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月14日，埃玛·宗兹从塔布赫一洛文泰尔纺织厂放工回家，发现门厅地上有封信，是从巴西寄来的，她立刻就想到大概她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乍一看，邮票和信封都不熟悉，陌生的字体更使她忐忑不安。一页信纸上潦潦草草写了十来行大字；说是梅尔先生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本月3日在巴吉医院去世。写信通知她的是里奥格朗德的一个姓费因或者法因的人，和她父亲同住一个房间，但并不知道收信人是死者的女儿。

信纸从埃玛手里掉了下来。她最初的反应是胃里难受，两腿发软；随后有一种模糊的内疚和不真实感，她身上发凉，心里发怵；接着的想法是希望这一天赶快过去。可是她明白这种想法是没有用的，因为普天之下她父亲的死是她唯一关心的大事，现在如此，以后也是如此。她捡起信，走进自己的房间。她偷偷地把信藏在抽屉里，仿佛已经知道以后将要发生的事。这件事她也许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她已经拿定了主意。

天色黑了下来，那天埃玛没干别的，一直为曼纽尔·梅尔的自杀吞声饮泣。在过去幸福的日子里，曼纽尔·梅尔不用现在这个名字，他叫伊曼纽尔·宗兹。埃玛想起以前在瓜勒圭附近一个别墅里避暑的情景，想起（说得更确切一些是试图回忆）她母亲的模样，想起他们在拉努斯的被强制拍卖掉的小住宅，想起一扇窗上的菱形黄色玻璃，想起判刑书、羞辱，想起那些把报上"出纳盗用公款"的消息剪下寄来的匿名信，想起（这件事她永远不会忘记）最后一晚她父亲赌咒发誓地说盗用公款的是洛文泰尔。洛文泰尔，艾伦·洛文泰尔，以前是工厂的经理，现在是老板之一。这个秘密埃玛从1916年起保守到现在，对谁都没有说过，连她最好的朋友埃尔莎·厄斯坦都不知道。也许她认为说出来也没人相信，何必自找没趣，也许认为这个秘密是她同远在异乡的父亲之间的一条纽带。洛文泰尔不了解她知道这个秘密。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埃玛·宗兹却从中得到一种强者的感觉。

埃玛当晚没有睡着，长方形的窗口露出熹微晨光的时候，她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已考虑成熟。那天的时间长得仿佛没完没了，但她做得同平日毫无二致。厂里传说要罢工；埃玛还是一贯的态度，表示反对一切暴力行动。六点下班，她和埃尔莎到一个有健身房和游泳池的妇女俱乐部去。她们登记加入，埃玛自报姓名时重说了一遍，把字母一个个地拼出来；核对时，人家在她罕见的姓上开了一些庸俗的玩笑，她敷衍了两句。她同埃尔莎和克朗夫斯姐妹中最小的一个讨论星期天下午去哪家电影院。话题又转到了男朋友，谁也不指望埃玛在这个问题上会插嘴。4月份她就满十九岁了，但是男人们仍旧使她产生一种几乎是病态的恐惧心理……回家后，她做了一个木薯淀粉汤和一些蔬菜，早早地吃了晚饭，上床便睡。事件发生的前一天，15日，星期五，就这样忙忙碌碌、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星期六，她急躁地醒来。是急躁，不是不安。还有一种终于等到了那一天，松了一口气的奇特的感觉。她不需要策划想像了，再过几小时就可以直截了当地采取行动。她在《新闻报》上看到，从瑞典马尔默来的北极星号轮船今晚在三号码头启旋。她打电话给洛文泰尔，暗示说她有一些关于罢工的消息想告诉他，不能让别的工人知道，答应傍晚去办公室找他。她说话声音颤抖，很符合告密者的身份。那天上午没有什么别的事值得一提。埃玛工作到十二点，跟埃尔莎和帕尔拉·克朗夫斯谈妥了星期天上街的安排。午饭后她躺在床上，合着眼，把已经安排好的计划重温一遍。她认为计划的最后阶段没有第一阶段那么可怕，她一定能尝到胜利和伸张正义的乐趣。突然间，她惊慌地从床上起来，跑到五斗柜前，拉开抽屉。法团的信在米尔顿·西尔斯的照片下面，是她前天晚上藏起来的。肯定不会有人发现，她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撕了。

如实叙述那天下午的事情相当困难，并且也许是不合适的。地狱的属性之一在于它的不真实，这一属性使它的可怖似乎有所减轻，但也可能加强。一件连当事人几乎都不相信自己会干出来的事情，怎么能使别人信以为真呢？埃玛·宗兹如今不愿回忆的、当时混淆不清的短暂的紊乱，怎么能讲得条理分明？埃玛住在里尼埃路阿尔马格罗附近，我们只知道那天下午她到港口去过。也许在一条声名狼藉的七月大街上，橱窗里的镜子把她反映得光怪陆离，霓虹灯把她辉照得五光十色，贪馋的眼光使她感到自己似乎一丝不挂，但是更合乎情理的猜测是，她开头在漫不经心的人群中徘徊，并没有引起注意……她走进两三家酒吧，看别的女人干那一行当有什么规矩，怎么谈交易。她终于碰到了北极星号上的船员。有一个很年轻，她怕自己会惹起他的怜惜温存；还有一个身材可能比她都矮，一副粗野的样于，她却认为合适，这一来，厌恶的心情就不至于打折扣了。那个矮男人带她进了一扇门，经过昏暗的门厅，转弯抹角地爬上楼梯，又是一个门厅（里面一扇窗上的菱形玻璃同他们以前在拉努斯的房子里的完全一样），穿过一条过道，又进了一扇门，把门关上了。严重事件是超越时间范畴的，可能因为过去和将来的联系给砍断了，也可能因为组成事件的各个部分之间似乎没有关联。

