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年的风雪驿路，我在“桃花源”内耕耘的几年，不管怎么说，都是我劳改生涯中最为轻松的日子。但是留在三畲庄的我的那些同类，由于头上顶着帽子，身份仍属纯粹的专政对象。特别是到了1963年夏天，社会宽松环境的结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鼓，越擂越响，他们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

昔日董维森当右派政治指导员，高元松当中队长时的欢乐气氛，已经不复存在（他俩前后调离了三畲庄）。当然，这种生活的无常变幻，根本的问题，在于大气候的无常变化；但也不能说与干部的更迭，没有任何一点关联。记得在董和高主持三畲庄的工作期间，有一个来自公安系统的右派易稼祥，他在劳动之余，还能向英语尖子刘祖慰、杜友良、刘乃元学习英语，董对此持支持的态度。再如，来自北京师院中文系的学生高作纯（他与陈独秀的孙女陈桢年，有着十多年苦涩的情爱史），在这一段时间内，自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随着季候风飘忽不定而浓云翻卷，闪耀在老右面前的一线曙光，便在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因为偶尔还能与三畲庄的同类们，在田问地头上相遇，便陆续得到以下新闻：一些同类到了三年的劳教期限，而不能按期解禁。按着法律规定，无论是犯人还是劳教分子，延长刑期和劳教期，都该有所依据；但是随着政治季候风的转向，刑法成了无极变数，致使到期的同类，不能按时成为农工（尽管农工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到了期而不能获得解禁的老右自然产生不满，并由不满而提出有限度的质询——专政干部，不但作不出合理的解释，反而采取高压手段，对其进行处罚性的禁闭措施。在这些日子里，高作纯、杨路、李泰沦等十多位同类先后遭此厄运（杨路为了表示抗议，留起了络腮胡子）——他们被送到犯人区的禁闭室，去接受不该接受的制裁。早晚一碗稀粥，中午两个窝窝头，此外还要强行让他们自认罪错——这在1962年是难以想象的。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左转，三畲庄便开始了一场）‘打鬼”运动，让同类们之间，互相揭发。有一个同类，密报谭天荣在晚学习的时候，不知在涂抹些什么，于是后来接任董、高工作的干部，便以清扫卫生为名，对谭天荣进行了搜查。结果从他的笔记本上，查出来一些谁也看不懂的符号，便开始对谭进行审查。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李泰伦与谭天荣比较接近，并教过谭天荣拉二胡，中队便组织了一批同类从李泰沦开刀：让李揭发谭的反动秘密。李泰伦知道谭天荣学的是速记，但他怕召起对谭的更大疑惑，一直佯作不知——事情便越闹越大，直到把谭天荣重新送回劳教收容所，又回炉炼了一段时间，才重新回到三畲庄来。如此这般，不仅昔日的正常改造气氛荡然无存，还使得同类人人自危。

还有一桩冤案，制造了三畲庄的“莫须有”之最。有一天，同类郭允德在一个烟盒纸片上，问来自钢铁研究院的老右王玉琦，钢厂轧钢的“轧”字怎么写，是不是“砸”字？王玉琦告诉了他正确的汉字是“轧”。本来这件事构不成任何政治事件，但事情十分凑巧，郭允德晚学习时在烟盒纸片上无意地写了“毛泽东”三个字（读报学习时顺手写下来的），之后他顺手将烟盒扔在了地上。第二天，这张纸片被一个姓刘的同类拾到了，便立刻汇报到了中队队部，便成了一桩反革命事件。其理由是：那个“砸”字，与“毛泽东”三个字出现在同一张纸片上。

“打鬼”的行动开始了。同类中有那么几个急于立功的人，对此纸片开始是无限上纲，后又对郭允德大打出手。学钢铁的王玉琦，出于公道与良心，在会上说明此事的原委，并提请中队能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一问题；另一个名叫史镇华的同类，也在会上提出：如果郭允德真有仇视毛主席之心，怎么会把纸片随便地丢在地上？这足以证明郭是出于无心。按说知识分子，都有着缜密的思维，这其中的荒唐，是谁都能分辨清楚的——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窝里斗的劣根性，当严酷环境到来时便会有淋漓尽致的表演：一群同类蜂拥而上，对主张实事求是的王玉琦和史镇华，一阵拳脚相加，致使这两个同类变成了“乌眼青”。后来的结果，令人心悸：为了询问“砸”与“轧”二字之区别的郭允德，被押送犯人队——判了有期徒刑（到1979年之后才得以平反）。

到了“文革”初期，右派队的形势，变得更加不可收拾。经历过1962年宽松气氛的同类们，此时已完全绝望。清华大学化学系来的高才生陆浩青，绰号“氯化氢”。他之所以有了这个外号，不仅因为他的名字与这个化学名称有关，还因为他的脸上缺少血色，使人想到 “氯化氢”的色泽。“文革”乍起之时，他趁同类们出工之际，在仓库内悬梁自尽——多亏被同类发现从梁上救下，才算活了下来（但是活过来那口气，不等于解决了他对前途的绝望；后来重返茶淀后，他又一连三次自杀，后文将有叙述）。

另一个使我心惊的消息，令我悲伤了很久很久——那就是我在前文提及的“林妹妹”郑光第的自杀。看起来他弱不禁风，但是他的根根瘦骨，都可以比作钢筋，足以让苟延残喘的我及我的同类感到汗颜。他是在解禁之后自戕的，谁也料想不到这个温文尔雅的“二劳改”、昔日北大化学系的骄子，会有勇气自进天堂：在一大公休时，他去了市内。在游历了北海和故宫之后，他踯躅在什刹海的堤边。当天色渐渐黑下来以后，他在一个十分幽静的角落，突然一头扎进了碧色的波涛之中。直到几天之后，农场才来领他的浮尸。他这种死亡方式的选择，使我的灵魂颤栗了很久，农场里的水塘不少，他非要到皇城里来演出这场与世界诀别的戏剧，我想只有理性思维非常发达的人，才能作出这种地域性的选择——他想要人们知道，他的自杀是对那个时代的抗议。而他的外在是那么柔弱，这种外在形象与他的内在坚强，反差之大，如南极北极。

这里举出的不过是同类们在那个严酷年代中的几个例证。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同类中的先知先觉，而这种先知先觉，在知识分子中是绝对少数。过去常见书中对自戕行为冠以懦弱二字，这其实是软弱者掩饰软弱的一种手段——死亡是勇敢者才有的行为，他们之间的惟一区别，就看这种勇敢的选择价值博大与渺小。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还是有着它不可取代的意义的：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陆浩青与郑光弟之自辞人世之举，显然是那个年代的一部无字的《醒世恒言》。

我所以称他俩为先知先觉，是对比同类而言。1964年的春节，毛泽东召开了多方面的座谈会，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再次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的紧张气氛。”（引自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社会上尚且如此，最底层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情况当然变得更加恶劣。历经了七年多改造的老右，自然失望之极——他俩意识到中国向“左”升温，还没有个尽头，只有像鲁迅先生说的。 ‘我以我血荐轩辕”那般，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祭了——因而我提笔写“桃花源”的生活回忆时，不能忘却对我的这两个同类进行笔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