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关很顺利，问的问题没超过朱彼得讲的范围，所以杨红也没觉得交流有困难。出国这种事，一旦语言没问题，感觉就慢慢良好起来。

杨红小心翼翼地把护照等文件收好，又随着大家站进另一个队伍，听说这里是美国农业部检查违禁农副产品什么的。听朱彼得讲，过这一关就有点靠运气了。大多数人什么事都没有，箱子都不用打开，问两句就过去了。但也有运气不好的，带了形状特殊的东西，孤陋寡闻的老美没见过，一惊一乍，先没收再说。

特别是“9.11”之后，美国是草木皆兵，觉得男女老少都像是本.拉登派来的人肉炸弹，颇有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蛮横。海关的工作人员，也并非个个都是精英，有些甚至是做兼职的，朱彼得说他就遇到过一个，是家中学的物理教师，平日里教他物理，周末就来海关把守国门，看见他带的香菇，像牛顿看见坠落的苹果一样研究了半天。

杨红有一点担心，不知道自己箱子里放的那些佐料啊、调味品什么的，算不算形状怪异。朱彼得在班上讲过，说你一出国，就会发现，就算是天涯海角，也改变不了你的一个中国胃。你的胃呀，那真叫爱国，吃什么东西，都比不上吃中国东西让它受用。

朱彼得说很多人刚到美国时，都是穷得吃不起青菜，只能吃鸡腿。吃多了，一听到“鸡腿”两个字就犯恶心。在国外什么都不怀念，就是怀念中国的早点。顺着那个长街，一溜地摆着各种各样的小吃摊，一天吃一样，可以吃一个月不重复。想中国的早点想成了疯，想起那些小吃摊上飞来飞去的苍蝇，都有了亲切的感觉。如果早点不好吃，哪来的苍蝇？所以美国的早点可以说是糟到了连苍蝇都不喜欢的地步！

但朱彼得的另一句话却引起了杨红的反感。他说他在美国每天早上牛奶面包地吃了一年，对移情别恋都能理解了：不管什么东西，你吃久了，就吃厌了。

杨红记得自己反驳他说，“你天天吃米饭没吃厌呢。”

朱彼得强词夺理地说:“那不同，吃米饭是为了饱肚子，没菜也吃不下去的。人们的注意力都是在菜上面的。天天吃米饭，不是吃味道，而是吃习惯，饿了拿来饱肚子而已。菜还是要经常换一换的，不然就吃腻了。”

杨红是顺着他那个移情别恋的路子听的，所以很生气，心想，这话真实地反映了你们男人的心理。男人吃一个女人吃腻了，就想着换个口味。女人有什么腻不腻的？女人大概就如被吃的饭，根本不关她胃口的事。你腻，丈夫也是要吃的；你不腻，丈夫还是要吃的。他有问过你腻不腻吗？

杨红虽然不喜欢那个比喻，但关于中国胃的话还是听进去了的。她知道自己肯定是有一个中国胃的，天天啃面包喝牛奶肯定是不行的。她的胃恐怕还不是一个普通中国胃，差不多是一个方言中国胃，因为川菜、粤菜什么的，她都不爱吃，就爱吃自己家乡的菜，所以她带了很多家乡食品。经过一番精打细算，她带的大多是佐料、调味品之类，这样分量不重，但用的时间长，可以说是带着家乡菜的精华和味道，其他原材料到时候就地取材，像榨菜、辣酱、酸菜鱼底料等等，带了不计其数，不像是到美国做研究的，倒像是来开餐馆的。

还隔着两三个人，杨红这一队的那个官员就在向她招手，嘴里说着些什么，但杨红一紧张，就一句也听不懂了。她身后有几个人指着前边，大概在告诉她官员在叫她。杨红觉得头脑发晕，为什么叫我上前？他有透视眼，看见我箱子里形状怪异的东西了？她搬着沉重的腿，挪向那个官员，心里头惶惑不安，难道我脸上写着“危险分子”几个字？或者我的表情告诉他我带了违禁品？那根本不是什么违禁品啊，看来是遇到一个业余打工的官员了。

