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没有妻子，就没有绿帽子。”

——《坎特伯雷故事集》，杰弗里·乔叟

芭芭拉·卡尔弗特散发着性感气息。她有着迷人的英式口音和美丽外貌，是医学院最引人注目的秘书，让好些个华盛顿大学的男人都回头流连。她的丈夫乔治在学校的图解部工作，不过他对自己妻子的事情了解并不算多。大多数早晨，她都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打打文件，帮妇产科主任维拉德·艾伦医生安排预约。艾伦的主管秘书米尔德里德是一位固执刻板的老妇人，她不喜欢比尔·马斯特斯医生关于性爱的临床研究，但卡尔弗特和她的老板一样，非常认同这些研究的价值。她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离开大学前往街对面开诊所之前，就已经和他们以友相称。

某些午后，芭芭拉·卡尔弗特会悄悄离开自己的办公桌，一去就是一两个小时以上。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医生记得有一次亲眼看到她溜出去了。“当你午饭时间去办公室时，其他人会说，‘是的，她出去吃饭了。’”弗里德里希回忆说，“过一会儿再回来时，他们头也不转就说，‘她还在吃饭。’换言之，人们知道她在午饭时间有婚外情。她是个多少有些奔放的女人。但我不清楚她的丈夫起初知不知道。”

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减轻性功能障碍的改革运动中，卡尔弗特就是冲在前线的战士。她同意成为一名性代用伴侣，被委派去帮助那些患有性无能、早泄或者其他性功能障碍的男性。

“用现在的话来说，你可以称她为‘伟哥女孩’。”将卡尔弗特夫妇视为朋友的迈克·弗赖曼医生解释说，“我记得曾经见过她回来工作时就像刚冲了个澡——就像人们早晨的模样，新鲜而干净。”

芭芭拉不停地做着志愿者，一次接一次，直到被丈夫发现。

尽管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疗法中相对少见，但女性性代用伴侣成为了他们项目中最惹人争议却十分有效的部分。在最初的11年里，他们为41名自觉性能力不足又无法向以前的伴侣或朋友求助的未婚男性提供过这样的代用者。对于这些病人，像芭芭拉·卡尔弗特这样热忱而无名的女性是“性功能障碍男性在两周的急性治疗期间需要紧紧抓住、与之交谈、和她共事、向其学习、成为她的一部分，并进行给予和获取的对象”，他们强调。在31名志愿者中最后筛选了13名进行这项任务。寻求刺激的人以及其他怀疑有心理问题的候选人被筛除在外。约翰逊对这些被选中的女人有问必答，并保证她们能得到充足的报酬。然而在所有的治疗创新中，提供性代用的这套秘密体系并非她的主意。“这虽然卓有成效，但我认为绝对是自找麻烦。”约翰逊回忆说。

比尔·马斯特斯很同情心灵脆弱以及无法正常进行性生活的男人。“我们可以救助的男人如果没有得到治疗就离去，这对比尔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约翰逊回忆说。马斯特斯的这种同情也许是源自自己在不育症上所受的痛苦，或者更可能是来源于他对自己极度渴望的病人感同身受。他们同意接受未婚病人之后，马斯特斯就主张使用代用者以获得满意的成功率。医学文献显示治愈性功能障碍的概率不超过25%。通过这种新疗法，41名使用代用伴侣的男性中有32人——接近80%——症状得到了逆转，这相对他们慢性的严重疾病来说是个巨大的成功。数年以来，密苏里州的法律仍旧禁止未婚男女发生性关系。但马斯特斯并不在意代用者所面对的法律以及伦理困境，只要她们的付出可以带给病人满意的结局。约翰逊帮忙安排了配对，但她始终未透露过病人和代用者之间的金钱交易。他们始终冒着一定的风险，害怕某些检察官或医学权威把这比作是卖淫活动。《人类性反应》这本书在全国招来的恶评以及金钱上的成功只是加剧了他们在专业上失败的风险。因此比尔和吉尼一致认为，关于代用者，说得越少越好。

20世纪60年代晚期，罗伯特·科罗德尼在一次陪同马斯特斯参加学校里的医学伦理讨论会时得知了这个秘密。马斯特斯被安排就他们一直未发表的疗法进行发言，就像他经常在医生中推广性教育一样。在去教室的时候，科罗德尼提议马斯特斯可以提一提关于使用女性代用者的伦理问题。

