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过女权运动以及女性性爱革命赢得‘解放’的年代里，美国女性得以享有与日俱增的性高潮权利。其中，最能充分享受性爱的是那些接受过教育、积极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活的女性。”

——《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在桃瑞丝·麦基惊人的婚礼派对上，朋友和同事们都保持着沉默，等待贵宾的到来。这个温和的十月天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工作的女人几乎全部都前来恭贺麦基，她是位友善而尽责的秘书，平时负责保管团队在每一次治疗时所留下的录音带。新来的治疗师罗斯·博亚尔斯基自己在华盛顿大学附近的家里举办了这场游泳池边的派对，并且邀请了诊所里所有的女性职员，包括她们的老板弗吉尼亚·约翰逊。

20世纪70年代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的女职员们站在了这场迅猛发展的女性解放运动最前沿。女权主义者信奉着她们改革性爱的新发现。在这样一个男权文化背景中，她们宣告，女人和男人完全一样，都是有性欲的，并且拥有同样的自由和平等。电视、报纸、杂志，所有媒体都在赞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引领的社会变革，他们将性爱革命带到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桃瑞丝和自己的未婚夫走进院子的时候，每个人都热烈鼓掌、举杯庆祝。她未来的丈夫霍华德至今还记得当时欢快的气氛，以及那些像是单身派对才有的挑逗玩笑，特别是其中一个独特的人造物品。“在自助餐桌上放了一束漂亮的鲜花。”霍华德回忆说，“在花束的中间插了一根基金会研究女性高潮时所用的那种带有摄像头的塑料阳具！”

对于每一个熟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的人来说，这个机械人造阴茎一直拥有着图腾一般的特质。这个研究者所称的“人造性交装备”是团队在性爱研究中最为惊人的发明之一。虽然保守派表达过他们的惊骇，担心这样的发明会被用于定义和玷污人类的性行为，导致女权主义者提出更令人惊恐的观点——性满足与男人无关。这些影响远远超出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两本书中所作的预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精心解释了女人在性方面的细节，不料却让‘异性恋是先天的，通过阴茎性交可以得到充分满足’这样的普遍理解陷入了困惑。”文化史学家简·格哈德在2000年评论说，“就和在他们之前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一样，他们‘发现’，存在着一种可以不依赖于异性性交的女性性行为。”对于许多女权主义者来说，这个机械装置——带有一个绝不会因为不应期而衰减的电动马达——象征着与男性相比，女人在性爱中的至高无上。关于阴蒂的科学发现——揭穿了弗洛伊德学派所虚构的，“成熟的”阴道高潮来自和男人性交，而不是独自使用振动按摩器进行的各种自慰这一说法——意味着女人不再需要男人。“女人常常对自己的高潮经历感到不满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人类性反应》一书中判定说。

对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些揭露弗洛伊德金科玉律的解剖发现，女权主义者尤为高兴。“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和《圣经》都是错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数年之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讥讽道。事实上，美国女权主义的新《圣经》，由斯泰纳姆共同主编的《女士》(Ms.)杂志有着一句办公室标语，上面写道： 晚上10点了——你知道自己的阴蒂在哪儿吗？(It’s 10 o’clock at night — do you know where your clitoris is?)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言辞很快就在女权运动政治及社会说辞方面找到了用武之地。安妮·科戴(Anne Koedt)在1968年那篇影响巨大的论文《阴道高潮的秘密》中赞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说他们有效地重新定义了当代社会女性性事的意义。“阴蒂高潮作为事实被公认之后将威胁到异性结合的规则。”科戴断言道，“因为这意味着从男人或者女人那儿都可以得到性快感，因此和异性性交不再是必须，而只是一个选择而已。这就打开了关于人类性关系的整个问题，超越了目前男女角色体系的界限。”杰曼·格里尔、凯特·米利特、第格蕾丝·阿特金森以及丽塔·梅·布朗等女权主义者探寻新的性爱模式以及社会秩序的作品重复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发现。他们争辩道，阴蒂是两性中唯一生来就是为追寻快乐的器官。精神病学家玛丽·简·谢菲提议，女人可以拥有多重高潮的能力已经证实，这应该引起人们对男人所设定的文化界限进行反思。异性恋的“狮子”咆哮着他们的不满。在1971年版的《性的俘虏》(The Prisoner of Sex)一书中，诺曼·梅勒对于“在塑料阴茎、实验室里的人造阳具(原文如此)以及振动按摩器之下女人普遍存在的丰富高潮”非常愤怒。与此同时，有些女权主义者表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开拓边界方面走得还不够远。就如格里尔抱怨的那样：“没有理由让我相信，那些接上电极探头的中产阶级美国女人所做的，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全部。”

