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只需闭上眼睛想一想就可以了。我们大家一起动身到麦热夫去以前的那些往事，此刻在我脑际一幕幕地映现出来：奥什林荫大道上从前那幢萨哈罗夫宾馆的那些灯火辉煌的大窗子；维尔德梅尔的片言只语，那些姓名，如绯红而又闪闪发光的“鲁维罗萨”，平平淡淡的“奥列格·德·弗雷戴”等；还有其他一些细微末节——以至维尔德梅尔那嘶哑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所有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是阿莉阿德尼线。

前一天的傍晚，我正好在奥什林荫大道上，从前那幢萨哈罗夫宾馆的二楼上。那里有很多人。象往常一样，他们穿着大衣。我没有穿长大衣。我穿过主要的一间房子，大约有十五个人正围着那里的电话机，坐在皮扶手椅子里，他们正在谈生意。然后，我溜进一间小办公室，进去后把门随手关上。我要见的那个男子已经在那里了。他把我拉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我们在两张扶手椅上坐下，它们之间摆着一张低矮的茶几。我把用报纸包着的金路易放在茶几上。他立即递给我几捆钞票，我数也没数就鞋进口袋去了。他呢，他对首饰不感兴趣。我们一起离开办公室，又穿过那间大屋子。那里谈话的嘈杂声，以及人们穿着大衣走来走去的样子，使人感到他们正在干着什么紧迫的事情。在人行道上，他给了我一个女买主的地址，这个可能向我购买首饰的女买主住在马尔泽布尔广场那边，他要我告诉她是他介绍我去的。当时正下着雪，但我仍决定步行到那里去。想当初，德尼兹和我，我们是常常走这条路的。现在气候当然不同了。雪花飞舞着，树木光秃秃的，再加上这些楼房里都关着灯，因此我几乎认不出这条林荫大道了。在蒙索公园栅栏前面走过的时候，已闻不到那股女贞树的芳香，而只是湿土和腐烂物的味道了。

在象那些被人们叫做“小公园”或者“别墅”的死胡同深处的一幢房子里，底层有一个套间。她在里面接待我的这个套间没有什么别的家具，只有一张长沙发，我们就坐在上面，还有一架电话机，也放在沙发上。她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红棕色头发、有些神经质的女人。电话铃不停地响着，但她总是不去接。后来，在她按听的时候，她把听到的事都写在记事本上。我绐她看了首饰。我可以半价让出首饰别针和钻石手镯，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她必须当场付现款。她接受了。

在大街上，当我向库尔塞尔地铁车站走去的时候，我想起了几个月以前到卡斯蒂耶旅馆我们房间里来的那个青年人。他很快地卖掉了一颗蓝宝石和两枚首饰别针，还慷慨地要把多卖得的钱同我平分。他确实很大方。我推心置腹地向他交了底，对他淡了出发的计划，甚至还讲了那种有时阻碍我出去的恐惧心理。他对我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

晚些时候，我到爱德华七世花园街去找德尼兹，她的朋友、荷兰人范·阿轮在她的套间里开办了一个女式时装店，她住在一幢房子的二楼，正好在辛特拉酒吧间的楼上。我之所以能回忆起来，是由于德尼兹和我，我们以前经常到那个酒吧间去，那里的地下餐厅另有一扇门可以溜出，不必走正门。巴黎所有的公共场所和建筑物，凡是有两个出口的，我相信我都熟悉。

在这个很小的女式时装店里，人们象奥什林荫大道那幢房子里的商人一样忙碌着，也许还要更加焦急不安。范·阿伦在准备夏季用的时装成套式样，他是那样的努力、那样的乐观，确实使我感到很惊奇。我思忖着：女式时装店还能坚持几个夏季？他在一个棕发女人的身上试着一件用又薄又白的料子做的连衣裙。与此同时，别的模特儿在更衣室里进进出出。有几个人围着一张路易十五式的写字台议论着，台上散乱地放着时装设计草图和一块块的料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德尼兹同一个五十上下的金发女人和一个头发棕褐而卷曲的青年男子在说话，我也参加了进去。她和他，他们要去科特达祖尔。在一片嘈杂声中，人们什么也听不见。打开的香槟酒在人群中传递着，也不知道是为的什么。

