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中国媒体热烈讨论给尤国英“提前送终”的事。事情的原委是，在浙江台州打工的川籍妇女尤国英因为无钱支付医疗费，被家里人直接送进了殡仪馆。有关记者调查表明，这个可怜的女人当时是在还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至亲送往火葬场的。所幸，那一角寿衣没有掩住她眼角的泪水，这桩荒唐事终于被殡仪馆善良的工作人员发现，尤国英才得以火口余生。

　　毫无疑问，针对这起涉及家庭伦理与社会责任的事件，我们首要谴责的是中国今日社会保障体系的孱弱和社会救济途径的单一性。既有批评也都流露这种批评倾向。但是，如果我们停留于责备社会，而忽略当事人在该事件中所起的消极作用，显然，这种反思也是不全面，甚至也是不客观的。即使我们承认，人性的异化源于人们对社会的某种绝望，但它并不足以让我们在进行批评时对弱者网开一面，让同情的泪水遮蔽理性的光辉。毕竟，我们生活中千变万化的苦难，在我们诉诸社会解决之前，关键还在于个体如何去担当与化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人们热衷于讨论社会之恶时，我宁愿多花点心思去关心尤国英二十三岁的女儿魏珍的行为与思想。

　　有媒体报道说，魏珍是通盘考虑到实在没钱支付母亲的医药费后才决定将她送到火葬场的。理由是在家等死和在火葬场等死都是一样的等死。我很能体悟到我们时代的这个荒诞逻辑。事实上，在我的家乡有许多病人便是这样躺在床上等死的。

　　然而，在我读到这个等死要等到火葬场的悲剧故事时，内心的震撼早已超越了怜悯。唾面自干的魏珍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位女性——美国经典影片《乱世佳人》里的主人公郝思嘉。

　　无疑，《乱世佳人》是一部关乎人与土地的杰出电影，也是一部关乎苦难与担当的电影。在时代的不幸面前，郝思嘉因为心怀担当之信念变得强大无比。她曾经自私偏狭，在人情世故面前时常表现得弱不禁风，但是，在她被社会以及心爱的白瑞德一次次“抛弃”时，她也因此重获新生。

　　影片中最令人震惊的场面莫过于郝思嘉亲自驾着马车穿越战火以及飘满雨水的河流，历经困苦周折回到了自己的陶乐庄园。看到荒废的田野和几近一无所有的家园，郝思嘉没有自暴自弃、因此沉沦，她站在旷野里，所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握紧拳头，肩负起整个家族的命运。

　　于是便有了下面这个经典的镜头：

　　郝思嘉从地里爬起来，手握泥土对天发誓：“上帝啊，你为我见证，做我的见证人！他们不会击败我，我一定要撑住这个家。而且，等一切都过去之后，我决不再挨饿，我的家里人也决不再挨饿！即使我在说谎、偷东西、欺骗、杀人……上帝啊，你是我的见证人，我决不要挨饿！”

　　写作此文，我无意教唆他人去犯罪。虽然在这段独白里有不少是身处乱世之中的激烈词语，有些行为或主张早已不见容于今日法制社会。但是，重要的是，透过这些斩钉截铁的誓言，我们发现，在万丈霞光之下，红土之上，昔日那位游手好闲、颐指气指，被男生们追逐的富家小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决不向命运屈服的新女性，一位在厄运面前既不抛弃自己，也决不抛弃家人的坚强的女性。

　　同样值得挖掘的是，除了不向命运屈服，郝斯嘉还有一个近乎高贵的品性，即，对明天永怀热忱与希望。影片行至结尾处，郝斯嘉深爱着的白瑞德再次离她而去。趴在台阶上，她千头万绪，只觉得世间万事皆空。突然间她想起了父亲的话，你爱陶乐庄园的泥土将胜过一切，只有明天与土地同在。那一刻，郝思嘉喃语远眺：“家……我要回家！我会想办法挽回他的，毕竟明天是另一个崭新的日子！”

　　人世间的屈辱，要在人世声张，人世间的幸福，要在人世间求取。或许，如此对比两位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甚至区别存在于文学与现实的女子会让读者诸君觉得突兀。然而，正如人们所说，“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我因此主张，一个人，当他（她）被一个时代、社会，或被周遭的人抛弃时，他（她）仍然应该具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人生而多艰，当我们被社会抛弃时，必须坚守不被自己第二次抛弃的底线，那是我们所有力量与希望的源泉。

　　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是人的集合。我们对社会进行批评，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批评；中国社会的兴衰荣辱，本质上说决定于作为个体的中国人的兴衰荣辱。正是在此基础上，所谓个人奋斗或一代人的奋斗，才被赋予意义，而中国之真正崛起，也因此决定于个人自救力量的崛起——面对困难与挫折，人人意气风发、生龙活虎，既无懈于自我奋斗，同时又敢于向社会表达自己的不幸与遭际。

　　换句话说，只有个体强大，奋发有为，中国社会才会真正强大，社会救济或公民互救才会更见成效。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相信，从魏珍怎样到郝思嘉，暗合了一个国家自新自强的命运与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