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它有点像是70年代的聊斋了，来到大辛庄不久，就听到了一个富有传奇的人物的名字——英木兰。在砖窑有人谈论她，到了配件厂对她的评说就更多。一个劳改队中的女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国中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她在大辛庄，做了一件压倒须眉、震动全场的事。

有一天，砖窑40米高大烟筒的顶部，因沉积的粉尘大多，需要有人到大烟筒的顶部去疏通。劳改队长当然只想到了男号，他在队列前，号召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主动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以此立功赎罪。为了鼓励勇者，队长在大轮窑下摆了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壮其心志，豪其男儿之胆，以完成这个谁看了都心颤的活儿。

会场死寂了多时，没有人敢于应答。谁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活儿：这儿没有吊车，登上那么高的烟筒，要靠手脚并用地一格一格地爬镶嵌在烟筒上的铁梯。人站在地下往上看，都有些眼晕；要是从上往下看，腿肚子都会转筋。就在队长为难的时候，人群中突然走出了医院的女医生英木兰。她刚到轮窑之下时，人们都以为她是执行救死扶伤，准备抢救险情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身着白衫的英木兰，走到轮窑的大烟筒之下，没有任何表白，就开始了她的生命攀登。

在场的男号都惊呆了。队长们也面面相觑。道理十分简单，这样的活儿，让一个从医的女号去干，在劳改队还没有先例。何况这个英木兰，是个在上海读过医科大学的女号，人又长得恬静而淑雅，连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队长们历经了片刻的研究，大概认定她不会是到大烟筒上去自杀，便在茫然不知所措当中，没有阻拦她的行动。结果在众多男号面前，她一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烟筒，并完成了清扫烟筒上顶的活儿——英木兰的名字，从此响遍了全场。

乍听到这件事情时，我也在内心不无疑惑——固然妇女早有半边天之称，但毕竟因生理与心理等因素，不太适合这项劳动。她在内心何以会没有恐惧，而使须眉们为之失色的呢？又由于她的名字与中国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只有姓氏上的差异，又强化了我索密的潜在愿望——有一天，我身体有些不适，借看病之际（她在医务室工作），首先想看一看此人，当然更想知道她何以会有压倒眉须的坚毅精神。

记得，那已是初冬时节，我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走进医务室的过廊，那儿已经有几个病号，坐在长椅上排队候诊。我正伸着脖子，好奇地向室内眺望，突然坐在我前边的候诊病号，拍了我肩膀一下：“喂，老兄，还认识我吗？”

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他身着一件蓝色的棉猴，连帽子也套在头上，外露的只有他的那张瘦削的脸。他见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便把他那三角形的帽子，拉了下来。

“是在哪儿见过你，只是……”

“你还记得有一个人，带你去见死前的吕荧吗？”

若同一道从天而落的闪电，我的思维立刻被照亮了：“你是姜葆琛？是在清华大学被划成的右派？早听说你也来到这儿了，只是总在大院外边干活，没能见到你。”

说实话，他如果不提起美学家吕荧，我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他来的。因为我和他昔日只有一个小时的见面机缘。但是姜葆琛能够画龙点睛，一提吕荧的名字，就打通了我的全部思路。

我们俩紧紧地握了手。虽然我和他的邂逅，给我带来了快慰，但我的中枢神经，仍然在英木兰的精神光环笼罩之中。在我看来，她的不凡绝非来自于天然，一定有着造就她的不凡的社会基因。因而，在我与姜葆琛初见时的话题，既非他，也非我，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奇异的女性。葆琛对她的情况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诉我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是个名门望族。她出身于一个天主教会的世族家庭，在解放后不久，她的父亲作为反革命被捕坐牢；她也因其父亲的问题，而被开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学院医科专业，后来听说经受过比我们劳改还要严酷的监狱生活。至于更具体的情况，他也无从知道，但他告诉我，想要了解她并不难，因为她的爱人王继昆是个老右，也在这儿劳改。

“你认为她为什么能有那么惊人的毅力？而又那么默默无言？”

葆琛君低声地回答我说：“反正不是‘老三篇’显灵！”

“那又是什么力量显灵？”

葆琛君突然反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是不是又犯了你作家的职业病了？”

我无言以答——我当真不知道一个女号的行为，为什么会对我产生这么大的诱惑。在我的小屋中，我曾与张沪探讨过英木兰的精神动力问题，她与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说我死去的文学梦，被这件不凡的事情，给重新点燃了。我极力否认这一点，我说我只是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发现了并不浑噩的人——而且她是个女人。

轮到我进屋去看病了。她在为我看病，我则在仔细地审视她。致使她觉得我这个病号，目光中流露出异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脸，以为她的脸上带有什么污垢。我连忙低下了头，怕她把我看成一个流氓。

