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妈的电邮是关于家属探亲的，她说她已经把材料交到学校去了，很快就会拿到探亲的表。大姑妈也催问杨红办得怎么样了。

杨红简简单单给大姑妈回了个电邮，说我还没开始办，因为周宁这学期带着一个实习，要到十一月才走得开，而且我不知道是办周宁一个人，还是连小孩一起办来。听人说丈夫孩子一起办，签证官会怀疑有移民倾向，有这事么？

杨红决定去问问系里的老罗。老罗是个访问学者，也是卡森教授邀请来的，也是持J签证。老罗来了一年了，最近又延长了一年。老罗的夫人肖娴半年前过来探亲，他俩应该知道J签证办探亲的事。杨红知道他俩肯定在系里，因为老罗是个书呆子，加上没买车，整天整晚都待在办公室实验室里，肖娴一到晚上也跟着去系里，在那里上网，找人聊天。

肖娴跟杨红差不多年纪，可能比杨红还大几岁，因为没生过孩子，也不把自己当妈妈级人物看，打扮得挺青春的。肖娴和老罗都是国内C大来的，老罗是教授，博导，肖娴是艺术系的办公室副主任，两个人在国内都混得不错，但听说也在考虑留美或者移民加拿大的事。从外观上看，老罗跟肖娴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肖娴长得很漂亮，就是鼻子矮了点，从侧面看不如从正面好看。老罗人不高，四十出头，可那头顶秃得差不多了。像所有过早谢顶的人一样，老罗也不甘心这么早就剃个光头，所以就让那一圈头发懒懒散散地长在那里，使杨红想起小时候听来的笑话，说有人把秃顶的人叫做“金光县发光区一圈子人民公社几根根大队的毛金贵同志”。

肖娴是个爱交际的人，早就把A城大大小小的去处打听清楚也逛遍了。教堂啊，学生会啊什么的，只要组织活动，肖娴都去参加。以前肖娴都是一个人去参加这些活动，现在有了杨红了，就无论是什么活动，都要拉上杨红。

这段时间肖娴正忙着准备生孩子，说待在这里闲着也是闲着，不如生个小孩玩玩。听说杨红有个儿子，非常感兴趣，催着杨红把儿子的照片给她一张，说天天看男孩，就会怀儿子，然后就详细打听杨红当初是怎么样怀上儿子的，采取的什么体位？上面？下面？左边？右边？什么时候做的？排卵前期？排卵后期？每周多做几次？还是少做几次？每次都把杨红问得面红耳赤，嗫嗫地说不出话来。

杨红向老罗打听了一下办家属探亲的事，老罗说，我也是差不多一年前办的表，很多都不记得了，情况也可能变了，你还是到外国学生学者办公室去问比较好。

肖娴看到杨红，说:“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打电话给你，我在中国学生会的论坛上看到这个广告，这个活动肯定有意思，你想不想参加？”

杨红看了一下，是A大东亚中心中文教研室组织的一个晚会，本周星期三晚上七点，在豪威尔活动中心，先由学中文的学生表演节目，然后包饺子，吃饺子，现在还缺几个会包饺子会做饺子馅的人，所以发个通知在中国学生会的论坛上，紧急呼吁广大中国同学支持学校的汉语教学活动，推广中国文化，云云。

肖娴说，我们两个也去吧，你会不会包饺子？

杨红也很感兴趣，说:“怎么不会？你看这里还说了需要人辅助中文教学的，就是上课时坐在课堂里，老师讲完了，就帮忙辅导学生，这也不难，我们也参加吧。我正想找机会学英语呢。教美国人学中文，不是可以跟他们学英语吗？”

肖娴说:“我闲着没事干，也参加吧。你回一个电邮，说我们两样都想参加。”

杨红当即就给那个叫柯克的联系人发了一封电邮。柯克很快就回了信，说十分欢迎，又讲了一些具体事项，还问到时候要不要派车来接。肖娴说学校有车到那个豪威尔活动中心，不用接了。杨红就回说不用接了。

把这事办好了，肖娴才告诉杨红，说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在教堂碰到的那个中国人玛丽？她就是在东亚中心搞的晚会上认识杰森的，去那个晚会的美国人，不是学中文的，就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所以对中国女人也感兴趣。玛丽比杰森至少大十岁，可是两个人爱得要死要活的，为这事，玛丽的丈夫都动手打她好几次了，每次都是邻居叫警察来解围。有一两次，还把玛丽的丈夫抓警察局去了，后来玛丽自己跑去把她丈夫领回来，说邻居弄错了，她丈夫没打她。

“那玛丽干嘛不离了婚跟杰森在一起？”杨红像所有旁观者一样，一眼就能看到解决办法，也搞不懂为什么当事人就看不见这一点。

肖娴撇撇嘴:“她是学生家属签证，离了婚就没身份了。”

“杰森不是美国人吗？跟美国人结婚不就有身份了？”

“谁知道，可能杰森没有结婚的意思吧。美国人嘛，讲的是爱情，哪就谈到结婚了？二十郎当岁的美国小伙子，哪里知道中国人有身份问题要考虑？”

玛丽的故事还没聊完，周宁就打电话来了。周宁这段时间电话打得挺勤的，而且大多是这边晚上十点左右打，像查岗一样。两口子拉了一会儿家常，周宁就邪邪地说:“真的很想你呢，早知道旱起来这么难熬，走之前就多做几回，狠狠涝它一下。好多年没做过春梦了，昨晚做了一个，在床上画了个地图。”

