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沪的命运出现转机。

晋普山属于全国的优质煤田。煤黑子们都知道，所谓优质煤，首先必须是无烟煤；仅此一点是不够的，优质煤田所蕴藏的乌金，还应具有耐燃、块大、无各种气味等特性。在煤都山西的全部煤田中，晋普山勘探出来的煤田，属于优中之优（在70年代中期，它已出口日本）。正因为如此，省劳改局才从本省各个劳改系统，抽调1000名劳改人员来到这儿开山建井——再加上原有的监狱服刑的犯人，总共有几千个劳动力，以大会战的方式，开掘这座黑金之山。

重工业生产，不同于在茶淀种田种稻，挖煤需要许多辅助工种配合，因而矿山附设机械厂、制砖厂等多工种后勤生产基地。单就煤矿生产而言，又分井上和井下两大部分，我的身体属于壮劳动力，从第一天开始，就被选进了建井队（即建井完成后的下井劳力）；张沪与其他女号，去参与砖窑制砖的杂项劳动。建井的含义，就是从地面开山剖腹，一直深入到地下煤层，直到在地层之下建成四通八达的一条条采煤的巷道为止——我是参与了开钻晋普山地下煤城第一块山石的人。

真是应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古语，我在这儿又见到了昔日的不少同类，与我分在一个组的就有高树森（原西城法院干部），金科（原贸易部的干部），其余的成员，多是在山西的老煤黑子了。我们打的是一口斜井，井口沿一定的角度向下开掘。山腹的煤越好，山表的石头越硬，因而在入秋以后，铁锤震裂手掌的事屡屡发生。裂纹疼痛难耐时，便用胶布缠满了手掌，白色的胶布很快变黑，还没有挨着黑煤手已然成了黑熊掌了。因而，每每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张沪常常笑我的手成了讨饭花子。

我说“开矿的活儿虽然很累，但是我挺开心。手黑不怕，就怕心黑。”

她问我在骂谁。

我说：“我骂在曲沃差点送了你一条命的那个人。”

她说：“这儿的劳改干部，比那儿的心地善良。”接着，她告诉我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狱政科的一位名叫武守先的管教干部，找她谈话了，公开对她发生在曲沃的事情表示愤慨。目前先让她离开劳动岗位，在砖窑做脱产的宣传员工作，并在积极查阅她的档案，看她是不是属于漏摘右派帽子的一个。

“真有这事？”我不无忧心他说，“现在可是‘文革’时期。”

“山西人做事武断，于连长是那方面的武断；而这位武守先，是这方面的坚定。”张沪对我说，“他甚至怀疑我这样的人，当年划右就是失误。一般的干部，谁敢这么讲话？可是他敢。该怎么对你说呢，我认为他对五七年的反右，就有看法，只是无法对我直接表达就是了。”

她的话使我想起了董维森、高元松、曹茂林——也许在这方水土中，又出现了一个不拿板斧的“程咬金”？我当时虽然不能确认这种可能，但我希望这是一个奇迹。细想想，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在曲沃支“左”的吴排长，不就是与于连长并非一种类型的干部吗！他何尝对张沪的问题没有同情，只是在“一打三反”的气氛下，他受级别的限制，无法表达他的真实观念罢了。因而我祝愿好梦成真。

由于有了张沪告诉我的这个消息——尽管它还不是事实，对我的精神鼓舞还是很大的，所以在建井队的日子里，我像牛一样地拼命劳作。打炮眼，放开山炮，看乱石在隆隆炮声中漫天飞舞，看斜井一天天深入地壳，自己当真以为自己是个矿工了。记得，在远离地表的地层深处，有一天管理我们的秦队长，在休息的时候问我：

“你这个过去拿笔杆的人，想到过要来给大山钻洞没有？”

“没有。”

“现在你有甚想法？”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个煤黑子，也有煤黑子的乐趣。”

“行了，你改造得差不多了。”

不久，秦让我担任了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而今，我回忆起那一段岁月，我仍有恋栈之情。它不仅仅铸造了我结实的肌肉，强化了我面对困难的坚毅精神。最为重要的是，它使我具备了一个底层人的心田。除去每天去挖洞之外，回到那间老屋里，还要挑水做饭，这期间我学会了擀山西的硬面条，因为面条越硬，越能抗饥。张沪在砖窑搞宣传，比我还忙，白天她要自觉地劳动（尽管她可以不劳动，专事宣传工作），晚上，她有时还要留在宣传室，写墙报和黑板报。记得，在当年的冬天，我有一次去井台摇辘轳，一不小心把一只水桶掉在了井里，在用钩子打捞水桶时，那根结了冰的井绳，在我结了冰的手套上滑来滑去，任凭我怎么折腾，也捞不出那只水桶来。最后，还是王铁匠下工回来，我在井边打着电筒，他把那只水桶捞上来的。