在20世纪末，妇女解放运动彻底改变了整个美国社会，其影响仅次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改革。像弗里丹《女性的奥秘》这样的作品表达了对女人受困于城郊家庭生活的愤怒。诸如国家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NOW)等团体将诉求化为了行动。同工同酬、针对性别歧视及性骚扰的强硬法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攀登职业生涯阶梯的权利——即使联邦《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失败了——都是她们对社会提出的要求。避孕药片重新定义了“婴儿潮”一代的性爱生活，让他们可以自由地享受性爱，而不用考虑怀孕问题。婚姻也不再是先决条件。科学和性爱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对。对于美国公众来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两性关系中公正且讲求事实依据的仲裁者。他们在实验室里启发着女性对自己的重新思考。“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由于对女性性事的新理解而得到了很高声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是为女人活出自己这个全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科学原理。”芭芭拉·埃伦赖希、伊丽莎白·赫斯、格洛丽亚·雅各布斯10年之后评论道。在评价女权运动的主要影响时，她们说：“1966年出版的《人类性反应》成为了主要的思想宣言之一。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女权主义意识的广泛流传是在这之前的两三年，但是性爱‘革命’的提出意味着一种超越礼仪、习俗从而涉及更根本的权利关系的改变。”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书让女性有了基于医学做出选择的现实智慧。斯坦福的文化史学家保罗·罗宾森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总结说，如果说弗洛伊德、金赛以及艾利斯主要是从男人的角度呈现了人类性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则是所有顶级性爱研究者中“始终如一地主张男女平等的思考者”。他评论说，作为一对在中西部进行写作的中年夫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文字和私生活里直率地表达了女权主义思想，并在他们的治疗策略上映射出一种“性爱平等的典范”。

女权主义者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支持让许多人都大吃一惊，马斯特斯本人也不例外。尽管自己的个人生活十分复杂，他依旧自视为一个规矩正直的人，从不主张放荡淫乱。他出于医学目的而撰写的教科书主要关注那些深陷于无知愚昧及功能障碍之中的已婚夫妇。在针对流产这一问题的全国性争论中——即使在最高法院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做出里程碑式的判决之后——他依旧谨慎地保持着不可知的态度，小心翼翼地生怕被卷入其中。需要流产的孕妇都找约翰逊帮忙，她会把她们转诊给一些愿意做这项手术的医生。马斯特斯仍旧用非常传统的观点看待女性。他期望女人遵从他，就像母亲和妻子莉比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约翰逊进步而具有远见的贡献只有在马斯特斯允许的尺度之内才能发生。在启动他们性爱研究时，他当然没有打算要找一个支持巴纳德或伯克利那种女权主义叛逆思想的女搭档。“毫无疑问，我是一个歧视女性的人。”马斯特斯后来承认道。他们书中医生般的语气——支持女性施展她们真正的性本领，而不是一味地遵从父母或宗教权威的压抑指令——是源于病人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悲剧。马斯特斯被所见所闻惊呆了，而约翰逊将他的反应化作了言语。无论是否接受这样一个标签，他探寻医学答案的研究已经让他成为了一位女权主义者。

对于他们著作广泛的公众反应也让弗吉尼亚·约翰逊名声大噪，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她签约做了《红皮书月刊》(Redbook)的专栏作家，收入可观。她同时还为《花花公子》大批的男性读者提供着关于女性性反应能量的忠告：“高潮可以源于脖子、足底或者手掌心。”她越来越多地呆在家里专心自己的写作任务，减少了诊所的看诊量。爆棚的收入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奢华生活。她从自己原来沙龙屋的寓所搬了出来，和马斯特斯一起住进了拉杜区沃森南路一幢更大的房子。