马斯特斯打断了他。“我并不打算说那些。”他回答说，“这不是我想谈论的事。别打听这方面的事。”

那个时候科罗德尼和马斯特斯及约翰逊只共事了几个月时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提议有多敏感。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的托管人对于代用者的事也知之甚少。当时董事会的律师托里·福斯特说，在最初的11年研究期间，他和其他托管人都没有被告知相关事宜。“他(马斯特斯)让我们觉得他在进行某些秘密的事，这些都是非常合法的，但对于细节，我们完全不知道。”福斯特解释说，“我从没考虑过他所作研究的合法性。在董事会上，我从没觉得比尔对我们坦诚相待。毫无疑问，我们是一个‘橡皮图章’董事会。对于比尔所做的事，我们并没有太多质疑。我们就是一个遂他所愿的董事会。”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毫无私心地将他们的性代用者赞誉为“夜里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她们绝大多数是当地的白种女性，经济及教育背景各不相同，年龄从24岁到43岁不等。那个时候，约翰逊解释说：“她们都拥有的一个共同身份——女人——是她们性身份中最大的价值和极大的快乐。”有一半的代用者在之前的人类性反应研究中有所参与；另一半则是志愿参加这项任务。13个代用者中除了其中两名，其他人都已嫁作人妇，并且有3/4的人是至少一个孩子的母亲。虽然有些人只有高中文凭或者只上过秘书培训课程，但还是有一半以上拥有大学文凭甚至研究生学历。据马斯特斯自己回忆，他最中意的代用者是一位对该角色“真正好奇”的女医生。在3年时间里，她志愿参加了好几次，“为她自己同时也为我们”评估该项目。约翰逊天真地说起另一位代用者——她用“玛丽”称呼这名护士——此人在早期的研究中曾经做过志愿者。作为一名性虐待受害者，玛丽一直都对马斯特斯感激在怀，他曾经用微创妇科修复手术治愈了她受伤的组织。“她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确切来说是为比尔。”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不单单玛丽一个。好几位代用者有过“被直系亲属性伤害的经历”。有3位代理人自己就嫁给了有性功能障碍的男性，其中一位的丈夫曾经自杀过，另一位则成了酒鬼。

代用者作为治疗团队的一部分与他们一起工作，对男性性反应的方方面面都作好了准备，包括心理方面的考虑。对于表现的恐惧、做爱期间情感分离式的“旁观”，以及性功能障碍毁灭性的影响都会事先经过讨论，与此同时，让“一个焦虑而紧张的男人在交流与躯体方面同时放松”的技巧也是需要探究的问题。每一个代用者都会熟悉对应病人的病史及性问题的相关基本信息，但不包括他的姓名以及其他身份信息。他们会在饭店见第一面，目的是让双方能够更舒服地相处。在餐桌上，病人了解了代用者的相貌、穿衣品位、行为习惯以及交流方式。超过2/3的男病人患有性无能或其他性心理障碍，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伴侣。但由于代用者在协助他们康复的过程中技巧卓越，其成功率远比起初预期的好。

尽管谈及了男女双方的平等性，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并没有给女性提供代用伴侣。他们争辩说，不但美国社会尚未准备好，女性自己也没准备好。在11年中，只有3位未婚女性前来门诊寻求治疗。她们来的时候都有“替代伴侣”，即关系至少维持了6个月以上的男性。“拒绝为性无法满足的女性提供代用伴侣，而为功能障碍的男性提供女性代用伴侣，这似乎意味着临床治疗中的双重标准；但事情绝非如此。”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坚称。他们竞相为这种双重标准做解释。他们坚持说，男性患者将代用者服务视为同治疗其他形式的身体障碍相似的一剂处方，就像是街坊杂货店里售卖的瓶装万能药。但对于女人，这样的功利主义让人无法接受。“成长于美国社会，遇到性问题的女人首先需要的是一个让她可以被‘允许’用来评价自己性功能情况的相对有意义的情侣关系。”在指定的两周期间内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关系”显然“困难重重”，这就是表面上为什么诊所禁止男性代用者的原因。这是比尔·马斯特斯在当时尚未准备好要承担的风险和挑战。