德尼兹和我挤出一条路，走到前厅。范·阿伦陪着我们。当他把脑袋从门缝里探出来，用手绐我们送了一个飞吻，祝福我们交上好运的时候，我再一次看到了他那浅蓝色的眼睛和笑容。

德尼兹和我，我们最后一次经过康巴塞雷斯街。我们的行李已经准备好了，那是一只手提箱和两只皮包，己放在客厅尽头的一张大桌子前。德尼兹拉上百叶窗，放下窗布。地把缝纫机重新放进柜子里，取下了别在人体模型上身的一块白帆布料子。我想起了我们一起在这里度过的晚上。他照着范·阿伦给她的纸样裁剪，或者缝着，我躺在长沙发上读一本回忆录或她非常喜爱的侦探小说——《面具》丛书。那些夜晚，是我所经历过的仅有的可以暂时休息一下的任晚，仅有的我可以幻想能在一个平静的世界上过着无忧无虑生活的夜晚。

我打开手提箱，将那些把我的口袋撑得鼓鼓的一捆捆钞票，塞进我的粗毛线衫和衬衣里，塞边一双靴子里。德尼兹正检查一个旅行袋，看看有没有忘记什么。我顺着走廊一直走到房间里。我没有开灯，站在窗前。雪仍在下个不停。在对面人行道上值勤的警察也钻进岗亭里去了，那个岗亭也是因为冬季天冷，在几天前刚刚修起来的。从索赛广场走来一个警察，他也三步井作两步地向岗亭走去。他和他的同伴握手，递给他一个保温瓶，两人用平底大口杯轮流地喝起来。

德尼兹进来了。她也站到窗前我的身边来。她穿着皮大衣，紧紧地偎着我。她身上散发着一股浓郁刺鼻的香水味道。她在皮大衣里面，穿了一件长袖衬衫，我们重新回到那张只剩下床绷的床上。

里昂火车站，嘉·奥尔罗夫和弗雷迪在发车站台的入口处等着我们。他们那许多手提箱，就堆放在他们身旁的一辆四轮运货车上。嘉·奥尔罗夫有一只大箱子。弗雷迪一面和搬运工人讨价还价，一面请他抽烟。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在说话，德尼兹问地，他们这些人到了弗雷迪租的那幢瑞士山区木屋里，能不能住下。车站上一片昏暗，只有我们站着的那个月台上，照着黄色的灯光。维尔德梅尔也来了，他穿着骆驼毛大衣，这大衣象往常那样拍打着他的腿肚子。一顶毡帽盖住了他的前额。我们叫人把行李搬到我们各自的卧车里。我们站住车厢前的月台上等待着开车的信号。嘉·奥尔罗夫在那些乘这趟列车的旅客中认出一个熟人来，弗雷迪叫她不要同任何人说话，以免引起别人对我们的注意，我在德尼兹和嘉·与尔罗夫的包房里呆了一会。窗帘已经拉上一半，通过玻璃窗向下看去，我看到我们正在穿过郊区。雪还在下。我拥抱了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回到了自己的包房，弗雷迪已经安顿下来了。过了一会儿，维尔德梅尔来看我们。此刻，他的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希望在他下车之前，不会再有别的人去。的确，他很担心有人把他认出来，因为几年以前他在奥特伊尔赛马场出事时，耶些马术运动报上都登过他的照片。我们尽力安慰他，对他说人们对赛马骑师的面扎，是过目就忘的。

弗雷迪和我，我们躺在铺位上。火车在疾驰。我们让通宵灯亮着，弗雷迪烦躁地抽着烟。他有些惶恐不安，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人来检查的。我也是这样，但我竭力掩饰着自己。我们，弗雷迪、嘉·奥尔罗夫、维尔德梅尔和我，拿的都是鲁维罗萨弄来的多米尼加护照，但这些护照是否管用，我们并没有十分的把握。鲁维罗萨本人也这样告诉过我。我们的命运全掌握在警察，或者比别人更留意细节的检查员手里了。唯独德尼兹人没有任何危险。她是真正的法国人。

列车第一次停下，第戎车站到了。在大雪中，车站上高音喇叭的声音显得很沉闷。我们听见过道上有人走动，一间包房的门被打开了，也许有人进了维尔德梅尔的包房吧，于是，弗雷迪和我，我们发出了神经质的狂笑。