成为马斯特斯平等的搭档之后，约翰逊被视为美国女性的典范，性爱新自由响亮而有力的女发言人。就像芭芭拉·埃伦赖希及其合作作者写道的，约翰逊“是一个特别的女权主义者”，尽管她和马斯特斯合写的那些书只是在“偶然之下”成为了女权主义的经典。他们为这个等待新信息的社会打开了充满可能性的潘多拉魔盒。埃伦赖希说：“在绝大多数标准之下，他们的著作是客观且可敬的科学发现的主体，其中许多案例是对于性爱全新的女权主义解释。”

让人惊讶的是，当女权主义者邀请约翰逊出席那些促进女性问题的集会或公益活动时，她坚定地予以了回绝。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之前，女权主义个别极端派系已经出现了反对男性的模糊言论，其中凯瑟琳·A·麦金农对色情文学及其暴力本性进行了谴责，安德里亚·德沃金则把异性性交比作强奸。然而，这些对于约翰逊来说都无关紧要。她从来没有过要高举抗议标语或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共处同一政治阵营的想法。约翰逊回忆说：“我永远也不会和这些女士一起游行示威。”她甚至拒绝了第一夫人贝蒂·福特的邀请，没去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从戈尔登时期开始，约翰逊就从没有向生活要求过什么，尽管她一直以来都在打拼。她是第一批完全依靠自己寻找工作并请人在外出工作时帮忙照看孩子的女人。尽管是研究工作中女权主义情感背后的驱动力量，但约翰逊并不喜欢这样的标签。女人需要站起来，需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如今她这样宣扬道。无论卧室内外，她们都对自己的生活负有责任。“如果一个女人没有高潮，”她强调，“这完全是她自己的过错！”

弗吉尼亚·E·约翰逊在20世纪70年代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人类性爱专家，这让那些记得她是办公室秘书的人彻底惊呆了。她成为了世界知名诊所——后来改名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的共同主管，引领了一种让数万甚至数百万病人得以重燃希望的治疗方式。在治疗过程中，与她搭档的男治疗师都对她的能力感到惊讶。“她拥有成为老板的所有先决条件。”精神病学家托马斯·P·劳里回忆说，“我对她感到非常敬畏。”同时，劳里的妻子也是诊所员工之一。年轻的治疗师莎莉·巴尔托克非常钦佩约翰逊的权威风度，并且在办公室里总是模仿她保守的穿衣风格。“回忆那些时候，很多女人都穿连衣裙，而她却穿宽松长裤，有点像凯瑟琳·赫本的样子……我觉得她是最与众不同、最不可思议的女人。那个时候，她应该会比其他任何一个美国女人都更了解性的特质。但是她并没有变得‘温暖而模糊’。她总是保持着专业的样子。”

当治疗成为临床活动的核心并带来了大量收入之后，比尔·马斯特斯越来越听从约翰逊了。作为一名终生都对这门“自然科学”深感兴趣的医学研究者，马斯特斯从来都没打算成为全职治疗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将自己逼入了死角。他屡次没能从政府或个人那儿弄到足够的资金，以继续自己关于人类性解剖及生理的研究，或者说它们至少不是按着他所想的那样进行。10年之前，他从医学院离职——在那儿他曾经是妇产科系里仅次于好友维拉德·艾伦的人物——抹灭了所有以自己名义筹集资金的可能性。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妇产科，不再是一流的外科医生。他不停地回顾他们性爱研究中同性恋病人的那部分数据，立志要出版第三本重要著作，然而这一张巨额版税支票似乎依旧有数年之遥。

