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寒假，小苏登记结婚，并于同年九月去北京求职，赔了农药厂两万块。次年有了一个女儿。小苏成为外资企业白领，不再从事化验工作，一切皆如意。稍嫌美中不足的是，新世纪来临后，他被公司派遣到香港，常驻两年，不能带眷。我曾经去香港，顺道探望他。他住的那条街一半是卖五金的，一半是妓院，每到夜里，妓女们就抬着灯箱放到门口，上面印着她们的裸照。不知道小苏是怎么熬过这种时光的，也不知道他被女研究生薅了多少次衣领。在我看来，皆是命数。此乃题外话，小苏的故事还没结束。

春节之后小苏回到戴城，狗跑了。

狗寄养在农药新村，由我和杨迟轮流看护。这很热闹，既有孩子也有狗。我们敢于养狗，也是吃准了春节期间打狗队的人不敢轻举妄动，不然老子大年初一去他们家里送花圈，谁受得了？过了这段时间，我们还得遵守既往的秩序。小苏也从河南回来了，我们把狗送回去，刚放出笼子，这狗大概是有点不适应，一溜烟跑出门，直窜到大街上去了。

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三人合力追狗，跑得半死才能逮住，然而这次情况更糟糕，戴黛大哭起来，我们必须留下一个人安慰她，只剩两个人去追狗。从几何学的角度来说，效力减半。这狗在家还算懂事，一出门就抓狂，变得疯癫异常，而且会咬人。

留下杨迟带小孩，我和小苏追了出去。那时的马路就像遭了袭击，春节之前小偷们回家，先把窨井盖偷了一轮，政府部门给补上了，春节之后小偷回城，又偷了一轮，又变成一个个黑洞，只能用木板充当井盖，承重不行，容易栽下去。我怕窨井，我告诉戴黛，不要踩井盖，哪怕它看上去很结实。孩子虽小，但只要不停地在她耳边说这件事，她会记得深刻。有时候我甚至想，哪怕她忘记我这个人也无所谓，只要记得我说过的，别踩窨井盖。

我们追了一路，跌跌撞撞躲开那些木板井盖，到了一条街上，小苏倒吸一口冷气，看到前面一个笆斗大的招牌：苇村狗肉。

苇村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消失了，它成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某一处地基，当地的农民都住进了楼房，变成开发区的户口，征地赔偿的钱够他们打三辈子的麻将，只要别赌得太大。他们的孩子因为暴富，多半不再从事任何工作，稍有志向的就在园区找份保安工作，每天穿着制服在街上晃几圈，就当锻炼身体。我们非常羡慕他们，但我们是城市户口，就算征地征到我家，也是一顿乱棍把我赶出去，迁到满是野鸟和蝙蝠的乡下，那儿会有两栋孤零零的公寓楼等着我们，周围全是野草。

当苇村还存在的时候，它有一个著名的特产，红烧狗肉。狗肉店遍布城乡。这一带的人认为，夏天吃狗肉不洁，冬季则大补，因此狗肉店通常秋天开张，到春天时则关张做别的生意。苇村狗肉烹法仅红烧一种，不带皮，选材也不太讲究，不如贵州花江狗肉那么有名。然而照样馋人，出锅之后狗肉的香味独特，隔着老远就能闻出来。苇村消失以后，人们仍然想吃狗肉，那些开狗肉店的人也比较有志向，不想回去打麻将做保安，因此这个特产还存在。这不奇怪，国际连锁炸鸡店声称来自肯塔基，可是哪一只鸡都是国产的，也没有人在乎肯塔基州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小的时候，苇村狗肉店都在店里宰狗，周围的人张着嘴看。鲁迅说北京最常见的是一群人张着嘴看杀羊，一点没错，真的都张着嘴。场面终究血腥。到了九十年代不这么干了，运来的都是肉块，有些店里直接卖成品。但这不能说是人们仁慈了，而是物流水平提高，集约化效应，换句话说，就算我不会宰狗，也可以掏钱加盟。

