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您的事业蒸蒸日上,财富也是滚滚而来。但是,您的感情生活一直不顺。您这一生中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但是您爱的人最终背叛了您。您一怒之下嫁给了一个您不爱的人。您与这个不爱的人好像还生了几个孩子。你的嘴角显出潮讽的微笑。他煞有介事地用大拇指推压着你的掌纹,做出一副认真研究的模样,然后抬起头,直盯着你的眼睛,坚定地说:您与他生了一个孩子,不是几个孩子,刚才我判断有误。是个男孩。这个男孩现在已经基本上长大成人,而胜他让您很头痛。你感到一种强烈的感情涌上心头,说不清是恐惧、是惶恐还是感动。你感到自己仿佛浑身赤裸着,里里外外都让他看透了。
莫言
《生死疲劳》: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 《生死疲劳》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并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精神。 小说的叙述者,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在小说中他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家族,离开这块土地。小说正是通过他的眼睛,准确说,是各种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
莫言
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级侦察员丁钩儿奉命到酒国市去调查一个特殊的案子:酒国市的官员吃掉了无数婴儿。但到酒国市的人没有能经得起诱惑的,丁钩儿虽不断提醒自己不喝酒,最后却醉酒淹死在茅厕里。《酒国》中的官员之所以为官,不是因为他们才华高过他人,而是因为海量,并且食欲旺盛。吃的影响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酒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反腐小说,莫言在酒国中还通过酒国酿造学院勾兑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李一斗不断寄给作家莫言的小说中,几乎将整个20世纪中国各种各样小说,从狂人日记到武侠小说,再到魔幻小说、先锋小说之类都戏仿了一遍。莫言是一位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声誉的作家,他的作品内容深刻,题材广泛,情节诡秘曲折,语言绮丽多姿、汪洋恣肆,其作品之多,获奖之多,翻译成外文之多,在国内同类作家中都是极少见的。 莫言说,如果把《酒国》和《丰乳肥臀》进行比较,那么《酒国》是我的美丽刁蛮的情人,而《丰乳肥臀》则是我的宽厚沉稳的祖母。写于1989年的《酒国》不仅在中国几乎无人知道,而且也为国内的评论界、读书界所忽视。但莫言认为“它是我迄今为止最完美的长篇,我为它感到骄傲。”《酒国》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单一的意义指向,它的意义是滑动的、变幻不居的,在话语方式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讽、戏仿和悖缪的手法。 这是一部小说文体的“满汉全席”,它集侦探小说、残酷现实主义小说、表现主义小说、象征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武侠传奇小说、抒情小说、结构主义小说于一体。
莫言
《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初版于2009年。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书信、四部长篇叙事和一部话剧组成,在艺术上极大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整部作品以从事妇产科工作五十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为线索,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和自我反省,展现了新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同时也深刻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灵魂世界。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本书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0年被《南方周末》评选为2009年“文化原创榜年度图书虚构类致敬作品”,并入选多项年度好书排行榜。与莫言以往小说更注重历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蛙》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姑姑”继承衣钵,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小说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莫言
对越自卫反击站13年后,少校军官赵金回乡探亲,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回家之路,却幸遇分别多年的战友、幼时的玩伴——钱英豪、郭金库…… 往事如烟,钱英豪天生的军人,足智多谋、英雄无比,却一枪未发就成了敌人枪下的冤下的孤魂;郭金库战后复员回乡,穷困潦倒,仍沉迷于往日的军营生活……
莫言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有所寄托。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昂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这里显然引入了一种与政治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传统都全然无关的历史评判尺度: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境况,便暴露出某种生气流散与自由状态受到限制的趋向。而在《红高粱》中,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