列车在索恩河畔夏龙车站停了半个小时。弗雷迪睡着了，我关上包房里的通宵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觉得在黑暗中可以更放心些。

我竭力想些别的事情，而不去听在过道里回响着的那些脚步声。月台上，有些人在说活，我能听清几个字。他们大概就在我的窗前。其中一个人在咳嗽，一种带浓痰的咳嗽。另外一个人在轻轻地吹着口哨。一道列车驶过，车轮碰撞铁轨的有节奏的声响吞没了他们说话的声音。

我们包房的门突然打开了，过道的灯光照见了一个穿大衣的男人的身影。他的手电把包房从上到下照了一遍，看看我们有几个人。弗雷迪惊醒了。

“你们的证件……”

我们把我们的多米尼加护照递绐他。他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然后把护照交给了身旁的一个人，这人被包房的门拦看，我们肴不见他。我闭上眼睛。他们说了几句，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他一步跨进包房，手里拿着我们的护照，“你们是外交官吗？”

“是的，”我机械地回答。

几秒钟后，我才想起鲁维罗萨给我们弄的是外交护照。

他一句话也没说，就把护照还给了我们，然后把门关上。

我们在黑暗中屏住呼吸。我们缄默不语，一直等待火车重新开动。火车开动了。我听到了弗雷迪的笑声。他把灯打开。

“要不要去看看其他人？”他对我说。

他们没有去检查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的包房。我们叫醒了她们。她们还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这样激动。接着，维尔兹梅尔也来了，他色阴沉，还在哆嗦。刚才，当他把护照交给他们验看的时候，他们也问他是不是“多米尼加的外交官”，但他没敢回答，因为害怕便衣譬察和检查员中间，可能会有某个赛马的爱好者把他给认出来。

列车在茫茫的雪原上穿行。这里的景色多么亲切和友善啊。望着沉睡中的那些房屋，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狂喜和信心。

我们到达萨洛金时，还是夜里。一辆旅行车和一辆黑色大汽车已等在车站前了。弗雷迪、维尔德梅尔和我拿着手提箱子，同时另有两个搬运工抬着嘉·奥尔罗夫的大箱子。我们大约十来个旅客，上了去麦热夫的汽车，当司机和那两个搬运工正在把手提箱塞进汽车尾部时，一个金发男人向嘉·奥尔罗夫走来，他正是她头天晚上在里昂车站看到的那个人。他们说了几句法国活，然后，她向我们解释说这俄国人是她的一位点头之交，他的名字叫基里尔。黑色大汽车的司机已坐在发动机前等着了，基里尔指了指这辆车子，提议带我们到麦热夫去，但是弗雷迪谢绝了他的邀请，他说宁肯乘坐旅行车。

雪不停地下着，旅行车走得很慢，黑色大汽车超过了我们。我们走的是上坡路，每加速一次，车身就颤动一下。我担心在我们到达麦热夫之前，它也许会抛锚的。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黑夜消逝了，棉絮般的白雾透过枞树的枝丛笼罩着大地，我思忖着在这样的时刻，还会有谁到这里来找我们呢。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我们渐渐地变得无影无踪了。维尔德梅尔穿着红棕色的大衣，戴着海军蓝的毡帽，嘉·奥尔罗夫穿的是件豹皮大衣，弗雷迪身着骆驼毛大衣，围着绿色的长围巾，脚蹬黑白两色的、宽大的高尔夫球鞋。本来我们这些城里人的打扮，是会引入注目的。但在浓雾中，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有谁知道呢？也许，我们就这样烟消云散了。或者，我们只是一些蒙在车窗玻璃上的水汽，它牢牢地附在上面，用手擦也擦不掉。司机是怎样辨别方向的呢？德尼兹睡着了，她的脑袋在我的肩上摇晃着。

汽车在市政府前面的广场中央停下来。弗雷迪让人把我们的行李放在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雪橇上，我们到教堂旁边的一家茶点铺去，想喝点热的东西。这家铺子刚开门，接待我们的那个女人显得非常惊奇，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来得太早，或者是嘉·奥尔罗夫的口音和我们的一身城里人打扮引起了她的特别注意。维尔德梅尔对一切都赞叹不已。他连大山都没有见过，对冬季的体育运动更是一无所知了。他把前额贴在玻璃窗上，呆呆地看着雪花飘落在死者墓碑和麦热夫市政府的建筑物上。他在向那个女人打听，想知道缆车是怎杆运行的以及他可不可以报名到一个滑雪学校去学习。