如今60岁的马斯特斯每天都会在诊所露面，他不再是往年那个咄咄逼人的样子，少了很多威严，几乎可以说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同事们都敬重他的坚持与稳定，当然这是在与约翰逊模糊的反应和变幻莫测的心情作对比的前提下。“他非常支持自己的员工。”罗斯·博亚尔斯基回忆说，“如果你不小心犯了错误，或者你有什么疑问，他会不惜一切时间直到将其弄清楚。”这个时期的比尔决定要改变自身的一处缺陷，因为许多病人觉得很受影响。他去看了一位外科医生，想要纠正自己的斜视问题——儿时败血症发作之后留下的让人奇怪的眼神聚焦。手术之后，成年的马斯特斯第一次可以直视对方，并且对着镜头而不是影子做出微笑。在诊所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变化。他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了吉尼之下，就好像这是他们婚约的一部分。约翰逊的意见成为了主导。“后来几年里，比尔并不像她那样感兴趣。”他们的律师沃尔特·梅特卡夫回忆说，“我不认为这是一场权力斗争。这有点像‘我已经按我的目的做了要做的那部分，现在换你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然而，约翰逊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接受记者采访、安排各种露面、在家写书，以及更多地陪伴已到少年的孩子——令她常常几天不在诊所出现。她的行程表时刻都在变。员工午餐时间的病例讨论会，大家都注意到了她经常不在。这让她偶尔的突然露面变成了让所有员工吃惊的事。“她绝对是王座背后的掌权者。”马克斯·菲茨杰拉德解释说，“很显然很多事都是由她做决定，或者推迟到她回来再说，虽然我们不经常看到她本人。她就是权利代表。”

在诊所里，关于弗吉尼亚·约翰逊最具分歧的意见来自女同事当中。虽然一些像巴尔托克这样的年轻员工尊她为模范，但约翰逊身边更近的人则承认自己内心是矛盾的——就像办公室经理旺达·鲍恩所描述的，“对于弗吉尼亚·E·约翰逊，可能是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在外面，人们都说她是一个温暖且友好的人，特别是他们一起做讲座的时候。”夫妻两人都与比尔和吉尼有交情的全职治疗师玛丽·埃里克森回忆说，“她给人的印象更活泼一些，而他可以说相当冷酷。但是当你了解他们之后，就发觉大不相同了。我一直觉得跟比尔之间的关系更近一些。”

资格更老一些的女员工，特别是那些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都认为约翰逊既冷漠又很有戒备心。“我一直有种感觉，她和我在一起时并不舒服，因为我有学位而她没有。”受人尊敬且拥有医学学位的佩吉·希勒说。其他一些人觉得，吉尼在她新一段的婚姻中看起来很寂寞，她想要和人交朋友，却不知道如何交朋友。“我和她相处并不愉快，因为我觉得她不够真诚。”来自纽约、在研究所进修过两个月的治疗师达格玛·奥康纳回忆说。奥康纳更希望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一起出现。“她过于深陷在卖花女这样的情景之中，以至于完全丢失了自己。”奥康纳说。她也引用了这个经常被用在没有证书就得到提升的约翰逊身上的典故。奥康纳在圣路易斯逗留期间，约翰逊邀请她一起去当地一家商场购物，并心直口快地自言自语着自己脑子里冒出的事情。在约翰逊看来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行为——逃离诊所幽闭的氛围——但对于奥康纳来说有点过头了。约翰逊一开始谈论她整理壁橱时是如何放松，然后又谈起了经历子宫切除手术之后的性生活。“他们一直都说这没什么两样……但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她叹息道，就好像在传授自己的一些个人心得，并认为这对年轻女人而言是金玉良言。奥康纳则并不领会这些友好的旁白。不久她就申请调到另外一名女治疗师那儿继续进修，因为她觉得在约翰逊那儿学不到任何东西。“对于她的性高潮或者童年经历，我真的不感兴趣。”

