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双劳改建成的监舍，在犯人区的西侧——那就是李建源君当年葬身的地方。他走了不要紧，在井上有用不完的劳动力。他们继往开来，于1973年的春天，我们终于离开了南坪村，到了我们应该来的地方。

那天，王铁匠一家人像送别亲人一样，为我俩搬行李、提网袋，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老王让家里的人回去，他同我们一起来到新建成的窑洞。两个专政对象与地道的无产阶级，在近两年的相处中亲若一家，有悖于当时火热的阶级斗争的纲常，我和张沪都十分珍重这种超越当时风尚的感情。

走在半路上，老工对我说：“你们两口子，都是好人。这年头好人遭罪的多，忍着过吧，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我俩知道，这是王大哥对我们的鼓励。”我说。

“俺说的是心里话，说句文明词儿，叫啥‘否极泰来，。白天的日头落下去是晚上，晚上的月亮落下去，又是白天。天上的理，就是地上的理——俺信。”

我说：“天上没有人，地上有人斗人……”

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斗到头上，每人一身血的时候，就该往回走了。”

张沪扯我衣袖一下，抢先回答说：“感谢您这一年多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有时来运转的时候，忘不了您。”

他说：“那妮子，在你们刚来乍到的时候，对你们……”

“后来不是相处得挺亲热的！”张沪说，“有一件事，还得求王大哥帮忙，那只灰猫在搬家时不知到哪儿去了。”

“来年再抱一只，俺家的老猫一年一窝。”

“不，我们还是想要那只灰猫，这猫有灵性，与我们也混熟了。”张沪从小就爱猫，在搬离老屋的同时，她找了它半天，不知它到哪儿去神游了。

到了铁丝网前，老王只好与我们分手。

窑洞从外观上看，是全新的两层小楼。因为是在山坡上打的洞穴，有着冬暖夏凉的优点。尽管如此，我和她还是眷恋老王家的那间老屋。不知为什么，来到这间约有15平米大的窑洞，我和她都有一种空旷的失落感——究竟失落了什么，我们一时之间，还说不清楚。包括那只灰猫，都能勾起我们忧伤的心绪。待我和她把行李打开，双双坐在炕沿上之后，她说：“想不到王铁匠，还懂得《易经》中的天人合一。”

我笑她把老王太理想化了。

“你别笑，我觉得他虽然不一定看过《易经》，但是这个人很有头脑。”

“你同意他的看法？你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是啊！但是我也相信物极必反的轮回哲学。”她说，“停工停产闹革命，发展到全民大武斗；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只有劳改单位中的死猫死老鼠，在这儿钻井打洞，国民经济谁抓？林彪都摔死在温都尔汗了，上面乱了方寸了，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厄运走到头了。总会有人出来力挽狂澜于既倒。”

我心里虽然认同她对中国命运的分析——如在1972年初中美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底中日建交，——但是离阳光普照大地的日子，还相当遥远。那天，可能是由于搬家的刺激，我们第一次争辩起中国的前途问题——这在我们每天疲于奔命的劳动中，是极为少见的事例。按说知识分子，是极其关注国事的；但是很久以来，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交谈——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我和她只不过是顺水而下的泥沙，谁还有心绪去关注矿山之外的事情呢？我关心的是瓦斯。她关注的是宣传。因为她的宣传工作，涉及到了政治，有时她把报纸带回到老屋，我才知道一点儿有关中国的事；否则，我连中日、中美之间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也一无所知。

搬到铁丝网内的窑洞以后，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我仍然每天下到地壳深处，与那些真犯人与假犯人一起采煤；她每天去她的宣传室，做她的文字匠的工作。而今回忆起来，我惟一的安慰就是，在我的瓦斯管区，没有发生过事故。不管那些犯人是真是假，他们都是宇宙的生灵；即便是死刑犯，没有到执刑日期，他也有生存权利。但是我则死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首先我没有了激情，我好像也变成了一块煤，但是没有光热，没有燃烧自己的力量。按着劳动有益于人的健康来说，我也适得其反——从曲沃的那件痛心的事件开始，我生理上患了阳萎症——在矿山尽管比那儿宽松了不少，但仍然不能复原。这是既难以出口，又难以医治的精神疾症（直到90年代初，我已年近60，生理之疾才不医自愈）。

另一件使我有一丝快慰的事是，那时候我少年。青年时代的文友刘绍棠，不断给我来信，信中预言中国命运一旦有了转机，我的生活占有将在同时代作家中是个富翁。他的论点是：苦难出真知。同时代的文人遭厄运的不止一人，但没有一个人像我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这些来信，多少给我麻木的神经，注入了一点儿活力。但是他在信中也谈到了北京文化人的现状：女作家杨沫刚过五十，上边就劝她退休；来自延安的老作家草明，工作是在伙房帮厨；对萧军的批判虽然结束，但他仍在东直门从事挖地道的工作……我与上述的几位作家相比，是贱民中的贱民，何以会存有再从事文学写作念头？劳改期间，我曾有过梦幻，也曾有过对梦幻的尝试，但是在“文革”开始之前，就夭折了（见《走向混沌）第二部“折梦 ‘桃花源’”）。

当然，我与刘的通信，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烙印：他在五七年是与我一起划右的，此后，他在通县运河滩上放牛，我来晋东南的煤矿挖煤，虽然时代的风暴潮，并没有割断我们的灵犀相通；但我们毕竟是被五七年的历史，钉在同一个十字架上的羔羊，因而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有着诡密的相约。我给他写信，从不注明写信人的地址；他给我写信，在信尾不具姓名。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之举，专政机构要是有意追查写信人，是易如反掌的事儿—— 当年，我们之所以如此，实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二劳改”身份，处境比他还坏，怕牵连到他，我还要他接到我的信后，不必保留，当即烧毁。所以当1979年，我的问题得到平反后，绍棠没有能保留下我的一封信——相反，他写给我的信，反而全部保留了下来。这无论对他还是对我、抑或是对昨天的历史，都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也可以说是反窥70年代受难知识分子负重心绪的一面镜子。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曾多次请求去挖煤，放下那具小小的瓦斯检查器，以减少一些我心灵上的负荷，但都未能成功。因而我在晋普山煤矿的后期，一直是与犯人为伍，与黑色煤巷相伴的——也许是我的命该如此，因为我也是社会上的一个黑色幽灵。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 1973年春，又一道调令下来：长治近郊的大辛庄劳改农场，要筹建一座阻燃的化学原料四氯化碳化工厂，我们要调往那儿去支援新厂，于是我们又像天上的流星一般，离开了原来所在的星座，流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临行前，我的心情陷入矛盾之中。虽然我不喜欢“劳改”二字，但是我喜欢煤，更敬重煤的性格。我想在告别乌金山前，留下一点儿当煤黑子的小小的纪念，我向主管我们的劳改干部，提出带走我戴了三年的矿工帽——我真是痴愚至极，我询问什么，只要往行囊中一装就是了。我询及的结果，是不许带走，只能把皮带留给自己，其他的东西一律上缴。因而，我在矿山开矿的记忆，就是一条磨得已然没有了皮色的皮带——我很珍惜这条皮带，80年代我曾不顾有失大雅地系着它穿行欧洲。作为一个在底层生活了多年的知识分子，我十分怀念那一段挖煤的岁月……它虽然没有能壮我心志，但是却壮了我的筋骨，强化了我的肌肉。在我的劳改史上，是最值得回眸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