“名字？”她说话是简短的。

我告诉了她。这回轮到她来审视我了，她说她给张沪看过病，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我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询及她爬大烟筒的事，这不仅因为看病的病号挺多，还因为我和她只是初见，在此时此刻我如果谈及这一问题，不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礼仪。所以她给我开了药，我立刻就走开了。但是她那形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把“无畏”这个字眼，与她联系在一起。她体态倒是并不单薄，但是她脸上那文文雅雅的气质，怎么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烟筒钩连在一块儿呢？直到很久之后，葆琛专为此事，带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继昆，后来又渐渐与她熟悉了，才算对英木兰的坚毅之举，有了铭刻于心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对她个人的，也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还可以视为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别一种类型的认知——因而，我在这里不能不多花费些笔墨，忠实地记录下这个劳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于1933年9月的北京，我与她同庚但她比我小着半岁，当我17岁那年，正在中专读书时，她已经成了阶下之囚了。按法律，不足18岁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这是一个法律之蚀。反正她与几个在教会就读的同学，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带进了公安分局。逮捕她的理由一直是个谜：一个从小进了教会办的慈幼院的孩子，少年时代进了教会的辅仁女中，16岁进了震旦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即使是教会办的学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没有被逮捕的理由——因为她当年才17岁呀！

进了分局对她震动比较大的，是从分局向提篮桥监狱的转移，持枪的武警，先把她们五花大绑地绑好，然后让她们两个人一对前后对齐——她当时有点心颤，以为是一颗子弹，可以射穿前后两个人的脑袋哩！但是武警并没有处决她们，而是把她们押送到了监狱。

英木兰说：“过了没有被枪决的一关，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由于当时我的年纪很小，倒觉得里边挺好玩的。牢房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墙都是黑色的。还有使我觉得新鲜的，提篮桥监狱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楼，从上可以直接看到下边，这个陌生的角落，使我有一种身在教堂的神秘感。当时，吃得当然比不上在学校，但是每吃一次鸡蛋，出于从小受到的教育，我都让给别人。我最小，我该这么做。当时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比付出更神圣的事了。”

“付出”这两个字，对我很有启迪意义。所以我有如此的感受，与英木兰后来在生活中的一连串的付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终因没有具体罪行而被释放。她回到故园北京时，年仅19岁——这时她才似乎明白了一点点，她是因父亲的株连和宗教的关系，而进监狱的。她的父亲英纯良（英千里之弟），因昔日参加过胡宗南的部队，后又脱离了国民党，在辅仁大学担任国语系教授，专事文学的教育工作——他认为脱离了国民党，就再也不是国民党了，解放后“没有登记”，因而在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被捕，被判处7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这种血统株连，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她。

回到北京以后，她从事医疗工作。尽管她在震旦医大并没有毕业，但是她天性聪颖，对医学苦苦钻研，在一家震旦学长开设的诊所里，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但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反右派运动开始，她并没有任何反动言行，可是追随她的那个影子，并没放过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医生的工作——与社会上的“五类”分子，一起被送往京西一个劳动地点从事运输的装运工作。

当时的她刚刚20岁出头，不但有充沛的体力，更有乐于助人的精神。无论从事什么劳动，她都是个佼佼者。为此，到了那儿没有多久，便被调到运输厂的医务室工作。那个简陋的医务室，没有任何外科的手术设备，但是她在那个方寸之地，为患者进行了近乎于神话般的手术：青光眼的开刀，白内障的摘除，以及众多在小医院都无法进行的小手术。英木兰的工作，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同凡响，更令人崇敬的是，不久有一个来自儿童医院的大夫，因身体不好，参加体力劳动有些困难，请求英木兰帮助她进医务室工作。英木兰不仅为她办成了这件事，自己还顶替了她的角色，回到负重的体力劳动中来。此事，曾在运输厂引起轩然大波，劳动成员们对此纷纷表示不平。但是英木兰对此安然处之。她对我讲起这段生活时说： “一个人如果把付出作为人生的坐标，那么他就永远精神不死，我就是这么理解人生的。所以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几乎没有畏缩的记录。”

