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涩谷住处，拿出不在家时寄达的函件，大致过目一遍。然后打开录音电话，把内容放出：重要事项一个也没有，照旧全是工作方面鸡毛蒜皮的琐事。无非下月号的稿件进展如何啦，我的失踪害得对方好苦啦，新的稿约等等。我嫌啰嗦，一律置之不理。光是逐个解释一遍就要花去好多时间。与其如此，倒不如不声不响地立即着手工作来得痛快。不过我心里也十分清楚，一旦干上扫雪工这行，此外便什么也干不下去，因此只能暂且置之不理。当然这在情理上多少说不过去。所幸时下不缺钱花，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总有办法可想。说起来，迄今为止我一直是按对方的指令闷头苦干，未曾有过半句怨言。现在多少自行其是也算不得胆大妄为。这份权利在我也是有的。

之后，我给牧村拓打去电话，忠仆接起，马上换牧村上来。我把经过大致说了一遍。告诉他雪在夏威夷十分快活自在，无任何问题。

“那好，”他说，“感激不尽。明后天就给雨打电话。对了，钱够用？”

“够的够的，还有剩。”

“花就是，随便。”

“有件事想问问，”我说，“那女郎的事。”

“啊，是那个。”他一副若无其事的口气。

“那到底是怎样一种组织？”

“应召女郎组织嘛。那东西一想就该明白的吧，你也不至于和那女郎整个晚上都在打扑克吧？”

“不不，我是问怎么能从东京买得火奴鲁鲁的女郎？想知道那种渠道——单纯出于好奇心。”

牧村略一沉思，大概是揣度我这好奇心有无杂质。“比方说，和国际特快专递差不多。给东京的组织打去电话，请其在何日何时把女郎送到火奴鲁鲁的何处。这样，东京的组织就同火奴鲁鲁有合同关系的组织取得联系，让对方在指定时间把女郎送到。我从东京付款。东京扣除手续费后，把剩下的钱汇往火奴鲁鲁，火奴鲁鲁再扣除手续费后，剩下的交给女郎。方便吧？世上什么机构都有。”

“好像。”我说。国际特快专递。

“噢，花钱是花钱，但方便。好女子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抱得到。从东京可以预订，不必到那边费劲去找，而且保险。中间又不会冒出什么争风吃醋的来，况且用经费报销。”

“能把那组织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么？”

“这可万万使不得，绝对秘密。除了会员概不接待，而要成为会员须经过极其严格的资格审查，要有金钱、有地位、有信用。你怕通不过，死心塌地好了！我把这渠道告诉给你都已犯规，违反了对局外人严守秘密的规定。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对你的好意。”

我对他这番纯粹的好意表示感谢。

“女郎够味儿吧？”

“嗯，不错。”

“那就好。交代过要送好女郎过去来着。”牧村说，“叫什么名字？”

“迪安。”我说，“6月的迪安①。”

①英语中“6月”的发音同“迪安”大致相似。

“6月的迪安。”他重复道，“白的？”

“白的？”

“不，东南亚。”

“下次去火奴鲁鲁，我也试试。”

其他再没什么可说的，我便道谢放下电话。

接着，给五反田打电话。照例是录音电话。我留话说我已经回国，请同我联系。如此一来二去，不觉暮色上来。于是我驾起“雄狮”，去青山大街采购。又在纪国屋买了调配妥当的蔬菜。或许长野县的大山里头有一处专门供应纪国屋的调配式菜田。那菜田想必很大，四周用铁丝网围着，就是《大逃亡》电影中那样的铁丝网，纵使有架着机关枪的岗楼也无足为奇。那里面有人对莴苣和芹菜施以某种动作，肯定。而且是远远超出我们想像的非蔬菜式训练。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买菜买肉买鱼买豆腐买咸菜。买完回来。

五反田没来电话。

翌日早晨，在“丹琴”炸饼店用过早点，去图书馆翻看半个月来的报纸。这自然是为了确认咪咪案件的侦破有何突破。我仔细翻阅了朝日、每日和读卖3份大报，均只字未提她的死。连篇累牍尽是什么竞选结果，什么雷夫契克谈话，什么初中学生不良行为等等。还报道说“沙滩男孩”由于有音乐剽窃嫌疑，原定在白宫举行的音乐会受到抵制。荒唐！假如“沙滩男孩”因此被逐出白宫，那么米克·贾格尔即使3次被投进火炉也毫不足惜。总之，未能从报纸上发现有关一女子在赤坂某宾馆被人勒死的报道。

随后，我又把过期周刊统统翻看一遍。只有1份有1页关于咪咪惨死的报道，标题是《赤坂Q宾馆·美女全裸勒杀案》，哗众取宠的标题！上面没有照片，代之以一幅大约某专门画家根据尸体画的肖像。恐怕是因为杂志不能登载尸体照吧。细细端详，还真有点像咪咪。不过这也是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这是咪咪，倘若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目睹这肖像，多半看不出所以然来。确实，脸的细部画得很像，然而关键之处却相差甚远——没有传达出她表情的主要特点。这是死的咪咪，活着的咪咪却是热情洋溢、生机勃勃的。她始终怀有希望，始终抱有幻想，始终动脑思索。她曾是个温情而熟练的官能扫雪工。所以我们才做成了幻想交易。所以那天早上她才说出了“正是”。然而画上的咪咪却比她本人寒伧得多，猥琐得多。我摇摇头，闭起眼睛，缓缓叹了口气。面对这幅肖像，我再次真切地感到咪咪确已死了。在某种意义上，比看尸体照片还要更真实、更深刻地感受到她的死，或她不在的缺憾。她完全地、彻底地死了，再也不能返回人世。她的生已被吸入黑洞洞的虚无之中。想到这点，我心里便生出一种近乎凝固而干涩的悲哀。