我们追到这家店门口，狗的白影一闪，钻了进去。它大概是闻到肉香了，殊不知这是它的同类们散发的死亡气息。店里很多人，纷纷抬起脚喊，狗，狗，快捉住。狗奔进了厨房。我急了，追到厨房门口被一个系着烂糟糟白围裙的帮工挡住了。

“我的狗钻进去了。”我说。

“你站到橱窗口等着，一会儿给你端出来。”帮工说。

“开什么玩笑，操。”我没好气地说，“把狗给我牵出来。”

“你再说得不客气一点，看看你的狗是不是会自己出来。”帮工嘲笑我。

小苏走过来，很礼貌地解释了一下，厨房里同时传来狗的尖叫。帮工没理小苏，指着我说：“很着急，是不是？以为我会宰了这条狗，是不是？”周围的人都在笑。帮工说：“你这京叭瘦得，两斤肉都不一定称得出来，我们这儿要的都是肉狗，得像你一样壮的。”

我说：“我操，你今天是想死，对吗？”帮工说：“大家评评理，他的狗跑进我的厨房，他居然还嘴硬。”周围人说：“他是年轻气盛，但是你也太损了。”我说：“别怂，世上最怂的就是让大家评理。我要点火烧了你这狗店。”周围人说：“妈的，都不是省油的灯，你们俩赶紧出去单挑吧。”

这时从厨房里出来一个女人，拎着个血迹斑斑的麻袋，里面是小苏的狗。女人把袋子放在地上，先一巴掌把帮工拍了回去，然后对我们说：“拿走。”

我看了看袋子，狗在里面吓傻了，如果把它放出来，大概又会沿街跑掉。我拎了袋子就走，小苏跟在我后面。女人说：“虽然不能吃，但可以卖钱，值好几百。现在帮你们捉住了，也不懂谢谢我。”

我说：“谢你妈个鸡毛，屠狗之辈。”

女人摇头叹气：“这俩傻逼，养只狗都不知道用绳牵着，这么冷的天也不弄个绒线背心，狗都快冻死了。还说我屠狗，赶紧滚吧。”

我拎着袋子往回走，越想越生气。小苏劝了我一会儿，后来说到屠狗这件事。我说：“中国人爱吃狗肉，这个好像很受歧视吧？国际上都不吃狗的。”小苏说：“其实中国人也知道吃狗肉不好，狗肉不能上正桌，杀狗的都是贱民，但是架不住狗肉的香。”我说：“外国人为什么能架得住？电视里放节目，所有的外国人都他妈像馋鬼，到了中国就知道吃。这么馋，为什么不吃狗肉？”小苏说：“我也不知道，电视里的外国人都挺假的。另外也不能说外国人都不吃狗，万一有人爱吃呢？这不是口味问题，而是民俗习惯，让你吃蜗牛你也不行。”我想了想，点头同意这个观点。当然，我没吃过蜗牛，想不出什么滋味，只觉得有点恶心，我更没想到自己后半辈子会真的爱吃蜗牛。

到了小苏家门口，看到老杨牵着戴黛，顶着寒风等我们。老杨说：“戴黛急坏了。”又看看麻袋，以为狗被汽车压死了。我们进了院子，放开麻袋，把狗抱出来，小苏弄了根绳子给狗拴上，至于绒线背心，我得去问我妈是否愿意给狗织一个。戴黛对狗说：“你不乖。”狗很惭愧地趴在她脚边。

看到戴黛这样，我心想，被傻逼骂一顿也值了，就不再耿耿于怀。孩子有点古怪，给她什么玩具都不太玩，放在一边呆看。只有这条狗是她说话的对象。如果它跑丢了，我很担心她又会变得自闭。我们得好好伺候它，死了丢了都会让她伤心。后来发现她给狗取了个名字，叫汪汪。狗还挺认这名儿。我们有时候喊它，都称呼它傻逼、二货、戆卵，这其实不是它的名字，而是绰号。我不知道一条狗为什么需要绰号。

福利院也有不靠谱的时候，有一天跑去接戴黛，发现她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近似惩罚性的措施。蔺老师不在，一个中年女老师带班，她说她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大概戴黛这一阵子跟我们玩在一起，福利院疏忽了她的仪表，所以就给她剪了一下，绝对不会是惩罚，不要以为像英国人那样（来自《简·爱》的桥段），其实是因为没有专职的理发师，都是老师们自己剪的。