尽管对于代用者行为约翰逊内心十分纠结，但她还是接受了他们治疗过程中这一内在的矛盾。“就我们事先对病人的询问结果来看，这不符合大多数女性的价值观。”关于使用男性代用者的事，她向记者解释道，“我们希望男性的性态度所有女性也可以分享。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在交流自由的情况下，即使如今早已没有那么多死板的看法，即使许多女人下定决心要采取同等的无所拘束的态度，女性的性反应依旧是旧价值体系残余的产物。”不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关于代用者的声明中，有不止一个误导信息。“没有一个志愿者在做代用伴侣时是已婚状态。”但是芭芭拉·卡尔弗特以及其他一些代用者都是人妻。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说：“没有做过任何劝说女人做代用伴侣的尝试。”然而，医院产房的护士、穿白底条形花纹制服的护校学生、前期研究中的女性志愿者，甚至其他同僚的妻子们都表示，马斯特斯经常怂恿她们加入代用者的行列。“他确实没有让那些他知道丈夫是谁的女人去做代用者，但他的的确确知道这些女人是已婚的，因为她们的手上都带着戒指。”科罗德尼回忆说。

芭芭拉·卡尔弗特的丈夫聘请律师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被迫对代用者行为进行了重新评估。在一起250万美元的联邦法院起诉中，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前华盛顿大学员工乔治·E·卡尔弗特说，他和妻子曾经是马斯特斯不孕不育门诊的病人，然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却怂恿他的妻子、前面所说的芭芭拉·卡尔弗特与两位男病人发生性关系，从而彻底打破了这种医患关系。法院的文件称，她在1967年7月为一名来自纽约、以“约翰·多伊一世”(John Doe Ⅰ)为名就诊的病人做代用者期间获得了500美元报酬；在1968年1月为弗吉尼亚的病人“约翰·多伊二世”(John Doe Ⅱ)服务时获取了250美元。之后的一份法院文件将指控的人数提高到了7人。卡尔弗特声称研究者知道芭芭拉是已婚状态，是他们说服她隐瞒自己的丈夫来从事这些非法的代用者活动。

在他们圣路易斯的老朋友们看来，乔治·卡尔弗特震惊的反应似乎有些牵强附会。大多数人觉得他就和医学院以及学校的其他人一样，知道芭芭拉每天中午都在做些什么。迈克·弗赖曼医生和妻子在出席好几次聚会上都和卡尔弗特碰过面，他当然听说过她参与门诊活动的风声。弗赖曼说，芭芭拉的参与是为了赚些外快。“我认为他们(卡尔弗特夫妇)当时经济有些紧张。”他回忆说，“我不觉得她是因为被什么道理说服了或者因为觉得性生活非常重要。她这么做只是单纯地为了赚钱。”惹上官司之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因为畅销的性爱建议而名声大噪，收获了大笔版税和治疗费。乔治·卡尔弗特在诉讼中宣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曾从有芭芭拉参与的研究项目中获得过经济利益。

一些报纸出现了关于这起官司的报道，但诊所的新任律师小沃尔特·梅特卡夫建议比尔和吉尼保持沉默。“我们唯一的反应是觉得任何此类指控都很荒谬。”他们在仅有的一次正式声明中说，“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梅特卡夫说服法官对这个案例的所有记录进行密封，并巧妙地请求了庭外和解，封锁了面对媒体的全部口舌。卡尔弗特的案子可能会暴露诊所无数的秘密——未婚夫妇之间的性爱、病人和代用者之间的金钱交易，以及两位统治美国整个性学领域的专家那些疑点重重的活动。如果这些消息公之于众，国家医疗委员会可能会取缔马斯特斯的行医执照，他也可能被迫辞去学术或专业机构的职位。诊所的董事会直到启动这个项目的数年之后才了解了实情。“我想，他最终承认了使用代用者的事，并且表示这不是个好主意。”托里·福斯特律师回忆说。

比尔·马斯特斯的全部美好愿景，以及要用新疗法治愈性功能障碍的全部信心，都差点因其使用代用者的方法而付之东流。他险些让自己深陷法律的泥潭以及公众关系的噩梦之中。“这让整个项目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两年之后约翰逊承认道，“太让人伤心了，因为他们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一群人。”

得到教训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向公众保证再也不使用代用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