很不错的电动留声机。在这套家具的上面有一个笼子，里面有一窝欢蹦乱跳的白色耗子。这面墙的外侧是一个凉廊。临时来的朋友就住这个凉廊里。经常来住的人是邦雅曼·佩雷。后来，1928年1月6日到7日，路易·阿拉贡同南希·居纳尔住进了这个凉廊。

这里住着三人。底层一扇门的后面就是他们三人之一的画家伊夫·唐居伊Yves Tanguy（1900—1955），祖籍美国的法国画家。的画室。伊夫·唐居伊曾经在他们公用厅的墙上画过一幅血迹斑斑的耶稣像。他在一辆公共汽车顶层发现了德·契里柯的画之后，回来就将这幅画擦掉。从那以后，他放弃了印象主义，而开始创作许多无视传统观念、无视圣像的作品，并且在《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上发表了它们的复制品。

二层住着另外两个人。马塞尔·杜阿梅尔目前是一家旅馆的老板。因为他是三名住户中最富有的，房子的修缮工程款就由他支付。

这三人当中的最后一位雅克·普雷韦Jacques Prevert（1900—1977），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诗人。当时已经戴着后来成为传奇式的那顶鸭舌帽，嘴角上已经叼着烟头。他经常写电影剧本，但没有人要。他同德斯诺斯合作创作歌曲，并建议基基唱。基基认为这些歌曲不适合她，也不愿意接受。

他在朋友们演出的电影中当群众演员。他没有上过几年学，从16岁起就靠站柜台叫卖东西维持生计。他诡计多端：向真的顾客开假发票，把商店里所有的钟表调到在客流量最大的时间同时响起。因为当时他还没有与西蒙娜结婚，他就向在稍远一点儿的地方工作的一位年轻女售货员求爱。但女孩子的父母想方设法保护他们的女儿不受他的侵犯。一天，人们看见他在商店前的人行道上奔跑，两名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

他曾经在法国的默尔特-摩泽尔省和伊斯坦布尔服过兵役。在服役期间，认识了他的两位好朋友杜阿梅尔和唐居伊。

一天，歌词的作者雅克·普雷韦在蒙巴那斯的一家酒馆遇见了《身体与财富》的作者罗伯特·德斯诺斯。当时酒馆里有个人大吵大闹，普雷韦正准备狠揍他一顿时，恰好进来的德斯诺斯举起拳头向他打去，保护了那个受攻击的人。在场的弗洛朗·费尔斯见情况不妙，急忙起身介绍他们二位认识。

他们两人收起拳头，紧紧握手。接着，普雷韦就带领德斯诺斯去见唐居伊和杜阿梅尔，他立即就和他们成为好朋友。不久以后，他们发现了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四人都出生于1900年，他们认识的时候都年仅25岁。

这样一来，常在勃洛梅街和城堡街活动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会合了。接着，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与右岸的喷泉区活动的两帮超现实主义者也会合了，并且为他们信奉的理念赋予了一个正式的名称——“超现实主义”。尽管他们的“教皇”布勒东和那些习惯于寻衅滋事的普通成员实践他们共同理念的方式不同，但他们还是一致为这一会合深感欣慰。

城堡街的赖学生

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蒙巴那斯这个永久性集市上闲逛。

马塞尔·杜阿梅尔

以普雷韦为首的那帮人，为了显得精神饱满一些，在第一次去见布勒东之前吸了大量的可卡因。因为感觉在城堡街十分自在，所以阿拉贡、凯诺、马克斯·莫里斯、米歇尔·莱里斯等人每天都到那里去。第一天，米歇尔·莱里斯坐得笔直，拿起一瓶金酒，一饮而尽，然后坐得越来越直，越来越沉默寡言，越来越让人猜不透。

后来他经常这样。

邦雅曼·佩雷呢？他一到那里就操起一架手风琴，深吸一口气，双手猛然往两个方向一撑，手风琴突然从正中间断裂成了两块。

后来，他再也不干那样的蠢事了。

《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八期上发表了马塞尔·杜阿梅尔拍摄的一幅照片，解说词是《邦雅曼·佩雷谩骂神甫》。这样，就产生了佩雷最喜爱的体育运动是追逐神甫的笑话。当时，他们陪同普雷韦夫妇去接唐居伊夫妇，他们将一起赴马松在尼斯附近萨那利的家度假。马松不久之前在那里租赁了一座房子。他们乘坐的汽车在快速行驶，车窗敞开，佩雷边开枪，边吼叫驱赶着沿途的行人，其中有一位教士。佩雷手枪不离身，而且到处滥用，一点儿不比二十年前的阿尔弗雷德·雅里逊色。