戴黛跟我们回家，在镜子前面照了一会儿。杨迟的爸爸打趣说：“这下难看了。”戴黛对此没什么反应。这很奇怪，五岁的女孩知道爱美了，并且她自己也主动去照过镜子，但她并不难过，好像那只是别人的头发，她只是出于好奇看一看。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和杨迟的爸爸妈妈最亲热，其次是杨迟，再次是我和小苏。时间久了，我们三个周末不一定有时间去福利院，杨迟的爸妈就坐上公交车接送孩子，后来也不想这么颠簸，干脆把孩子留在了家里，一个电话打给福利院：“今天戴黛不回来了。”这是违规的，但福利院拿他没辙，不可能派个人来把孩子揪回去，也就任由他们处理了。

女研究生问我们，打算怎么办，我们回答不上来。我们知道孩子会被领养走，但一直没说出来。杨迟的爸爸存了一个美好的愿望：把戴黛养大，小学中学大学，找工作，变成一个正常的姑娘，类似蔺老师，但有两条绝对不能再重演，第一不能让她去农药厂，这浑蛋厂肯定坚持不到二十年后，第二不能像蔺华一样回福利院上班，那儿工资太低。照杨迟的爸爸看来，二十年后的人们应该全都在高新技术开发区，拿外资企业的工资，住在漂亮的公寓楼里，出门开汽车，回家有保姆伺候。我说您这个不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嘛，按我小时候的教育，还有两年就可以实现了。杨迟的爸爸说：“哎，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件事现在怎么不提了？”我说：“现在改提小康社会了。”杨迟的爸爸说：“那我们到底实现了吗？”我说：“国防现代化肯定实现了，现在没人敢欺负我们国家，其他的不知道。”杨迟的爸爸说：“不错，就连美国都不敢打我们了，苏联也完蛋了，好歹不用打仗了。”

总之，按照这幅蓝图，不必再担心太多。美中不足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一直持续到九八年还没好转，中国的问题似乎不大，电视上天天说我们挺住了，索罗斯拿我们没辙，但是也够险的，差点让那个王八蛋单枪匹马把半个亚洲给灭了。大家打着麻将顺便又感叹了一下，东南亚小国，拖后腿啊，搞军事不行，搞经济也不如我们嘛。我们无敌。

冬去春来，有一天我们带着戴黛去了儿童乐园，我开飞碟的地方。飞碟还没修好，一年多了，锈得不像样子。我想起宝珠。九七年的夏天我去戴城大学拿毕业证书，顺便去找宝珠，别人告诉我，她出现过一次，也是拿文凭，然后就走了。我曾经把家里的电话留给她，但她并没有来找我，天知道她在哪里呢。

杨迟和小苏去办事，我带着戴黛逛园子，忽然看见前面走过来一对母子，就是曾经给我下咒的，飞碟开不动，冰面上滑一跤，我还记得他们。男孩长大了一点，女的还是老样子。我的形象已经和从前不同了，看了他们一眼，打算错肩而过，不料那邪门男孩竟把我认了出来。他对女人说：“他就是那个开飞碟的。”

“我不开飞碟，你才开飞碟呢。”我说。

“你不说话还好，一说话我也把你认出来了。”女人说。

“再见吧。”我说，忽然又有点心痒，回过头说，“你们怎么不去戴城乐园？那儿可好玩了。老跟这个鬼地方转悠有什么意思？”

男孩说：“你才是鬼呢，你会变成鬼的。”

我一摸脑门，心想不能跟这个小浑蛋多说话，被他咒了要倒霉。戴黛忽然对男孩说：“你是个坏蛋。”

“我在学校门门考一百。”男孩骄傲地说。

“屁咧，你一个小学生，学校里也就语文算术两门课。”我说。

“我奥数都学的！”男孩说。

奥数算个屁，老杨当年也念过，奥林匹克生理卫生都念，长大了还不是照样卖农药。我还没说话，戴黛认真地说：“但你还是个坏蛋。”

女人说：“这孩子是你的吗？”