当美国的女权运动全面爆发、女人在职场的角色彻底改变的时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儿的女职员们感到自己仍旧忍受着不平等的待遇。经过一次长时间的私下谈话之后，女员工们决定向弗吉尼亚·约翰逊提出上诉。但是，约翰逊经常呆在拉杜郊区的家中，员工们需要一位传话者去转达她们的心愿。罗斯·博亚尔斯基被选中了。“没有其他人愿意去那儿和她说话。”她回忆说。也许他们觉得博亚尔斯基——她和约翰逊年龄最接近，而且丈夫也是一位医生——是看上去最合适、最不可能被打发的人选。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约翰逊邀请博亚尔斯基去她家后院聊天。她在门口和蔼地迎接她，并邀请她一起游泳。因为能和一个熟悉的人共享悠闲时光，在家里抛开一切心中的琐事，约翰逊显得十分感激。而博亚尔斯基脑子里却一心想着诊所那些女人关于不公正待遇的问题。“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博亚尔斯基说，“我一直在尝试提出这件事，如果她能够对诊所的女员工更加支持一点的话，那这事会更容易一些。”博亚尔斯基说明了其他女同事如何被男治疗师欺压的情况，而这种情绪会妨碍病人的治疗进展。毕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性爱疗法是建立在两性分享交流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一方都应与另一方平起平坐。“这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我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博亚尔斯基解释道，“我们希望吉尼可以站出来给予一定的拥护。当然，诊所里有4个女人加吉尼，以及4个男人加马斯特斯。我们都一起工作。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相当无用的尝试。”经常和约翰逊一起担任治疗师的马歇尔·希勒表示博亚尔斯基被人误导了，至少从策略上来说是这样。“如果那里真的有不平等的情况，他们应该明白不能去找吉尼。”他说，“我不认为吉尼会就那样一件事与比尔对抗。”希勒说博亚尔斯基以及其他女同事如果邀请马斯特斯来讨论这个事件的话会更有效一些，因为从来就是他在决定约翰逊或者其他女性在诊所可以得到多少机会。

回顾往事，博亚尔斯基说，她们短暂的女权运动缺乏指挥。“(吉尼)一点也不同情其他的女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在向她提这事时自己表现得非常差劲。”她们在游泳池旁的对话也对博亚尔斯基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影响。在后来的员工会议上，就博亚尔斯基想要尝试研究心理抑郁在性功能障碍中的作用这件事，两人恶言相向。当她提及自己的想法时，约翰逊立马就提出了反对。

“研究是我要做的工作，不是你。”她告诫道。博亚尔斯基想要为自己辩护，却完全没有用。他们从未讨论过博亚尔斯基是否可以筹集所需要的经费，或者她的提议是否与研究所的整体研究计划相符合。所有这些细节似乎都不是关键所在。最重要的是，博亚尔斯基冒犯了约翰逊。一直都对博亚尔斯基给予帮助的比尔·马斯特斯此时就坐在会议桌边，但他却一言不发。

“那个时候我彻底惊呆了，但是我应该预见到结果会是如此。”不久之后就离开了诊所的博亚尔斯基说道，“我本该想到她会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我拥有学位，而她没有。因为我受过训练，而她没有。我实在没法告诉你为什么她会觉得受到威胁。后来我没有继续在那儿呆太久，所以还没来得及找出答案。”

同样的冲突也发生在了西娅·劳里身上。在丈夫托马斯·劳里作为治疗师加入诊所的时候，她也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接待员。有一天，她和吉尼发生了可怕的争吵。托马斯·劳里回忆说：“她们简直是在展开尖叫比赛。”曾经在拉斯维加斯担任一家小型精神病医院主管的他对于这次吵架感到非常悲痛。在1973年这件事之前，他一直都很喜欢自己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的这份工作。

在妻子和吉尼吵架之后，劳里急忙赶过来询问两人之间究竟说了些什么。“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用磁带记录下了所有的事，我可以从中听到她们之间的对话。”他回忆说，“西娅说，‘怎么回事，你似乎因为我挑战了你的权威而生气了？’而吉尼大声嚷嚷道，‘你说挑战了我的权威是什么意思？’如此等等。大约一天之后，我询问办公室经理旺达是否可以再听一次磁带的内容，可她回答说，‘根本没有那样的磁带。’”不久，托马斯·劳里为期一年的进修结束了。他没有如自己希望的那样被聘请继续在那儿工作下去。劳里心里很肯定，妻子与约翰逊之间的那次争吵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很不幸，西娅常常都直言不讳，即使在需要委婉时——我想她真的用错误的方式惹怒了吉尼。”不久之后就和妻子离了婚的劳里叙述道。托马斯和西娅·劳里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诊所得到了教训：“如果你恭敬地听话且不冒犯她，那就会相安无事，因为那儿只能有一个人是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