由于我在井边捞桶捞了半天，在如镜的水面上，我看见了自己发间的第一缕白丝。在感伤我捞水桶无能之际，也深感岁月之无情。于是，在我的一个小本本里留下了几行自怜的《提水篇》。诗曰：

初春花织锦

雏鸟漫天游

少年遇神童（指与刘绍棠相识）

文海荡双舟

声声泥土歌

字字心泉流

愿做文苑草

力学孺子牛

何罪触雷霆

五七竟成囚

李白发碎叶（指李白发配新疆碎叶）

我配晋阳丘

哀哉一炭翁

井边拉铁钩

冰手握冰绳

井台滑溜溜

猛然窥水镜

白发染黑头

不如变水鬼

生死一断休

至今，那本本上的纸页已然发黄，但它却是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的一张自画像。一方面，我要求自己能坚强地活下去；另一方面，我面对困境也常常颓然自悲。建井这个活儿，越往下挖越困难了，每每向地下深掘上几米，后面要跟上砌碹（即像城门洞那般，上顶要用石头砌成圆拱形），以防止落顶塌方。而砌碹的料石，要一块块往下运，每块料石重百十斤不说，沿着泥水汤浆的斜路向下搬运已非常困难；在砌圆拱形的碹顶时，就更要拿出吃奶的劲儿来了。老煤黑子站在架板上当大工，我们这些小工要把一块块料石举过头，把沉甸甸的石头递到大工手里，他们再封上洞顶——当我们向上举石头的时候，真是要有一点儿“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劲头。得像举重运动员那般，丹田运一口气，才能把那块与自己体重差不多的石头顶递给架板上的大工。如果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就甭想再把它举过头顶了。

这是来矿山以后，我经受的最为严酷的劳动考验。一个往昔摇笔杆的人，能有几十次、几百次、几千次“力拔山兮”的磨砺，也可算是我生命中的一段不凡的往事了——我至今为此而自豪。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体脑倒挂的负面价值，每天只知道自己是一头牛，有车要拉，有地要种，有活要干——直到这口130多米深的斜井，与另一方面军开掘的平井对接，并开始出现煤层，我所在的建井队，才变成了采煤队。当第一次用炸药炸出煤来的时候，我不惜力地把一块大炭从井下扛到井上，并扛回到老屋中去，放到火盆中点着了（当时正是冬天），因为有了这个炭火盆，小屋里顿时没了寒冷，变得温暖如春。

这个冬季，我们不再到农民开的小煤窑里去拉煤烧了，而是由我每天下工时，从几里之外的斜井扛回一块优质大炭来做饭取暖。我们几户家住南坪村的男人，只要是在井下卖力气的，无一例外地都烧自己挖出来的煤——我们不住在矿山，矿山允许我们搬炭口家。从这时起，我的脸上便失去了原色，下工出井以后，除了牙齿还是白色之外，从头到脚一律变成了黑人——张沪笑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山西煤黑子了。

我怡然自得他说：“要是生在黑非洲就好了，那儿没有反右派运动。”

她不以为然：“在殖民地当个白人的奴才，那日子也是不好过的。”

“他们要挨批挨斗吗？”

“各有各的不幸，只是那苦涩味儿不同罢了。”

“那就是说，天底下哪儿都有不幸者了？”

“可以这么说。不然当初我参加地下党干什么！”

我有点儿不服气：“按照你的逻辑，中国封建主义，已然不存在了，那毛泽东现在成了超人的神，这算是什么主义？”

她很少有被我问倒的时候——那是生活中少见的一次。很显然，我的问题，正是她非常明白。但又无法回答的问题。还算是她的幸运，第二年的春天，她被宣布为：她是因过去劳改单位的工作疏漏，没有及时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至于是哪儿的疏漏——是茶淀？还是来山西后的曲沃？抑或是晋普山的干部，为了给张沪解禁而找出的理由？这是只有那名叫武守先的干部，才明白的事情。无论怎么说，在“文革”高潮中，武守先此举，不仅仅极为富有人性，而且是勇敢者的行为。

张沪头上戴了十多年的“紧箍咒”，至此获得解脱（因为她也在写她的回忆录，这里对她的经历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