我说：“是我女儿。”

女人说：“不可能是你女儿。”

男孩说：“她没爸爸。”

戴黛说：“你们是两个——大嘴巴的妖怪！”

我哈哈大笑起来。女人很生气。我对戴黛说，跟我一起喊，我们不怕妖怪。“一，二，三，我们，不怕，妖怪。”戴黛补充说：“大嘴巴的妖怪。”

我们扔下这对妖怪，到公园的湖边去看风景。我对戴黛说：“你很厉害。”孩子不明白，说：“厉害什么？”我说：“我本来很害怕这两个人，现在不怕了。”孩子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有你在啊。”

我们一起蹲在湖边看鱼，过了一会儿，老杨和小苏来了。杨迟大骂：“不是在儿童乐园玩的吗，怎么跑湖边来了？你去配台拷机，以后找得到人。”我说我这个样子，连份工作都没有，家里电话费都快交不起了，配拷机这么时髦的事情轮不到我。杨迟拎起衣襟，给我们看他别在裤带上的新拷机。

“现在你可以随时找到我。”

“去县城也能找到吗？”

“县城不行，”他沮丧地说，“只能在戴城拷我。”

“你一年有八个月都在县城，竟然好意思说随时找到你。”

我们在街上闲逛，戴黛骑在我脖子上，孩子有点重了，走了一段路，脊椎骨受不了，好在有三个男人，轮流驮着，整条街上没一个孩子享受这种待遇。就这样，我们又遇见了熟人，歪歪。

歪歪气色不好，一问才知道失业了。老杨说，亚洲金融危机是他娘挺可怕的。歪歪哭丧着脸说，不是的，前阵子跳槽去了SONY做文员，有个龟田喜欢上了她，要追求她。歪歪嫌他学历不高，不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龟田君和我一样，气量有点小，翻脸了，辣手摧花直接把歪歪送到了车间里，世界著名的电子产品流水线上。歪歪好不容易混上了文员，现他妈又成了矬逼女工，再一看，这条流水线上好多都是本科和大专毕业的，仿佛身负罪孽的人掉进了地狱，别指望再爬上去了，只能辞职出来。这么夹缠不清说了一通，苦大仇深，投奔新四军的心都有。我们听得头昏眼花。歪歪最后才指着戴黛问：“这谁家的孩子啊？”

“老杨的侄女。”我不想跟她多嘴，撒了个谎打算溜走。忽然听到一声大喝：“路小路，你还在纠缠我妹妹！”我腿一软，看到歪歪的哥哥从旁边转了出来。我怕他，转身就跑。这矮子比我蹿得快，一脚扫在我踝骨上，我像西藏的信徒一样磕了个长头。杨迟不忿，说：“哎，你怎么打人？”走过去要揪歪歪的哥哥，我想提醒老杨别惹这个太岁，但我摔闷了，说不出话。歪歪的哥哥从原地跳起，一米六的身高，踢到一米八的高度，正中老杨面门，也倒了下去。小苏说：“你太过分了！”歪歪的哥哥再次踢高腿，小苏有了防备，往后急退，不料矮子踢的是鸳鸯连环腿，可以像拧了发条一样踢下去，一直踢到天安门。小苏牵了孩子，感到害怕，先把孩子塞到身后，脸上也挨了一脚，坐倒在地。这时才听见死八婆歪歪喊：“住手！”

我站起来，老杨和小苏都坐在地上，脸上各有一个鞋印。戴黛已经吓傻了。

歪歪把她哥哥臭骂了一顿。矮子也知道一下子踢翻三个人有点浑蛋，但他高兴起来管不住自己的腿，就从口袋里摸出四张票，给了我们。

“蹦床表演，今天晚上我的场子，你们一定要来看。”

杨迟这才敢说话，摸着下巴问：“什么是蹦床？”

歪歪的哥哥来劲了，立即介绍蹦床运动。我们都很无知，以为是马戏团。歪歪的哥哥说，放屁，这是下届悉尼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我们国家正在重点培养，要拿奖牌的。杨迟说：“这么说你要去参加奥运会？”歪歪的哥哥沮丧地说：“我已经过了黄金年龄了，现在只能在市里面表演。要是早几年，我拿到奥运冠军，就发达了。”

