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从《太空仙女恋》(I Dream of Jeannie)中认识了活泼丰满的金发明星芭芭拉·伊登。在这部20世纪60年代的电视喜剧中，她扮演一位数世纪之后从小瓶子中浮现出来的小妖怪，对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宇航员拉里·哈格曼的每一次召唤都回以“是，主人”。全国人民都爱她，这部电视剧也一鸣惊人。

制片人想要通过哈伦裤上的小缝隙露出伊登的肚脐，这令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审查员十分恼火，并发布了一则“不准露肚脐”的布告。他们觉得，美国尚未准备好迎接如此引起公众骚动的惊人演出。在过去，像《我爱露西》(I Love Lucy)这样关于婚姻生活的电视喜剧是被禁用“怀孕”这一台词的。直到最近的《家有仙妻》(Bewitched)中才有了夫妻同床的镜头，而不再是《迪克·范戴克秀》(The Dick Van Dyke Show)中罗布和劳拉·皮特里标准的单人床。作为前选美冠军和啦啦队长，伊登因为这件事变得臭名昭著。当被问及关于“肚脐”的丑闻时，她取笑道，“我认为广播公司甚至都不知道我有这个东西！”

性感在伊登的好莱坞生涯中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健康而又十足美国味的外貌让她在无数鲍勃·霍普的电视专刊中友情客串。在1961年合演的科幻片《地球危机》(Voyage to the Bottom of the Sea)中，伊登扮演了一位婀娜多姿的秘书，她的丈夫迈克尔·安萨拉也在其中出演，他是一位抑郁的男演员，她在“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宣传代理所安排的一次约会上与其相识。安萨拉的成名作包括在《星际迷航》(Star Trek)系列中扮演威胁威廉·夏特纳号舰船船长柯克的一名克林贡战士。作为妻子电视剧里的一名客串演员，安萨拉扮演“蓝色巨灵”，一位有着浑厚嗓音的强大妖怪，在珍妮拒绝他之后，负责将其放回到瓶子之中。

在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太空仙女恋》曾被禁播，伊登也转而去演舞台剧。和安萨拉一起，她来到圣路易斯主演一部叫做《琼楼飞燕》(The Unsinkable Molly Brown)的戏剧。每一天晚上，市政大剧院都会贴出她将上演的大标语。然而白天的时候，伊登和丈夫却悄悄地来到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性爱治疗诊所。“当时她的生活有点像云霄飞车。”约翰逊回忆说，但没有详细说明，“他们是为了某些在他们身上不太有效的事而来的。但是双方都没有任何功能障碍。”

吉尼喜欢和那些前来诊所的演艺人员、政客以及著名商人交谈。尽管很有名气，但安萨拉夫妇和其他寻求性爱帮助的夫妻一样情感脆弱。吉尼特别喜欢伊登，喜欢她在音乐剧中的表演，喜欢她对一位来自密苏里州小镇、后来嫁给了有钱人并且在泰坦尼克号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女孩那种小说式的阐释。在诊所里，吉尼和伊登聊起了自己的音乐经历——和前夫的爵士乐队在伦纳德伍德堡基地进行唱歌表演。在结束那令人留恋的回忆时，她通常都会遐想一下如果一直追随着自己梦想成为歌剧演员的心愿，结果会是如何。伊登耐心地听着，并尊重地附和着她。“她曾经说，‘我不会为你唱歌，因为你比我唱得好多了。’”约翰逊叙述说，“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已经不唱歌好多年了，而她又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在来圣路易斯之前，这对好莱坞夫妇的婚姻已经持续了10多年，并在1965年生下了儿子马修。伊登非常想要修复困扰他们的关系，但是约翰逊在她的另一半身上并没有感受到同样的意愿。在结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治疗的两年后，伊登和安萨拉离婚了。她开始和芝加哥的一位报纸总监交往，他们后来结了婚，又以离婚收场。不过她1991年开始的第三段婚姻似乎很美满。