那所瑞士式的山区水屋叫做“南方十字架”。它很高大，用深色木料建造，百叶窗是绿色的。我想它是弗雷迪从他在巴黎的一个朋友那里租来的。它俯视着一条公路的弯道，而在这条公路上却看不到它，因为它被一排枞树给挡住了，从那条公路上下来，要走过一条“之”字形的路，才能到达山区木屋，至于耶条公路，顺着上升的坡度，到底通到哪里，我从来也没有好奇地去打听过。德尼兹和我住的房间是在二楼上，在窗口从枞树顶上看出去，可以看到整个麦热夫村子。天气晴朗时，我就反复练习辨认教堂的钟楼、罗金布吕纳山脚下那座看上去象一个赭色斑点的旅馆、公路汽车站、溜冰场、墓地和远处的一切。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的房间在楼下，在起居室的隔壁。而要到维尔德梅尔的房间去，还得再下一层楼，因为他房间的半截子埋在地下，窗子象舷窗似的，刚好和地平面相齐。维尔德梅尔自己却偏偏看中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地下洞穴。

开始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离开过木屋。我们住起居室里没完没了地玩着牌。我至今仍能相当准确地回忆起这间房子里的情形：一块羊毛地毯，一张皮的长沙发，一个嵌在长沙发后上方墙上的书架，一张矮小的桌子，朝着一个阳台开着的两扇窗子。住在附近的一个女人负责替我们到麦热夫去采买东西。德尼兹在读一本地从书架上找到的侦探小说。我也在读着。弗雷迪脸也不刮，嘉·奥尔罗夫每天晚上为我们做一个俄罗斯蒸菜浓汤。维尔镕梅尔请人定期地给他从村子里把《巴黎体育报》带给他。他读完之后，就藏在他的地下洞穴里。一天下午，当我们正在玩桥牌的时候，他手里挥舞着报纸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的脸色都变了，因为有一个专栏编辑回顾了最近十年来赛马界突出的事红其巾写道：“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在奥特伊尔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故。”报上还有几张为配合文章而刊出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就是维尔德悔尔，照片很小，比一张邮票还小。令他发怒的正是这张照片，因为它的缘故，萨洛金车站或麦热夫的什么人，在教堂旁边的糕点铺里，可能会把他认出来的，那位给我们送食物和料理点事务的女人，也可能会认出他就是“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在我们动身前的一个星期，他在阿利靳康花园街他的住所，不就接到过一个匿名电活吗？一个含混不清的声音对他说：“喂，维尔德梅尔，你一直在巴黎吗？”那人说完后哈哈大笑，接着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反复对他说，既然他已是“多米尼加公民”，那就什么危险也没有了。但这番话没有起什么作用，他表现得非常烦躁。

—天凌晨三点左右，弗雷迪使劲捶着维尔德梅尔“洞穴”的门，同时大声吼叫着：“安德烈·维尔德梅尔，我们知道您在这里……我们知道您是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马上出来……”

维尔德梅尔对这种玩笑很生气，两天都没有同弗雷迪讲话。后来，他们又和好了。

在山区木屋所度过的最初的那些日子，除了这个无伤大体的小事以外，其他的一切部是在平静中过去的。

但是渐渐地，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感到我们如此打发时间太单凋了。维尔德梅尔呢，尽管怕别人认出他这个“英国赛马骑师”，但也故态复萌了。他是个运动员，坐着不动是不习惯的。

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在麦热夫散步的时候，碰到了一些人。看来，很多人同我们一样是到这里避难来的。大家碰在—起，组织了一些“联欢会”。晚上，弗雷迪，嘉·奥尔罗夫和维尔德梅尔很快就投人到这种夜生活中去了，我们听他们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而我呢，我是持谨慎态度的。我宁肯和德尼兹留在山区木屋里。

然而，我们有时也要到村子里去：我们总是住早晨十点钟的时候离开山区木屋，顺着一条两旁有很多小教堂的道路走去。有时，我们走进一座小教堂，德尼兹点起一支大蜡烛。有些教堂已经关闭了。我们在雪地上走得很慢，免得滑倒了。