马松十分了解佩雷的过激行为。在他搬家到勃洛梅街之前，佩雷每天到画家在塞居大街的家看他。在半个月之内每天重复发生同样的事情：佩雷每次从一家底层敞开的窗前经过，恰好看门人和他的妻子及孩子正围坐在一桌热气腾腾的餐桌前吃午饭，饥肠辘辘的他每次都从窗口探头进去，向一家人提出同样的问题：

“这一盘盘的屎好吃吗？”

他有一次甚至两天滴水未进了。

在忍了两个星期之后，受到挑衅的家庭忍无可忍，奋起反击了。当佩雷又出现在面前时，看门人用力地清了清嗓子，小声地嘀咕道：

“该死的德国鬼子！”

然后猛地把窗户关闭，以免挨打。

佩雷十分欣赏布勒东，而布勒东也为此十分感激佩雷。佩雷拥护布勒东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时时处处为他辩护。只有每当根恩巴赫神甫坐到布勒东身边时，佩雷就立即站起来，扇他几个耳光，神甫只能离开。布勒东当时正在劝说神甫加入超现实主义运动，但他对佩雷毫无办法，他的这位最忠实的信徒根本不听从他的任何劝告。很久以后，佩雷向他人承认说：“根恩巴赫加入不加入超现实主义运动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位神甫爱上一个女演员，常身穿长袍到“赛马师夜总会”跳舞，常到罗童德喝酒，逛窑子。当他身无分文的时候，就退避老家——卢瓦尔河沿岸的索莱斯姆……但道貌岸然的他仍然是神甫。《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五期上登过该神甫同一个情妇小姐的一张照片。佩雷无权阻止杂志做什么，于是他在大街上予以报复。每当他在街上瞅见穿教士长袍人的影子，就怒火中烧，免不了冲上去教训他一通。这类过激行为发生的时候，经常同佩雷在一起的普雷韦也不阻止，他从心底里赞同其朋友的做法。

一天晚上，布勒东和城堡街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一起在克里西大街的人行道上等着电影院开门。街上闲逛的人熙熙攘攘，天下着雨，行人人手一把雨伞。布勒东特别讨厌雨伞，尤其是当雨伞挡住了他去路的时候。此时，怒不可遏的他抓住一个路人的雨伞，双臂一伸，不费吹灰之力将伞折成两节。普雷韦看见很好玩，也学着他的样子折断了另一行人的雨伞。德斯诺斯也不甘落后，折断了第三个人的雨伞。接着，佩雷、唐居伊和杜阿梅尔边走边夺过行人们的一把把雨伞，全部照此办理……群众被激怒了，责骂与抱怨声连成一片。佩雷带头动起手来。很快警察赶到，结果显而易见：事件平息了，但看电影就只能等下一回了。因为他们被带走了。

另外一次，普雷韦、杜阿梅尔和唐居伊都在布列塔尼的海滨。普雷韦在用创作讽刺词的方式搞了一些恶作剧之后，他躲进了一家酒菜丰盛的餐馆。上甜点的时间到了，他敞开所有的窗户，咒骂聚集在餐馆前广场上的农民。只因他的运气好，才未被那些人揍死。几天之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不小心撞倒了他，他起身狠打了那人一顿。

在周围邻居的心目中，城堡街54号是一个妓院，否则，整天有那么多的人来来往往作何解释呢？

白天，住在54号的人都不工作，他们整天在蒙巴那斯泡酒吧，逛电影院和剧院。据说德斯诺斯每天去一次电影院，普雷韦也一样，因为他的弟弟皮埃罗是塞纳河右岸电影院的放映员，可以放普雷韦和他的朋友们免费进去。有许多电影他们都反复看了无数遍。晚上，他们回来阅读乔治·巴塔耶秘密出版的书——《眼睛的故事》。

他们一起住的人总是很多。以三个人的名义租的房子里常常住十五六个人。每天睡觉之前，他们都听美国的华尔兹舞曲的唱片，喝酒，吸烟，玩一些稀奇古怪的游戏。

什么样的游戏呢？

大家围坐在一张桌子边，桌子上摆放着一些纸片。他们轮流传递一张纸片，每人都背着其他人在纸上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折叠好，传给下一个人。一圈结束后，另取一张重新开始。这种小纸片游戏是查拉发明的，而普雷韦赋予了它文化内容：正是他给出了下面一句名言的开头：