报道本身也同肖像画一样猥琐不堪——赤坂一流宾馆Q里，发现一位大约不超过25岁的年轻女子被人用长统袜勒死。女子全裸，随身没有任何足以证明其身份之物。在服务台使用的是假名等等。内容同我从警察口中听来的相差无多。我所不知道的只在文章最后写了一点：警方认为此案同色情组织，即以一流宾馆为活动场所的高级应召女郎俱乐部等组织有关，并已就此开始调查。看罢，我把过期杂志放回刊物架，坐在大厅椅子上前思后索。

警方为什么单单对色情组织进行调查呢？莫非掌握了确凿证据？但我不能够给警察署打电话，叫出渔夫或文学，询问后来进展如何。我走出图书馆，在附近简单吃了午饭，沿街游游逛逛。本以为游逛时间里会突然计上心来，结果纯属徒劳。春日的空气淡漠而滞重，使得皮肤阵阵发痒。到底应怎样分析呢？思路一片混乱。我走到明治神宫，在草坪上仰望天空，开始思考色情组织。国际特快专递！在东京预订，在火奴鲁鲁同女郎困觉。自成一统，简便易行，老谋深算，无懈可击，且堂堂正正。无论何等污七八糟的名堂，只要越过某一临界点，便很难以单纯善恶的尺度加以衡量。因为其中已经产生特有的、独立的幻想。一旦产生幻想，势必作为纯粹的商品开始发挥作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要从所有的空隙中发掘出商品来。幻想，此乃关键所在。卖春也罢、卖身也罢、阶层差别也罢、个人攻击也罢、变态性欲也罢、什么也罢，只要附以漂亮的包装，贴上漂亮的标签，便是堂而皇之的商品。再过不久，说不定可以通过商品目录在西武百货店订购应召女郎。You can rely on me．

呆呆仰望春日天空的时间里，不由腾起想同女孩儿困觉的欲望，可能的话，最好同札幌的由美吉。嗯，这并非绝对不可能。我想像自己把一只脚插进她公寓房间门缝——就像那个神情抑郁的刑警——使之不得关门的情景，并且对她说：“你必须同我困觉，这是你应该做的。”接下去恐怕就会如愿以偿。我轻轻地、像解开礼品绸带似的脱去她的衣服。解开外衣，摘去眼镜，脱掉毛衣。脱光后，却成了咪咪。“正好，”咪咪说，“我的身子很动人吧？”

我刚要回答，不料天已大亮。而且身旁躺着喜喜，五反田的手指在喜喜的背部优雅地往来移动。这时雪开门进来，撞见我同喜喜相抱而卧的场景。那不是五反田，而是我，手指是五反田的，但同喜喜做爱的是我。“想不到，”雪说，“简直想不到。”

“不是那样的。”我说。

“你这是怎么了？”喜喜重复道。

白日梦。

粗俗、混乱、无聊的白日梦。

不是那样的，我说。我想困觉的对方是由美吉。但是不行，千头万绪，乱成一团。我首先必须清理头绪，否则一切都无从着手。

我走出明治神宫，在原宿后街一家可以供应美味咖啡的小店喝了一杯又热又浓的咖啡，慢慢悠悠踱回住处。

薄暮时分，五反田打来电话。

“喂，现在没时间。”五反田说，“今晚见面如何？8点或9点？”

“可以，正闲着。”

“吃饭，喝酒！过去接你。”

我开始整理旅行包，把旅行期间的收据归拢起来，又分成两份，一份算在牧村头上，一份我自己掏腰包。餐费的一半和租车费可以划归他，再加上给雪个人买的东西（冲浪板、收录机、游泳衣等）。我把明细账写在一张纸上，装入信封，将剩下的旅行支票也整理好，以便在银行换成现金后一并寄出。我处理这类事务是很快捷麻利的。倒不是出于喜欢，没有人喜欢干这个。只不过我不愿意在钱财上不清不白。

清算完毕，我煮了把菠菜，同小白鱼干拌在一起，洒上点醋，边吃边喝“麒麟”生啤酒。我慢慢地重新看了佐藤春夫一个短篇。这是个令人心情愉快的春日良宵。苍茫的暮色犹如被一把透明的刷子一遍遍地越涂色调越浓，最后变成了黑幕。看书看得累了，便放上唱片来听。唱片是斯坦·罗茨演奏的舒伯特作品100号三重奏。从很多年前开始，每到春天我就听这张唱片。我觉得春夜蕴含的某种哀怨凄苦同这首乐曲息息相通。春夜，甚至把人的心胸都染成柔和的黛蓝色的春夜！我闭起眼睛，于是白色的人骨从黑暗的深处隐约浮现出来。生在深沉的虚无中沉没，骨则如记忆一般坚硬，而且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