再向低处走，就可以看到一个带有耶稣像的石头十字架耸立在一个类似圆形广场的中央，一条陡坡很大的路从那里延伸开去。这条陡路的前半段本来是铺着木头台阶的，但被大雪掩埋了。我走在德尼兹的前面，为的是在她滑倒时，便干扶住她。这条路的尽头，就是村子了。我们顺着主要街道一直走到市政府广场，然后从雪山宾馆的前面走过。再过去一段路，在右边人行道的后面，就是浅灰色混凝土的邮局了。在那里，我们给德尼兹的朋友们发了几封信：莱翁、埃莱娜(就是她把在康巴塞雷斯街她的一套房子借给我们用的)……我绐鲁维罗萨写了封短信，说靠着他弄来的这些护照，我们已安全到达目的地，并建议他来找我们，因为我和他上一次在公使馆见面时，他告诉我他也打算“到乡下休养”。我在信上把我们现在的住址告诉了他。

我们向罗金布吕纳山走去。一群群的孩子，由一些身穿海军蓝冬季运动服的女辅导员带领着，从马路两边的旅馆里走出来。他们不是肩上扛着滑雪板，就是背上背着溜冰鞋。几个月来，的确有人在征用疗养地的所有旅馆，好让大城市里最贫穷的孩子们住到这里来。我折回去之前，我们从远处观看了人们挤在空中缆车售票窗口前面的情景。

从我们的山区木屋“南方十字架”再向上，沿着陡峭的山路穿过枞树林，可以到达一幢很矮的平房木屋前面。绐我们采购物品的那位妇女就住在这里。她的丈夫有几头母牛，在“南方十字架”山区木屋的老板们不在时，这幢房子就由他来看管。他在自己的木房里布置出一间大厅，摆几张桌子，从酒吧间弄来一张简陋的柜台以及一个弹子台。一天下午，德尼兹和我一起去到那个男人家里买牛奶。他对我们不很热情，而德尼兹见到了弹子台，却问他是不是可以让她玩玩。他听了这话，开始显得很惊奇，接着就变得和气了。他对她说，她是随时可以去玩的。

晚间，在弗雷迪、嘉·奥尔罗夫和维尔德梅尔离开我们投入到那个时期麦热夫的夜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到那个人的家里去。本来弗雷迪等人是叫我们到“运动队”和那些举办“朋友联谊会”的山区木屋去找他们的。但我们却宁愿到那幢平房木屋里去。乔治——就是那个男人的名字——和他的妻子在等着我们，我觉得他们很喜欢我们。我们和他以及他的两三位朋友一起打着弹子，还数德尼兹打得最好。此时，一切又仿佛浮在我的眼前：她手里拿着弹子棒，身段显得纤细优美，她有着一张亚洲人温柔的面庞和一对浅色的眼睛，她的一头栗色头发闪着古铜色的光，一直垂到腰部……她穿着弗雷迪借给她的一件旧的红色粗毛绒衣。

我们同乔治夫妇一直聊得很晚。乔冶对我们说，因为有很多到麦热夫来度假的人正寻欢作乐，这已经引起了当地人们对他们的注意，所以这几天当中肯定要发生混乱，肯定要检查身份证。而我们呢，我们同其他的人不一样。在碰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夫妇会来来照我们的……

德尼兹向我吐露说，“乔冶”使她想起了她的父亲。在这个家里，我们经常用木材烤火。时间在甜蜜的、热烈的气氛中过去，我们感到就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有时候，当其他人都走了以后，就剩我们单独地留在“南方十字架”里。山区木屋是属于我们的了。我真希望能再度过几个那样晴朗的夜晚，那时我们观赏着脚下的在雪野中清晰地勾画出轮廓的村庄。远远看去，这个小村庄就象摆在圣诞节橱窗里的一个玩具似的。在那些夜晚，一切都显得单纯而使人安心，我们对未来充满着幻想，我们要住在这里，我们的孩子到村庄上的小学去读书，夏天将要在过往的牲畜群的铃声中到来……我们将过着一种幸福而宁静的生活。