老鞋也将走出新路。

画家和诗人们经常组成小组做游戏：有时曼·雷、米罗、莫里斯、唐居伊为一组，有时布勒东、杜阿梅尔、莫里斯、唐居伊……为一组。他们中的诗人时而也拿起画笔搞绘画创作。

他们在一起时也讨论政治问题。他们的立场观点与《光明》杂志比较接近。该杂志由亨利·巴比塞Henry Barbusse（1873—1935），法国作家。创办于1919年。1924年，它的革命立场已经变得更加彻底。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祖籍德国的美国画家。1919年时为柏林的达达运动成员。曾经说过：在这个“智力贫乏，甚至几乎要崩溃”的国家——法国，光明社这支小小的政治队伍是彻底革命的惟一希望。“人们习惯性地经常视为最佳人道主义预言家的罗曼·罗兰是一位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1872—1957），法国政治家，作家。政治立场同样温和的彻底革命家。”后来，该杂志成为法国共产党左派的机关报。而眼下，它是反对摩洛哥战争的先锋。许多知识分子，包括超现实主义者们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但是，光明社同时也提出了共产主义的问题。布勒东为此发表了一篇长文《正当防卫》，一方面反击《人道报》上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同时也回答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1904—1993），法国社会学家，是法国劳动社会学的一位奠基人。的质问：超现实主义者们“确实”做好从事革命“行动”的准备了吗？布勒东的回答：是的。但是，“思想上”的革命与“行动上”的革命同等重要，不能说只有共产党成员才可以从事革命斗争。

那几年的最大问题是：超现实主义者们到底是否即将搭乘共产主义的列车。普雷韦曾经说过：“别人将把我编进党的一个支部。”［摘自1972年出版的马塞尔·杜阿梅尔的《请别讲述你的生活》］在他看来，1929年组建的“十月小组”和工人聚集的郊区创办剧团都无须建立党组织。

莱里斯和唐居伊对是否加入共产党组织犹豫不决，阿尔托和德斯诺斯明确表示拒绝加入。布勒东、阿拉贡、佩雷、于尼克和艾吕雅于1927年1月采取了果断行动，从组织上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布勒东由于对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完全失望，很快就退党了。)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告天下》，对外宣布他们的决定，讲解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文章的发表引来让·波朗在《NRF》上发表了一篇尖酸刻薄的评论文章讽刺挖苦他们。布勒东在答辩文章中，称波朗是“法国种的奸夫”。波朗派遣马塞尔·阿尔朗和弗朗西斯·克雷米约以见证人的身份去见布勒东，要求同他决斗，布勒东避而不见。波朗在《NRF》上发表了他给上述两位朋友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二位。我劳驾你们跑了一趟，也没有白费。现在人们都看清楚了表面上行为蛮横粗暴与语言肮脏下流的这个人，内心深处是多么胆小如鼠、贪生怕死。

［摘自1927年11月1日《NRF》］

阿拉贡后来给波朗写了一封反击信。这是一封超现实主义色彩很浓、极力为布勒东辩护的信件。他写道：

先生，卑鄙下流的人有多种多样，我总认为最坏的莫过于以匿名从事活动。而您正是以匿名从事活动的专家……但是，归根结底您是太愚蠢了。我决不能允许您如此为所欲为，现在我彻底地不把您放在眼里了。

注：您赶快派见证人来吧，过两天我就要走了。

［摘自1994年发表的贝尔纳·勒利奥写的《阿拉贡通信录》］

克勒韦尔也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党内的时间比较长。他为法国共产党的杂志写过文章，参加过一些战斗行动。1935年在召开保护文化的作家国际大会期间，他曾经不顾一切地为拉近共产党员和超现实主义者的距离而奋斗过，但没有成功。他同布勒东产生了矛盾，双方都十分恼火。他向萨尔瓦多·达利［见发表于1974年萨尔瓦多·达利为勒内·克勒维尔的《艰难的死亡》写的序言］哭诉了他们决裂的经过。几天之后，长期遭受肺结核折磨的他在彻底的绝望中自杀身亡。

佩雷在1926年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而且在其机关报《人道报》印刷厂做校对工作，能挣一点儿钱维持生计。当他发觉共产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分歧完全不可能弥合时，就脱离了共产党。1936年，他在西班牙支持该国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皮埃尔·纳维尔同佩雷一样：1926年加入共产党，同年担任《光明报》社的社长，1928年由于他成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且领导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工作，被法国共产党开除。

在巴黎塞纳河右岸，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政治立场观点同托派比同共产党的更加接近。在左岸，他们的立场观点更加接近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乐观、爱热闹，主张绝对自由、不拘泥于原则、不关心政治路线，比较灵活，不赞成动辄开除成员的做法。城堡街一侧，老的蒙巴那斯精神延续的时间较长。金钱的困惑、思想启蒙和现代意识的确限制了超现实主义派的腾飞，但在德斯诺斯和普雷韦身上有雅里和阿波利奈尔的精神。而布勒东常让人想起马蒂斯，哪怕是当他声嘶力竭大喊大叫的时候，也不失他的庄重与沉稳。

蒙巴那斯的超现实主义派之所以能够保持住蒙巴那斯人的原貌，他们之所以没有同喷泉街的超现实主义派融合，是因为他们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左岸的超现实主义派是以普雷韦为首的放荡不羁的赖学生为王，而喷泉街一侧是由他们中间严肃的好学生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