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从陈大龄那边回来后，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想到自己竟然还有一点音乐天赋，心里头很高兴。不过自己真的没心思学琴，只想听人拉琴。一到晚上，陈大龄拉琴的时候，杨红就把电视关了，连灯也关了，闭着眼睛，坐在那里静静地听。陈大龄好像也特别喜欢优美哀婉的曲子，拉的大多数是这一类的。

杨红想，我不能再到陈大龄家去了，免得他起误会，以为我喜欢他。不过如果陈大龄有什么事请我帮忙就好了，那样就可以跟他说说话，而不会感到心虚。早上在这么想，中午陈大龄就来敲她的门，问她:“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杨红心里一惊，他怎么好像能听得见我心里说的话？不过她想起，生活中确实有这种事，别人借了你的东西，好久没还，你正在家里念叨，说怎么这么久还没还来，别人马上就还来了，搞得你以为别人在门口偷听了你的话，其实只是巧合。

杨红说:“别这么客气，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好了。”

陈大龄犹豫了一下，说:“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有一个从前的学生要来，女的，她主要是想证实一下我究竟有没有女朋友。你能不能在我那边坐一会儿，就在那里织毛衣，什么也不用说。”

杨红笑起来:“你要我冒充你的女朋友啊？你如果不喜欢她，怎么不直接跟她说明了呢？”

“女孩子都是又敏感又爱自责的嘛，何必要搞得她在那里追根究底，硬要在自己身上找几个毛病出来呢？”

杨红有点担心:“这样撒谎不太好吧？”

陈大龄笑笑，露出又白又整齐的牙:“你怕撒了谎遭雷打呀？你不是我的朋友吗？你不是女的吗？不算撒谎的。”

杨红答应了，又问:“那我要不要打扮一下，免得丢了你的人？”

“打扮什么，越居家越好。别说什么丢我的人的话，我只怕委屈了你，让她说你这么年轻漂亮，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老家伙。先打个招呼，别到时候你一赌气，就把真相给说出来了。”

快四点的时候，陈大龄就把杨红叫过去，让她坐在那里织毛衣。四点钟的时候，一个挺漂亮的女孩来了，杨红看了一眼，就觉得自己太水货了，别人一看就知道自己是冒充的，不过那个女孩倒没看出破绽。等陈大龄含混地介绍说“这是杨红，这是李晶晶”，李晶晶冲她点个头，就不再理她，只跟陈大龄说话。

刚好这时门卫刘伯上来叫陈大龄下去听电话，陈大龄客气地对李晶晶说:“你坐一会儿，我马上回来。”就跟刘伯下楼去了。

李晶晶问杨红:“你们家怎么不安电话？”

杨红没想到自己还有说话的任务，根本没准备，而且一听“你们家”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她跟周宁的家去了，就说:“刚参加工作，手头也不宽裕，再说集体宿舍也不让安电话。”

李晶晶听了，有点疑惑不解的样子，又问:“陈师母刚参加工作？陈师母跟陈老师不是同学吗？”

杨红也不知对这个问题陈大龄的版本是什么，只好支支吾吾地说:“也算是吧。”李晶晶好像并不真的在乎他们俩是不是同学，只要这一声“陈师母”被杨红应了，就能说明问题了，所以很快便站起来告辞，说:“我还有点事，陈老师回来你跟他说我先走了。”

陈大龄回来，杨红对他说:“你说不用讲话的，现在我应了她那声陈师母，那不是我在骗她吗？真的替她难过。”

陈大龄安慰她说:“当断不断，必为其乱。这种事情只能是快刀斩乱麻。她过了这一段就好了，再说她会觉得这只是个先来后到的问题，比较容易接受。不是她条件不好，只是迟到了嘛。”

“她到底哪点不好呢？我觉得她跟你挺般配的。”

陈大龄忍不住笑起来，说:“你现在的口气听上去跟毛姐一样，看别人都一对一对挺般配的。只要是好人你就会爱上他？不一定的嘛。像你跟周宁，一个班那么多男生，别的肯定也不错，为什么偏偏爱上他？爱情这种事，总要讲点心动的感觉吧？”

杨红想到自己跟周宁的爱情，不知道自己感受的算不算心动，无意当中，就说:“其实我小时候立志是嫁一个会拉琴的人。”说了这句，杨红突然觉得脸发烧，怕陈大龄误会到别处去了，赶快声明说:“那都是小时候瞎说的，其实周宁也算是一个拉琴的，只不过他现在不爱拉了。”

陈大龄就问周宁拉什么琴，听说是二胡，就说自己以前也学过一段时间的二胡，因为提琴是西洋乐器，学提琴怕别人说崇洋媚外。但后来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悲怆，一拉就恨不得哭，所以还是学了提琴。

陈大龄说:“也不知怎么的，就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愁苦，表现的是一种家里揭不开锅似的愁苦。而提琴呢，虽然也可以是哀伤的，但只是一种淡淡的哀伤，或者说是情感上的哀伤。也许这跟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有关。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哀伤，主要是爱的哀伤，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就有很多是直接描写人们在生死线上的挣扎，没有那番经历，是很难体会那样的愁苦的。”

陈大龄就把他插队落户的故事讲给杨红听，说他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那种贫穷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的，感情上的，因为贫穷落后跟愚昧无知是手挽着手的。那里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严重，丈夫对妻子都是呼来唤去，非打即骂。女人想的也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很多小女孩，连小学都不能去上。

杨红听着，就想起周宁的故乡周家冲，心想，跟他家乡那些打骂妻子的男人相比，周宁大概已经算是非常疼爱女人的了。杨红说:“有时真的很想为那些地方的人做点什么，特别是为那里的女人做点什么。”

陈大龄说:“那你可以参加讲师团啊。现在每个系都要抽出人来，组成讲师团，到乡下去宣讲党中央的精神，我也报了名。我倒不太懂党中央的精神，只想去那里教教书，教教琴，也算帮助那里的小孩子。不过H大很滑稽的，走的那天还要披红戴花，让全校师生在学府大道上夹道欢送，搞得我几乎不敢报名了。更滑稽的是，学校还分给我一室一厅的房子。我在这里的时候，不分给我，我下乡去了，反而分给我。其实我这个人，住什么房子无所谓。在那样贫穷的地方待过，我现在无论住什么样的房子，过什么样的生活，都觉得很幸福。物质生活上我是典型的不求上进，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杨红吃惊地问:“你分了一室一厅了？那你要搬走了？怎么你早没说？”连她自己都听出了自己声音中的惊讶，赶快住了口。

陈大龄微笑着，看了她一会儿，才轻声说:“我又不是搬出地球去，我还是在这个学校里的，就在五区，从这里的校门出去，沿着滨湖路，骑车不过十多分钟就到了。”

“那你要去讲师团多久？”

“去一年，如果愿意，待长点也不会有问题。”

杨红觉得心乱如麻，又怕他看出了她心里的不舍，慌忙告辞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