杨红总不习惯跟周宁讲这些，就把话岔到一边，交代周宁一定要送儿子上幼儿园，不要一听他哭就由着他。打完电话，杨红就有点心神不定了。刚才周宁提到夫妻之间的事，又勾起杨红的担心。七月初做的人流，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老朋友”还没来，是不是怀孕了？如果是，那怎么办？美国可以做人流吗？听说美国很反对人流的，如果不能做，那又怎么办？

杨红心里有事，就放不下，到了晚上，就睡不着，然后就一趟一趟地上洗手间。海燕在客厅看书，怕开着灯安吉拉睡不着，看见她十分钟不到就上了两三次洗手间，问她:“睡不着？掉情网里了？”

杨红犹豫了一下，决定向海燕打听一下人流的事，就说:“哪里有什么情网。是有点担心怀孕了。”

海燕说:“怀孕有什么好担心的？是大喜事呢，这里又没人管你生几个。现在就业情况不好，很多人都在抓紧机会生孩子，你没见这块好些个大肚子。”

“可我是要回去的，哪里能生？”

“不生，就做掉啰。”

“美国能不能做掉呢？”

“怎么不能，不过是要花几百块钱罢了。”

杨红听到几百块钱，有点心疼:“要几百块？那不是几千人民币？”

海燕笑起来:“刚来的人都要在心里换算一下。不过你医疗保险说不定可以使用。你还没肯定是不是怀孕呢，急什么？”

杨红想了想说:“我做流产已经一个多月，但我老朋友不那么规律的，所以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怀孕。”然后就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下。

海燕笑着说:“你那叫什么不规律？你规律得很。古书上就有记载，两月一次的叫‘并月’，三月一次的叫‘季经’，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如何将‘月刊’改为‘年刊’呢。你一不小心就走在了时代前列，高瞻远瞩，优秀得很。”

杨红不相信自己半辈子埋在心里的耻辱就这样简简单单地被解释掉了:“真的？就这么简单？”

“那你还想搞多么复杂？是不是为这事一直担心自己不正常啊？”

“还真被你说中了。早遇到你就不担这些年的心了。”

“这不是遇不遇到我的问题，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很深奥的知识，很多人都知道。只是你太爱面子，很多事习惯于藏在心里，怕人知道，不敢问人，早问早就放下包袱了。其实怕人知道本身就是个很大的包袱，背在身上很沉重。美国人这方面比较单纯一些，他们不把家丑当家丑，而是当国耻一样公开讨论。夫妻有矛盾，就找婚姻顾问、心理医生咨询，事无巨细，全抖搂出来。酗酒啊，恋物啊，就跑到这样的讨论班去，大家都在那里畅所欲言，说出来了，就轻松了，一是不再害怕别人知道了，二是发现还有那么多人跟自己一样，大家彼此彼此，你不笑我，我不笑你，别人能克服我也能克服，别人能戒掉我也能戒掉。”

杨红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就心悦诚服地说:“我这个人就是太爱面子，怕别人笑话，很多事憋在心里，很难受。”

“有事不要憋在心里，憋着，不光是心理上累，连身体都会有反应的。我有段时间，跟我老公关系不好，离婚又怕别人笑话，在一起又吵吵闹闹，心情烦闷，动辄胃痛，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很久了，才发现完全是因为生闷气造成的。不生气，胃不痛；一生气，胃就痛。”

杨红想到自己这四年来心口痛的毛病，很有同感:“其实我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就是想不开。”

“遇到想不开的事，就想想最坏的可能是什么。对最坏的可能作个思想准备，剩下的就不怕了。听说那些等候宣判的囚犯，最痛苦的就是等候的日子，一旦判决书下来了，哪怕是死刑，心里也不像等候的时候那样焦急了。像怀孕这种事，最坏的可能就是怀了，又不准备生，要花这几百块钱。钱嘛，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花了再挣回来就是了。”

夜晚躺在床上，杨红老半天没睡着，倒不是担心做流产的事，而是想到自己这一生中，可能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就是那时候没有跟陈大龄去。那时候担心的，一是怕周宁有个三长两短，但那个担心很快就被证明是多余的，因为周宁早就不记得他说过跳楼的话了。真正阻拦自己走向陈大龄的，是自己的两块心病。一块就是自己不是黄花闺女了，另一块就是自己可能是个不正常的女人。现在看起来，这两块心病都是自己臆造出来的，陈大龄也许根本不计较我是不是黄花闺女，而我也没什么不正常的。如果那时候——

杨红不愿再想下去，也许这就是海燕所说的性格悲剧，说到底，还是自信心太弱，自尊心太强。怕自己不能使陈大龄幸福，怕他会瞧不起自己，怕自己配不上他，还没迈步，就心有余悸，最后却发现自己的担心都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这也可能就是所谓“度”没有掌握好，该争取的时候选择了放弃，落得终生遗憾。

杨红想起再过两个星期就是自己的生日了，不过这一次是不可能收到陈大龄的明信片了，因为他不知道她在美国的地址，他会寄到H大去。要不要写封信给他，就算是告诉他我的新地址？还是算了吧，现在告诉他也来不及了，因为寄封信到中国得十五天，等他收到信，生日就过了。

不知为什么，想到陈大龄的时候，杨红老有一种筋疲力尽、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感觉，爱过，痛过，悔过，一颗心好像已经碎成了片，每一片都浸透了爱，挥之不去，永远都没办法清除，却没有力量把这些碎片糅合起来，变回那颗完整的心，再猛烈地跳动。现在想到陈大龄，只有一点还牵牵挂挂：不知他结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