作为明星的性爱治疗师，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提供了额外的措施以保护他们的名声，不让那些想要挖料的人得逞。约翰逊用假名字或者伪装来掩饰他们的身份，或者安排特殊的时间进行会面。按着这种方式，吉尼觉得自己都成了名人。她非常清楚那些好管闲事的记者是多么具有侵略性，有些人受雇于街头小报，专以出卖富商和明星性生活的八卦赚钱。他们的员工偶尔会看到摄影师坐在街对过，手里拿着长焦镜头，等待着名人夫妇的出现。有些小报会编撰一些假新闻。“可怜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和玛利亚(施莱弗)登上了《环球》(Globe)的封面，说他们来找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看病，其实他们压根没有这么做过。”约翰逊回忆说，“我们很早就学会了不去抗议辩解，因为这只会给人们更多的素材。”

保护隐私及避免打探成为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主要关心的事。员工们被要求不能让外人知道他们看见了什么。“我们加入进来的时候签了各种各样的(机密)文件，承诺不会透露任何秘密。”治疗师托马斯·P·劳里回忆说。吉尼会确保在病人进来、走动以及出门时都不会和其他病人照面。“他们为每一个人都准备了单独的等候室。”员工萨利·巴尔托克回忆说，“他们不遗余力地设计行走路线，避免大家相互碰面。”在中央情报局一样的计划之下，他们有时鼓励病人避免谈及拜访诊所的用意。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说：“从一开始，许多人就用生育的表面故事来找比尔和吉尼看病，甚至委婉地使用了‘生育问题’这个词。”远离好莱坞以及媒体之都纽约，圣路易斯这座城市本身就提供了规避那些窥探眼睛的庇护。“他们拥有一种植入式的安全措施——一种隐身术，当然这是我父亲的观点。”豪伊·马斯特斯说，“父亲经常嘲笑这一点。他说，‘上帝啊，如果想安静地做些事情的话，我找不出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然而在诊所内部，马斯特斯连自己都不是一直遵守这些指令。他会和其他治疗师讨论自己的病例，有时旁边正好有人路过。马歇尔·希勒医生就曾因为比尔的谈论而听说过芭芭拉·伊登的婚姻。马斯特斯表示，明星病人不会来诊所，因为他和约翰逊都在自己家里为他们提供治疗。

最终，他们拉杜区的家成为了一个秘密的源泉。一些名人会来进行社交拜访，比如诊所谦逊的资助者、音乐家米奇·米勒，或者媒体类的，比如想要深入了解性爱世界的专栏作家安·兰德斯。吉尼是他们拉杜家门的守护者，保护着绝大多数的私密病例。“偶尔，我们会有非常有名的人前来寻求治疗，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朋友。”她解释说，“其中有政治名人，有一些则是非常有名的艺人。把他们放在任何一个宾馆都会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在好奇本性之下，约翰逊非常喜欢和这些名人聊他们的职业生涯，每个人都给她留下了独特的记忆。通过办公室的小道消息，员工也会听说有些名人住在他们拉杜的家中，但是通常都不知道他们的确切身份。“他们几乎不会谈论这些。”治疗师玛丽·埃里克森解释说，“事实上，我们通常都不知道。这样其实很好，因为我不需要保守秘密。”曾经在诊所观看过治疗过程的桃瑞丝·麦基知道一些名人客户，但她说对于这些病例采用的治疗规则完全不同。在拉杜，没有常规的录音记录或永久笔录会被存入档案，因为怕它们被偷窃出去之后卖给小道报纸。记录被存放在他们拉杜家的一个保险箱里，夫妻两人在保险箱上安装了一个盗窃警报系统，另外还有两只杜宾犬看门。