杨红先入为主地想着待会儿要怎么告诉官员那只是香菇，英语应该是dried mushroom。但是酸菜鱼底料用英语怎么说呢？她半天没弄明白官员究竟为什么叫她上前。又被身后的人重复了几遍，杨红才听出官员是请她帮忙，先问她会不会讲中文。

这个问题杨红曾在心里反复自问自答了无数遍。

现在被问到你会讲汉语吗？反而不知怎样回答了。我会讲汉语吗？杨红问自己一句，又顺水推舟一般地回答：“会讲。”

官员听到这一句，很高兴地笑了，沾沾自喜地说：“我知道你会讲。”然后指着桌上一盒东西问杨红：“这是什么？”

杨红恍恍惚惚地觉得又回到了中学英语课堂上了，老师指着一些再明白不过的东西，比如她自己的眼睛鼻子耳朵什么的，嘴角挂着窃笑，一本正经地问学生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官员又问一遍。

杨红回过神来，认真看了看那个盒子和盒子里盛着的东西。这回可不是中学英语老师惯常指着发问的那些东西了，杨红看了一会儿，觉得用中文都答不上来。盒子里装的是一些貌似香肠、又胜似香肠的东西。形状像香肠，但颜色泛灰泛黑，不知是什么东西，只好说：“我不知道。”

“请你问问他。”官员指指站在杨红身边的一个男人。

杨红现在才注意到这个男人，原来自己的这一场虚惊，都是因为这个男人。这完全是个扔到人海里没法认出来的那种人，现在能荣幸地引起美国海关重视，也是因为他带的那盒东西。那人现在当然是急得手足无措，满脸冒汗。杨红还没开口，那人就像见到救命恩人一般，冲着她就叽里呱啦地讲了一通。

杨红一句也听不懂，肯定不是普通话，肯定不是周宁的家乡话，好像连广东话也不是。杨红甚至怀疑那是不是中国话，说不定是越南话、柬埔寨话、泰国话什么的，因为那个男人生着一张马来人的脸，眉骨突出，嘴唇外翻，肤色偏黑，应该是那一带的。

“他说什么？”官员问道。

“我不知道。”杨红说完这句，觉得四周一片安静，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反而灵魂出窍般地想起朱彼得说过的笑话。他曾问口语班的人，说如果你只能学三个英语单词，你应该学哪三个词？那些年轻的女孩就娇憨地说要学“我爱你”，结果朱彼得说答错了，你们应该学“我不知道”这三个词。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你能对这个官员说“我爱你”？

杨红又说一遍：“我不知道。”

官员狐疑地看了杨红一眼，又把她的护照拿起来仔细检查了一番，软中带硬地问：“你是中国人吗？你是从中国来的吗？”

杨红恨不得回敬他一句：那护照上不是写着吗？但自己的英语还没纯熟到可以吵架的地步，只好简单地回答：“是的。”

官员仿佛找到了杨红逻辑中的一个大漏洞一般，举起她和那个男人的护照，一字一顿地说：“你是中国人，他也是中国人。他说话你不懂？”

可能因为他讲得慢，杨红不费力地就听懂了这几句，但她张张嘴，说不出一句话。只在心里责怪朱彼得百密一疏，口语班里没有讲到这一个场景，所以自己没有操练过这方面的回答。

如果不是语言障碍，杨红差不多要给那个家伙上一堂政治课了，不扯远了，就从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说起，这些民族大多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中国还有数不清的方言，中国人听不懂中国人的话是很正常的，不要说这个从未谋面的汉子，就是我自己的公公婆婆，我也是听不懂的。

杨红在心里试图将这些话翻译成英语，然后一气呵成地说出来，好说服这个官员，但已经有另两个官员走过来，很客气又很坚决地把她和那个男人带到一间办公室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