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师爷、幕僚、谋士、智库等词都不够用了。有学者、网站审时度势，推出了“战略知识分子”之新词与专题。论其特征：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具有远大抱负、远见卓识、学贯中西，深刻洞察时事变迁；他们是国家公民的优秀代表，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人民利益为旨归、以国家兴盛为己任、以国家振兴为关怀；他们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精英中的精英，真理往往掌握在他们手中……

　　读来让人激动。不过这与其说是有关群体特征的描述，不如说是一封万方来朝的表扬信。未见半点事迹，却被告知可以横扫千军万马！信中多是国家至上、道德至上的评价，与知识更无关系。

　　同样奇怪的是，“挺战派”竟将“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诸葛亮视为战略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恕我愚钝，可以“违令者斩”的蜀国军师，掌握百万军队的重臣，诸葛孔明几时回乡做起了知识分子？

　　提笔之前，我还特别在微博上问及此事，谁料竟有超过九成的人对此概念持反对意见。有人建议，我们是不是还要“战备知识分子”？有人嘲笑，这里只有“有机会知识分子”。有人直言，这不过是知识群体给自己推个战略产品，只等标价上市。也有人悲叹，回顾中国历史，只有站对与站错的知识分子，哪有什么战略知识分子？

　　据说首次提出“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陶文昭教授。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战术性的，局限于解决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即技术性的、对策性的问题，所以中国还要有一批“务虚的、踱方步”的战略知识分子。他们“有鹰一般的宽广视野、鸭一般的敏锐先知、鸡一般的社会关怀”。

　　战略知识分子横空出世，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战斗机，他们的功绩远在战术知识分子之上。上述排比同样充满喜感——以战略眼光看，就是要求战略知识分子能够以禽为师，具备禽界空军的视野与禽界步兵的敏感。

　　说中国需要政治谋臣，需要国家智库，我都不反对；希望他们有些战略性的思维，不鼠目寸光，也在情理之中。但若硬要贴个知识分子的标签，并且分出战略知识分子与战术知识分子，我就要打问号了。

　　喜欢对号入座的知识分子一定犯难了——“我究竟是‘一战知识分子’呢，还是‘二战知识分子’？”所谓“一战”，是说他要么属于战术，要么属于战略；而“二战”，则是说他能同时写两类文章，能两线作战，既在战术上批评过宜黄县两位“建国”大人强拆民宅时的胡作非为，又在战略上大谈下一个千年中美关系如何。

　　推衍开来，我所熟知的评论界要不要为中国装备一批战略评论员？而像章子怡那样被外国媒体用来解读中国形象的演员，是否也该由“战术演员”转向“战略演员”？国家战略为重，以后两栖明星指的当是既懂战略又懂战术的明星。

　　我一直相信，能让知识分子安身立命者不外乎三样东西，且缺一不可：一是知识，知识分子以思考为业，不仅捍卫常识，对社会、对世界更要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二是独立，他不应附属于任何战略。这种独立并非一种姿态，其价值正在于保护上述思考不被扭曲。三是对推进美好人生、社会进步与人类福祉的参与，正如左拉一样，他从自己的参与中找到知识的意义，其所体现者即公共精神。

　　而知识分子一旦被拉上战略的战车，只为了某个战略而生，为其私用，就像诸葛亮一样，他便不再是知识分子了。若是非要命名收编，你不妨称之为“知识战略分子”。在平常的争论中，这样大谈战略的人我也是见过一些的。他们的世界被简化为两种东西：一是“我者与他者”的思维模式；二是一张代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地图。在“地图知识分子”的世界中，只有我者与他者，只有“我们的利益”、“他们的利益”，而无共同的利益。“我们的利益”至高无上，却也只是隐藏在地图上，而不是在我们的房舍、田地、街道以及收成之中。

　　由此“战略”二字被赋予了两种内涵：一是“因战而略”，为了达到“战”之目的而不计其余。二是“有战无略”，只知夸夸其谈。做起事来，上不接天，下不接地，自己站不稳，却要中国站起来，要做中国人的精神导师。

　　回想历史与近年周遭的种种，我以为当下中国最需要的绝非“战略知识分子”、“战术知识分子”这样华而不实的概念，而是真正“入狱身先，悲智双全”的知识分子，他们凭着自己的学识与良知，以独立之精神，做合群之事业，参与社会建设与政治改造，关心每个人的具体的命运。得此精神与担当，增进中国福祉的什么“战略”、“战术”都不会缺少；无此精神与担当，再神奇的“战略知识分子”，在世人眼里也只能是——“战战兢兢，略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