位于拉杜区沃森南路的房子比起其他地方来说更为现代，它隐蔽在一堆精心布置的绿化之中，避开了街道上的一切滋扰。在进入之前，客人先走过一个前厅，随后就是两条走道——一边是宽敞的餐厅和厨房，另一边是几间卧室，包括放着两张大床的主人套间。房子后面是一个大阳台、一个肾形游泳池，以及一个为约翰逊女儿丽莎准备的大马厩。后来辛迪·托多罗维奇买下这幢房子时，发现了一个带有窥视孔的暗板。“我并不是说当时发生了什么变态的事，但是这也许与他们的研究有关。”她回忆说。数年之后，关于约翰逊家的传言引得她哈哈大笑。她说，为了保护他们的客户，神秘感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对那些已经在公众面前失去很多的人。然而，对于一位来自纽约的美国参议员及其年轻漂亮的妻子，要保持他们的事不被公开着实非常困难。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舒适且安全的后院里，雅各布·K·贾维茨在游泳池旁的休闲椅上休息着。73岁的贾维茨是个矮小秃顶的男人，他向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讲述着所有自己认识的人以及见过的事情。“杰克对我可谓敞开心扉。”科罗德尼回忆说。他带着一份敬畏之心坐在贾维茨和马斯特斯的身边。这位年轻的治疗师立刻就认出贾维茨是一位来自纽约的资深美国参议员，是国会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一样，贾维茨也曾经登上过《时代》的封面，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选中差点成功当选成为美国第一位犹太总统。“现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对犹太人开放，包括总统职位。”贾维茨说道，并预测10年之内在他们犹太人中会有人成为总统候选人。“成为这样的人一定非常棒。”

出身于曼哈顿下东区一个移民家庭的贾维茨就是美国梦的体现——努力工作、意志坚定的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夜校完成了学业，获得了纽约大学的法学学位，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晋升为美国陆军中校。在退伍之后，作为共和党自由人士的他在一个传统的民主党选区被选举为美国众议院代表，后来又成功击败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州司法部长。随后他赢得了美国参议院的选举，最终成为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里的首席共和党议员。同样是共和党自由人士的比尔·马斯特斯和贾维茨议员有着许多共同的世界观。他们相处愉快，是最融洽的一对医生和患者。“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可爱的人之一。”约翰逊回忆说，“如果不是犹太人的话，他肯定已经当选美国总统了。如果杰克·贾维茨入主白宫，那我会很乐意加入共和党。”

那天下午在游泳池边，一向老练的贾维茨拿首都的那些粗俗故事取悦着众人。他以为私下里所说的这些话不会被人传出去。阿肯色州的众议员威尔伯·米尔斯在华盛顿惹上了性丑闻，同时牵涉其中的还有一位强大的税收立法者以及1972年总统大选中失利的民主党候选人。1974年，米尔斯因为和一名叫做范尼·福克斯的阿根廷脱衣舞女一起喝酒而被捕，这位女郎还在追捕过程中想要跳入潮汐湖中摆脱警察。本可以遮掩过去的事如今成为了小报的花边素材，米尔斯不得不辞去了众议员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的职位。尽管受困于性爱自由以及女性权利等新问题，美国依旧保持着十足的清教徒倾向，无法接纳这种放荡的行为。性成为了美国政治斗争的武器，比起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厉害，所有渴望进入白宫的人都有所领悟。但是在这个夏日的午后，贾维茨，同样是保守派的他，就像一个老道的健谈者一样不断重复着自己听来的消息。“杰克告诉我，如果国会议员走过办公室时看见一个自己喜欢的秘书，他就会派自己的助手去取车。”科罗德尼解释说，“如果行程表无法挤出这个时间把她带回办公室或自己公寓的话，他就会开车在公园兜10到15分钟(给他口交)。显然他告诉我这些是为了让我明白华盛顿是怎么回事。”天生比较沉默的科罗德尼听了之后惊呆了。就像老参议员描述的，“妻子住在华盛顿时，国会议员们都非常善于表达忠心。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贾维茨拜访期间，科罗德尼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妻子马里恩，但却得知贾维茨夫妇已经向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咨询了好几年。“很显然杰克这次来是为了补习谈话。”他回忆说，“马里恩的确有她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马里恩·贾维茨是比自己丈夫年轻20岁的活力女性，她1947年结婚并很快生了3个孩子。不像她那一代安守本分的传统政客夫人，马里恩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她涉足画画、芭蕾舞剧、飞行，甚至演戏〔在1960年由迪恩·马丁、汤尼·寇蒂斯以及珍妮特·利主演的电影《她是谁？》(Who Was That Lady？)中也有部分演出〕。在丈夫进入国会之后，马里恩留在了曼哈顿，因为她认为华盛顿是无聊的“企业生活区”，不符合自己的品位。杰克每周末的时候回家。“我丈夫是个巨人，生活在他的阴影里实为不易。”她后来解释说。《纽约邮报》两周一次的专栏让她有机会接触曼哈顿的各种派对以及新鲜事物。“我想自己真的一直在寻找可以令人满足的东西。”她解释说。尽管和参议员作为夫妻一同参加了杜鲁门·卡波特在1966年举办的著名“黑白舞会”(Black and White Ball)，她的名声却因为独自游走于纽约社交圈而更为人所知。她用20世纪70年代一句流行的话向至交表明了自己拥有着一段“开放式的婚姻”。参议员贾维茨维护着妻子的选择，即使是她在1976年因为注册成为伊朗的国外代理商而被尖锐地批评时。“在我们各自的职业活动中，妻子和我过着独立的生活。”