这就是英木兰。在此之后，她多次为别人付出：在1966年“文革”前夕，当时她已然从运输厂被转移到“强制劳动”的劳改农场天堂河。虽然对她说来，这等于步入了谷底深渊，但是她依然不改博爱于人的初衷。当时，在北京的儿童中，出现了“流脑”。为医治这样的病儿，常常要为病儿输血——她身为医生，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身上抽血，将自己的生命血浆，献给那素昧生平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营养匮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将她的这些行为，一律认知为“应该的付出”，而与劳改农场的表现好坏，没有内在的关系。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实的，这个印象的得来，是多方面的综合：“文革”年代，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是不间断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会场一角，从来没有过什么是与非的表态；这不等于她的心里没有一杆秤，但她是从不哗众取宠或有意讨好任何人的——包括劳改干部在内。大辛庄农场的头头赵书记，老婆一连生了几个丫头，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个带棒儿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与之为难，孩子在没有满月的第28天，突然得了肺炎。英木兰并没有从事儿科的任何经验——她大着胆子给那个婴儿使用了头皮输液，结果那孩子的生命保住了。那位头头的夫人，为了答谢她的昼夜监护，用报纸包着一包东西，非要送给她不可。英木兰推辞不下，拿回去当众打开——里边是四个白面馍馍，她笑着将其搓碎，喂了鸡舍的鸡。她说，她费尽心血甚至是冒着风险，抢救那个孩子，只因那个婴儿是个生灵，而别无其他。就是劳改成员家属生下的婴儿，也不会例外——只要是我能干的，我一定干好；即使是我不能干的，我也要试试。

最后，我和她谈起她的婚姻。在我的认知中，一个自幼受天主教会影响较大，并把付出视为生命本能的人——特别是女性，大多属于对婚姻淡泊的类型。英木兰认同了我的分折，她说她所以迟迟到38岁才与王继昆结合（王继昆是来自外语学院的老右，英木兰的英语也非常好），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只是她走出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为本质的问题所在，是出自于她对他的同情。王继昆本来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的，夫妻感情也很不错；但是女方家长反对这门婚事，原因是王继昆是个右派。后来因为王的妻妹，要嫁给一个解放军的军官 ——在当时政治择偶不仅是一种时尚，而且发展为社会不成文的条例。王妻家中，为了完成这门大好婚事，便迫使其姐与王继昆离异——否则在填写档案的社会关系这一栏里，便有了一个右派姐夫。王继昆与其前妻分手后，精神受到的刺激之强烈可想而知；偏偏此时此刻，王在化工车间劳动时，又被火碱烫伤，英木兰在为他医治烫伤时，便对王产生了强烈的同情。英木兰对我说道：“我是首先对他产生了人类共有的同情，才渐渐彼此相知相敬相爱的 ——假如，他没有前边的命运坎坷，他当时就是一个单身汉，我就是与他有共同的语言，我怕是也不会走出与他结婚这一步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独处；可以这么说，是王继昆的生活不幸，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

至此，我好像已然对英木兰那天敢于爬40米高的大烟筒，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了。一个心揣博大精神的人，面对困境会产生博大的情怀；只有一连串为别人着想，而一次又一次舍弃自我的人，才会产生惊人的坚毅。她说她在爬那高高的大烟筒时，没有恐惧；但她每攀上一格铁梯，都要告诫自己镇静，并自我激励一定能够成功。这个成功，意味着的不仅仅是无畏——更是她人格、意志的自我完成。

我曾询及她这一问题：“这里边有没有宗教精神因素在起作用？”

她沉默了许久，没有作答。当时的“文革”把一切都砸烂了，我如此提问不是给她出了一道难题吗！我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逆向推理，问她是不是“活学活用”之成效，她亦没有作答。正是这两个没有回答，我才对她肃然起敬，致使我这部回忆录动笔之前，升腾起必须见她一面的愿望。好不容易从昔日难友处找到了她的地址。这个地址既在我意料之外，又在我意料之中——她的问题得到平反后，便很快皈依了她从小信奉的天主教，此时她住在修女院，已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若瑟修女会副会长。我去看分别了15年的她，她身着黑色修女的圣装，神态与在劳改队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非要寻找一点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她脱掉了医生的白褂，穿起了修女的黑衫。她依然是那么沉静，那么安然。让我感伤的是，她的先生——我的同类王继昆得了膀胱癌，已然在1989年离她而去。曾记得，王继昆在1988 年前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谈及对我作品的印象，他在信中说，我的小说《风泪眼》、《阴阳界》都写了落难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他希望我能以纪实的文体，比较系统地写出我们这一代热爱民族的人（当时《走向混沌》第一部尚未出版）；而今他已去了天国，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我对昔日的生活回访中，英木兰成了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颗闪光的星斗。

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召开，英木兰是作为中国宗教界中的修女，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我想，那些来自地球不同经纬的不同肤色的女性，无论她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想象不到那神态安然的修女英木兰，曾经留下一个中国女性所独有的生命传奇——其中最为令人震撼的一笔，是她曾在极其困顿的劳改生活中，如长虹出世，压倒过全体须眉，那些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女性，她们对中国曲里拐弯历史的了解只是隔靴搔痒，从而无法对这个从历史溶洞中走出来的女人，从今天的形态上去还原她的过去……

谁能破译她体躯内的生命密码？大概只有曾与她有过共同受难的经历，并以人学为研究对象的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