也有一些夜晚，大雪纷飞，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深深地压抑着我。我觉得我和德尼兹再也无法离开那里了。在这个山谷的谷底，我们这些囚徒渐渐地要被大雪掩埋了。没有比挡住视线的这些山峦更令人灰心丧气的了。恐惧向我袭来。于是，我打开落地窗，我们来到了阳台。我呼吸夹杂着枞树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的冷空气。我不再害怕了。相反，外面的景色使我产生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情，一种漠然的忧伤。我们也处在这种景色中吗？我们的行为和生命能激起什么回响呢？大雪飘落在我们的周围，飘落在钟楼上，飘落在溜冰场和基地上，飘落在穿过山谷的路径所形成的最阴暗的线条上，我觉得我们的行为和生命所激起的回响都被这一团团的鹅毛大雪所窒息了。

以后，嘉·奥尔罗夫和弗雷迪开始在晚上把一些人请到山区木屋里来。维尔德梅尔也不再害怕别人认出他来，老是出去抛头露面，和人们逗笑取乐。有时到我们那里的人一来十几个。甚至常常还要多，而且总是在半夜前后突然到来。接着，联欢会就在另一间木屋里疯狂地进行下去。德尼兹和我，我们总是回避着他们，但是弗雷迪请求我们留下来，他是那样的诚心诚意，以致有时我们只好听从他的安排。

我现在还能朦朦胧胧地看到一些人。有个很活泼的、棕色头发的家伙，没完没了地叫人同他玩扑克牌，他乘坐的一辆汽车是在卢森堡登的记；另外有个人叫“安德烈-卡尔”，穿着红色的粗毛线衫，头发金黄，脸部因长途滑雪而呈棕褐色；还有一个穿着黑丝绒的披风，身体很强壮，我记得他总是象一只大熊峰那样闲不住住……此外，就是一些女运动明星了，其中一个叫“雅克琳”，一个叫“康庞夫人”。

在晚会达到高潮后，有时人们会突然熄掉起居室里的灯光，这时一对对男女便离群钻进一间卧室里去。

“基里尔”，就是嘉·奥尔罗夫在萨洛金车站上碰到的、请我们一道上他汽车的那个，原来是俄国人，他的妻子是法国人，非常漂亮。我认为他是从事盒漆和铝制品非法交易的。他常常从山区木屋里给巴黎挂电话，我一再提醒弗雷迪说，挂那些电话是会引起对我们的注意的，但是弗雷迪和维尔德梅尔一样，早把一切谨慎小心置诸脑后了。

一天晚上，正是“基里尔”和他的妻子把博布·贝松和一个叫“奥列格·德·弗雷戴”的人领到山区木屋里来的。贝松是滑雪教练，在他的主顾中不乏有名气的人物。从前他常常进行降下滑雪，因有几次没有跳好，受了伤，弄得脸上布满了累累的疤痕。他走路有点蹒跚，个子矮小，头发棕褐，是麦热夫本地的人。他喜欢喝酒，但这并不影响他每天早上从八点就开始滑雪。除了当滑雪教练以外，他还在加油站有个工作。他也就是以这个身份，拥有一辆汽车。它就是在我们抵达萨洛金时，我所看到的那辆黑色轿车。弗雷戴是一个年轻的俄国人，嘉·奥尔罗夫以前在巴黎就见到过他，他经常到麦热夫来小住。看来，他是由不正当的生财之道谋生的，他买进一些汽车轮胎和零件，然后转手倒卖出去。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也从山区木屋里给巴黎打电话，我老听见他呼叫着神秘的“科默特停车场”。

为什么那天晚上我要开始同弗雷戴攀谈呢？也许因为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目光真诚坦率，神情天真活泼，脸上总是无缘无故地挂着微笑。他对别人很关心，不停地问长问短：“您感觉怎样？”“您要不要暍杯酒？”“您与其坐在这把椅子上，还不如坐到那张长沙发上去呢！”“您昨天夜里睡得好吗？”……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眉头皱着，非常用心听你说话，仿佛你最有权威似的。

他早就知道我们的处境，并且及时地询问我们是不是要在“山区”里久留。我回答他我们没有别的门路，他悄声告诉我，他有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秘密地越过瑞士边界。我是不是需要这样做呢？