在“54号工作室”，20世纪70年代纽约夜生活的中心，马里恩的派对伙伴包括卡波特、安迪·沃霍尔、米克·贾格尔，她对电视明星杰拉尔多·里维拉尤其感兴趣。在其1991年轻率却又恰当的回忆录《揭露我自己》(Exposing myself)中，里维拉描述了与这位参议员夫人之间长期的情事。里维拉声称，当他们在1972年的一场派对上初次见面时，马里恩就开始引诱他。尽管比她年轻了近20岁，里维拉叙述自己和这位48岁的参议员夫人之间具备了“巨大的性吸引”，说她拥有着“乌黑的秀发，明亮的眼睛，以及如吉卜赛人一般丰润的双唇”。他很快得知“参议员和马里安(原文如此)在我出现之前就有协议在先。”里维拉写道，“她可以有其他的爱慕者，只要不上报纸新闻，不传出丑闻就行。”在马里恩复式公寓里的一场晚宴上，里维拉说他们悄悄溜进了一个装满镜子的浴室，反锁上门之后在里面做爱，把所有的客人都丢在外面，包括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以及他的特勤组人员。“这是我有过的最令人兴奋的性爱经历之一，因为马里安(原文如此)而显得神奇，当然也有当时偷偷摸摸的缘故。”里维拉回忆说。就像黄金时段的风流浪子，里维拉总是在6点或7点新闻时设法与马里恩幽会。在丈夫于华盛顿特区水门(Watergate)公寓举办的一场派对上，马里恩作为女主人招待着诸如弗兰克·辛纳屈这样的社会名流，然而当派对开始之后，她就和里维拉“像两个青少年一样”溜了出去。就像里维拉自夸的那样，“当然，我已经结婚了，但是她同样如此，嫁给了一位参议员。如果她不在意派对中其他人的看法，我又何必在意呢？”里维拉坚持称“自己和她是相爱的，毫无疑问”。两人的关系于1985年结束。

在圣路易斯，贾维茨夫妇努力尝试了很多年，想要重拾婚姻中的身体亲密。他们第一次拜访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之后的10年里，他们经常通过电话保持着联络。有一天晚上，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比尔和吉尼正在自己的客厅里招待他们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伊桑·谢普利及其妻子佩吉。吉尼跳了起来，佩吉可以听到她在隔壁回答电话时压低的声音，然后她很快就走到了里面的房间。

“找你的电话，比尔。”她喊道，“是参议员打来的。”

那天晚上，佩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交谈中听到贾维茨这个名字。“那天晚上参议员和他的妻子打了好几通电话来，他们遇到了一些问题。”谢普利回忆起当晚在拉杜房子里的情景时说，“只要吉尼和比尔在，他们(雅各布和马里恩)就经常会来城里。然后两人就会放下手头的事情，因为他们必须腾出时间接待参议员夫妇。”