在时间以外的那个片刻，在那阵天昏地暗、百感交集的迷惘的混乱中，埃玛·宗兹有没有一闪念想到过促使她作出悲痛牺牲的死者？我猜测是想过的，想着的那一瞬间几乎毁了她那不惜一切的计划。她想到（不可能不想）她目前遭受的这种可怕的事情，她爸爸以前也对她妈妈干过。她想到这里，有点惊愕，但马上昏昏沉沉地把它抛在脑后。那个男人大概是瑞典人或者芬兰人，不会讲西班牙语。对他说来，埃玛无非是个工具；对埃玛说来，他也如此，只不过埃玛是供他泄欲的工具，他则是埃玛借以报仇雪恨的手段。

剩下埃玛一个人的时候，她没有立即睁开眼睛。床头柜上放着那个男人留下的钞票。埃玛支起上身，像先前撕信那样，把钞票撕了。毁掉钱币和扔掉面包一样是造孽的，埃玛立刻有点后悔。不过那样做是出于自尊，何况又在那一个日于……由于身体受到糟蹋而引起的悲哀和恶心淹没了恐惧。悲哀和恶心的感觉缠住她不放，但她还是慢慢地起来，穿好衣服。房间里一片灰暗，黄昏最后一抹光线也消失了。埃玛出去的时候，谁都不会看清她，她在街角搭上一辆往西开的无轨电车。按照预定的计划，她坐到最前排的位置上，以免有人看见她的脸。街上的行人和车辆没精打采地来来往往，并不了解她刚才的经历，她心里稍稍踏实一些。她经过的几个街区，房屋开始低矮，灯火也不那么明亮了，随看随忘，没有什么印象，最后在华纳斯街口下车。说来也怪，原先的疲乏竟变成了力量，因为这时候要求她全神贯注地实现目前冒险的细节，顾不上去想刚才和以后的事情。

艾伦·洛文泰尔在大家面前是个一本正经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亲密的朋友才知道他爱财如命。他单身住在工厂楼上。工厂在郊区，附近比较偏僻，因此他怕强盗；工厂院子里养了一条大狗，他书桌的抽屉里经常放着一枝手枪，这件事谁都知道。去年他的老婆突然死了（他老婆是高斯家族的，替他带来一笔可观的嫁妆），当时他也煞有介事地哭了几场，但真能使他动情的还是金钱。他暗自惭愧的是自己挣钱的本领不及守财的才能。他十分虔诚，认为自己和上帝订有一个秘密契约，只要他祷告忏悔，干了再缺德的事也不会受到惩罚。他秃头，肥胖，丧服未除，戴一副茶晶眼镜，留着黄胡子，站在窗前等女工埃玛·宗兹前来告密。

他看见埃玛推开他事先故意半掩着的铁栅门，穿过阴暗的院于。拴住的狗吠叫时，他看见埃玛绕了一个小圈子。埃玛的嘴唇微微动个不停，好像在低声祷告；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洛文泰尔先生毙命前将要听到的那句话。

事情的发展同埃玛·宗兹预料的却不一样。打从昨天一清早开始，她在心目中预演了好多次：用手枪牢牢对准，逼那个卑鄙的家伙交代他卑鄙的罪行，然后说出自己大胆的策略，用这个策略让上帝的公理战胜人世的公理（她并不害怕，但是既然作为公理的工具，她不愿意受到处分）。最后，照着洛文泰尔胸口一枪，就决定了他的命运。然而事情的经过并不是这样的。

见了艾伦·洛文泰尔，埃玛固然急于替父亲报仇，但更急于惩治的是由于要报仇才蒙受的糟蹋。经过那一场穷凶极恶的凌辱之后，她非杀死洛文泰尔不可。此外，她没有时间来一套戏剧性的表演。她怯生生地坐着，讲了一些抱歉的话，像告密者那样要求洛文泰尔作出严守秘密的保证，透露了几个人的姓名，提到另外几个人，然后显得十分害怕的样子，住口说不下去了。她请洛文泰尔去弄杯水给她喝。洛文泰尔不太相信她竟会怕到这种程度，但还是摆出厚道的样子，到饭厅去替她取水。他回来时，埃玛已经从抽屉里取出那枝沉重的手枪。她扣了两下扳机。

那个肥硕的身体倒了下去，仿佛给枪声和硝烟打碎似的，盛着水的玻璃杯摔破了，那张脸带着惊讶和愤怒的神色对着埃玛，脸上那张嘴用西班牙语和意第绪语咒骂她。脏话骂个不停，埃玛不得不再补上一枪。拴在院子里的狗叫了起来，满口脏话的嘴里突然冒出一股鲜血，沾红了胡子和衣服。埃玛开始说出早已准备好的指控（"我是替我父亲报仇的，谁也惩处不了我……"），她没有把话说完，因为洛文泰尔先生已经断了气。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明白。

狗的吠叫提醒埃玛现在还不能休息。她把长沙发搞得乱糟糟的，解开尸体衣服的纽扣，取下溅有血点的眼镜，把它放在卡片柜上。然后，她拿起电话，重复说出已经练了许多次的话。出了一件想不到的事情……洛文泰尔先生借口要了解罢工的情况，把我叫了来……他强奸了我，我杀了他……

这件事确实难以想像，但是不容人们不信，因为事实俱在。埃玛·宗兹的声调、羞怒、憎恨都是千真万确的。她确实也受到了糟蹋；虚假的只是背景情况、时间和一两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