我扰豫了一会，然后对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他对我说每人要交五万法郎，还说贝松也参与其事。贝松和他负责领我们到一个距离国境线很近的地点。在那里，他们的朋友——一个专门协助别人偷越国境的老手——来接替他们，把我送过去。他们就是这样帮助过十几个人偷渡到瑞士去的。他还一一报出了他们的名字。我还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考虑。他还要到瑞士去一趟，但下周就回来。他给了我一个在巴黎的电话号码：AUTeuil54-73，并说我如果很快打定主意，就可以去找他。

我把这些告诉了嘉·奥尔罗夫、弗雷迪和维尔德梅尔。“弗雷戴”干着帮人偷越国境的事，使嘉·奥尔罗夫感到很惊奇。她以前只是以为这个青年人有些轻佻，靠做投机生意勉强维持生活。弗雷迪认为，既然我们有多米尼加护照作掩护，就用不着离开法国。维尔德梅尔认为弗雷戴是个“小白脸”，还特别不喜欢贝松。他对我们断言说，贝松脸上的疤痕是假的，是他每天早上用化妆品颜料涂饰出来的。这种看法是不是出于运动员之间的互相瞧不起呢？的确，他不能忍受贝松叫他“低能汉”。至于德尼兹呢，她认为弗雷戴“很热情”。

这事很快就决定了。之所以这样快，也是由于下着雪的缘故。已经一个星期了，雪花仍飘不止。我又一次产生我曾在巴黎经历过的那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我忖量着我们如果在这里停得太久，会不会中别人圈套。我向德尼兹详细地谈了我的想法。

过了一个星期，弗雷戴又来了，我同他和贝松一起商谈了偷越国境的事，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还第—次感到弗雷戴这样热情，这样值得信任。他那拍拍别人肩膀时的友好表示，他那明亮的眼睛，他那白洁的牙齿，他那奔放的热情，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很喜欢，——尽管嘉·奥尔罗夫常常笑着对我说，同俄国人和波兰人打交道，要提防着点。

那天一大早，德尼兹和我就打好了行李。其他人还在睡觉，我们也不想去叫醒他们。我绐弗雷迪留下了一张字条。

贝松的黑色轿车停在路边，他们在车里等着我们。这辆车子我在萨洛金已见到过了。弗雷戴坐在驾驶座上，贝松坐在他的旁边。我自己把汽尾部的行李箱打开，把行李装进去，然后我们——德尼兹和我——就在汽车后排的沙发上入座了。

一路上，我们没有晓什么话。弗雷戴显得很烦躁。

雪花纷纷扬扬地飘将下来。弗雷戴慢慢地开着车。我们沿着山间小路行进着。路上足足走了两个小时。

直到弗雷戴停下车子向我要钱时，我才有些模模糊糊的预感。我把几捆钞票递给他。他数了数。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我笑笑。他说，为了谨慎起见，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拆散，分别越境。我和贝松一起走，他和德尼兹带着行李一道走。过一个小时后，我们在国境线另一边他的朋友们家里见面……他一直笑着。那种奇怪的笑容，我现在还在梦里常常看见。

我和贝松一块下下车。德尼兹坐到前排弗雷戴的旁边，我看着她，又一次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了，心里很难受，我真想把车门打开，要她下来，让我们俩一块走。但我心里对自己说，我生性多疑，总是胡思乱想。而德尼兹却显得信心十足，心情也很好。她用手向我送了一个飞吻。

那天早上，她穿着一件臭鼬毛皮大衣、一件套头的织花毛衣和弗雷迪借给她的那条滑雪裤。她那时二十六岁，栗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身高一米六十五。我们行李不多，只有两只皮箱和一只深栗色的小手提箱。

总是微笑着的弗雷戴，这时开动了汽车的发动机。德尼兹通过玻璃已经放下的车窗，把头探出车外，我朝她挥了挥手。我目送着离去的汽车。慢慢地，它在远远的前方只成了一个很小的黑点了。

我跟在贝松的后面，开始走起来。我观察着他的脊背和他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突然，他转身对我说，我们已经接近国境线了，他得去探探路，让我等着他。

这样又过了十分钟，我才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为什么要带着德尼兹走进这个陷阱呢？我竭力想排除脑子里的这个想法：也许弗雷戴把她也抛弃了，我们俩谁也活不成了。

大雪落个不停。我一边继续走着，一边徒劳地希望能找到一个什么方位标志。我走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走着。终于，我栽倒在雪原上了。我的周围，白雪茫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