当约翰逊同情地聆听马里恩的倾诉并与之建立友谊时，马斯特斯和参议员也在交谈。他们会讨论开放式婚姻以及她性需求的潜在原因。尽管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吉尼知道参议员很爱自己的妻子，而马里恩也把丈夫看作是一个好男人——即使他们不住在一起。诊所的一些人推测性无能或者其他躯体障碍可能是问题的所在，特别是考虑到贾维茨夫妇的婚姻情况，则更加确定。“我不知道年龄差异是他们关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约翰逊回忆说，“她对他来说非常棒。如果她用心的话，可以实现所有的事情。但是同样的，退一步说，她的个人生活有些伤风败俗。”在1975年一次陪同参议员夫人一起参加由“国际妇女年”秘密会议赞助的对墨西哥城进行的国事访问时，吉尼亲眼看到了参议员夫人的婚外情况。马里恩·贾维茨在会议期间联结了好几个外国领导人的配偶，其中包括埃及的吉安·萨达特、巴基斯坦的努斯拉特·布托、以色列的利亚·拉宾，以及菲律宾的伊梅尔达·马科斯。“我很喜欢和马里恩作伴。”约翰逊回忆说，“她很有趣。不用说，我非常理解她。”在这次墨西哥之行中，一位当地记者对约翰逊的采访被马里恩数次打断。“有人正在采访我，是一个墨西哥城的年轻男人，而她就在我面前对他进行挑逗诱惑！”她回忆说，“我说，‘哦，上帝啊，马里恩，为什么你不亲自来接受采访呢！’她会想方设法接近任何一个她想要得到的人。我可以列出除了杰拉尔多之外被她弄上床的记者名单！”

约翰逊最后一次见到贾维茨夫妇一起出现，是在一次招待菲亚特巨头詹尼·阿涅利妹妹的午宴上。那个时候，曾经威风凛凛的雅各布·贾维茨瘫痪在了一张轮椅车上，忍受着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卢伽雷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的折磨，这个毛病彻底摧毁了他的身体，使得他在1980年重新参选自己深爱的参议员职位时落败而终。坐在宴会席上，约翰逊被马里恩对自己残疾丈夫的那份温柔给震住了。那天下午，虚弱的前参议员向阿涅利敬了一杯意味深长的酒。当约翰逊滔滔不绝地称赞詹尼·阿涅利是自己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时，马里恩指了指坐在一旁的阿涅利妻子，以免吉尼有和她一样的意图。“我不禁一阵大笑，因为当她引诱那些散漫而空闲的年轻男人时，我正在她旁边。”约翰逊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滑稽的经历之一。”

约翰逊喜欢听纽约名流的传说和华盛顿以及贾维茨势力范围里那些知名政客的八卦绯闻。参议员和妻子“成为了我们很好的朋友，经常和我们就像朋友那样呆在一起，而不是工作关系”。约翰逊解释说。那些与吉尼走得很近的人，比如谢普利夫妇或者鲍勃·科罗德尼，都被她如此着迷于名流诊疗的态度给逗乐了。“对于弗吉尼亚·约翰逊来说，与名人交往是非常重要的。她是一个小城女孩，出生于密苏里州的一个农场，因此这是一件大事。”佩吉·谢普利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许都很喜欢了解这些名人客户，他们的问题是常常都处于极度的绝望之中。

地方长官乔治·C·华莱士渴望能入主白宫。1963年，由于尝试阻止亚拉巴马大学废除种族歧视的活动，华莱士成为了“老南方”(Old South)的代表。“我说现在要种族隔离，将来也要，永远都要种族隔离。”私下里发誓要排除所有黑人政治对手之后，华莱士在自己的就职演讲中也这样承诺道。当全国电视转播的摄像机在前面晃动之时，他就站在校门口挑衅地阻止两个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公共场所，直到联邦政府司法官最终进行干涉。公众竟允许这位前拳击手竞争196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眼看着他就要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亚拉巴马法律禁止他竞选州长后，他让自己的妻子露琳接班，但是1968年她因癌症于工作中去世。同一年，华莱士作为独立党派“合法”候选人竞选总统一席，在5个州赢得了胜利，并最终总计获得了14%的选票。1970年之前，华莱士在与前亚拉巴马州长“大吉姆”——詹姆斯·E·福尔松的侄女科妮莉亚·艾利斯·斯尼弗利交往的时候，也准备着另一场总统竞选。尽管助手们都劝告他低调处理这段恋情，但华莱士还是迎娶了科妮莉亚。当时，民意调查显示华莱士是美国最受拥戴的人之一，排名第7，位列教皇之前。“我俩之间有着强大的身体吸引力，充满了爱的激情。”科妮莉亚后来解释说。

1972年5月，一粒子弹断送了华莱士的总统梦。当他在马里兰州的主要城市参加竞选活动时，一个名叫亚瑟·布雷默的冒牌刺客向他的身体发射了5枚口径为38毫米的子弹。其中一枚打断了华莱士的脊髓，让他瘫痪不起。一些人好奇他的总统竞选是否可以继续，就像富兰克林·D·罗斯福患上小儿麻痹症之后那样。华莱士已经赢得了马里兰和密歇根两个州的竞选，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完全康复。他的政治梦想以及个人生活彻底破碎了。

在联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前，华莱士一直担心自己能否再拥有性生活。“科妮莉亚竭尽了一切所能来帮助他。”约翰逊回忆说，“她曾有过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因为当时他的病情毫无进展。”乔治·华莱士的悲惨案例正是比尔·马斯特斯下一个科学项目所要研究的对象——人类性反应的神经生理学。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算机以及其他高科技医疗设备的出现，马斯特斯觉得这样的医学研究会推动他们之前发表过的研究产生更富价值的成果。理解大脑在性爱中的角色——关于神经末梢及突触在躯体活动的作用以及其后伴随的精神功能——已变得顺理成章。

华莱士在蒙哥马利的私人医生打来电话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两人都同意前去拜访这位地方长官的宅邸，为他提供帮助。“华莱士派了一架公务飞机来接我们。我们来到了亚拉巴马，当时他还无法移动。”约翰逊回忆说，“我们到那儿去了两次，然后科妮莉亚自己到圣路易斯的诊所来了一次。”马斯特斯后来向科罗德尼解释了华莱士脊髓损伤的严重程度，下结论说作为医生他也无能为力。马斯特斯说这位地方长官已经变成性无能了。“很显然，根本没有可以挽回局势的魔术棒。”科罗德尼回忆说，“只能尽他们所能提供一定的帮助。”即使是约翰逊的触摸疗法似乎也无法帮助到这位地方长官及其夫人。“她愿意做任何事。”已经指导过他们运用最基本的挑逗性感觉运动的她回忆说，“机会渺茫——这缺乏生理上的可能性。但是她(科妮莉亚)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她是一个极好的女人，太可爱了，她是最好的人之一。”

尽管勇敢地寻求了医疗救助，华莱士夫妇还是对对方越来越感到气馁。“他开始谴责她，说她和州警有一腿。”亚拉巴马的记者韦恩·格林豪在公共广播公司后来制作的关于这位地方长官人生的电视纪录片中回忆说，“她指责他整天和自己的前女友们聊电话……然后你知道，这最终演变成了令人不愉快的结局。”1978年，华莱士提出了离婚。科妮莉亚搬出了地方长官的宅邸，并告诉媒体，她已经尽自己所能来挽回这段婚姻了。

在圣路易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提醒他们的员工对此保密。虽然有关那些来自好莱坞、电视台、地方政界的名人夫妇的录音带以及档案都被谨慎地交给了科罗德尼，让他编进了他们的病人数据库，但是这一个病例并没有。“无论我们对华莱士做过什么，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份相关的文档。”科罗德尼回忆说，“它不符合任何常规的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