说到这里，我们顺便骂了一下悉尼奥运会。妈的，当年北京申奥输掉，我正好在老杨的学校里，电视里一公布消息，男生寝室所有的热水瓶都从窗口飞了出来，输得窝囊。歪歪的哥哥也很讨厌悉尼，但是他又说，如果没有悉尼奥运会，蹦床在中国确实跟马戏团差不多，所以他还得感谢悉尼。这本账只有他自己算得清了。

我们送走了这两个大仙，擦了鞋印，继续在城里逛。

在闹市口，老杨的屁股被人捏了一下，大怒，回头一看差点哭了。是绍兴师姐！

“你怎么来了？”

绍兴师姐真他妈的意气风发啊，穿着职业套装，外面一件藏青色的羊绒大衣，挎着小包，笑吟吟地看着杨迟和我。我们又介绍了一下小苏。绍兴师姐对杨迟说：“我早就不在绍兴了，现在在上海一家金融软件公司里做销售，都快两年了，刚升部门主管。你现在在哪儿上班呢？搞那么矬？”

杨迟说：“戴城农药厂金牌销售员。”

“你爸爸不是这个厂的吗？”

“现在我也是。”杨迟说。

绍兴师姐有事，本来急着要走，但还是耐着性子绕老杨转了一圈，说：“操，娘希匹，法克，你怎么能卖农药去了？”杨迟说：“我也不知道。时不利兮骓不逝。”绍兴师姐看了看手表说：“我今天要谈客户，不跟你啰唆。小孩是谁的？”杨迟说：“我的。”绍兴师姐说：“不对啊，我九五年跟你分手，到现在才三年，你怎么搞出这么大一个孩子了？”杨迟说：“这说来话长，你陪我喝茶，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你。”戴黛适时地拉了拉老杨的袖子说：“爸爸。”我和小苏都笑倒了。

绍兴师姐有点生气，说：“杨迟，你瞒了我多少事吧？”又对戴黛说：“姑娘真漂亮，叫我阿姨。”戴黛说：“阿姨，我爸爸刚才被人打了。”绍兴师姐说：“你爸经常被人打，习惯了就好。”又指着杨迟说：“我今天真没空陪你。我有你家里电话，只是一向想不起来找你。回头我来扒你的皮。”

她急匆匆地走了，杨迟忽然一拍脑袋又追了过去，说：“我把你送的睡衣弄丢啦。”绍兴师姐头也没回地说：“知道了啦，你现在结婚了，还敢穿我送的睡衣？”杨迟站在原地大喊：“我没有结婚，我连个女人都没有，是单身爸爸！”街上很多女人都扭头，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绍兴师姐转身，一边倒退，一边摇晃着肩膀说：“我会打你电话的。”杨迟撩起衣服，露出裤带和脏兮兮的棉毛衫，别在腰里的拷机，继续大喊：“我有BP机——”绍兴师姐嫣然一笑，掏出一个小巧的移动电话冲他扬了扬，喊了一串数字，是她的号码。我和小苏都替老杨记下了。

藏青色羊绒大衣一闪而过，整个戴城暗淡无光。老杨怅然地站着，直到她走远。我们都累趴了，这一天遇到了太多的人。

我问杨迟：“你要去上海吗？”

“戴黛怎么办？”老杨说。

我又问小苏：“你要去北京吗？”

“我也不舍得戴黛。”小苏说。

我点点头。我们暂时还留在这里，天空晴朗，仿佛没有明天。但另一个时代的影子已经来到，我有这种预感。

那天晚上，为了让戴黛见见世面，我们去看了蹦床表演。

我们走进年久失修的市区体育馆，它像一个烧焦的锅子倒扣在老城区，看着叫人心凉。在遥远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有一座新建的体育馆，我曾经去过，周围一带是荒草，最近变成了乱糟糟的工地，据说一个现代化的社区将会围绕着它而诞生。我对这所老旧的体育馆很有感情，整个青少年时期在它附近打架、泡妞、发呆，有时候还进去打打篮球。它本来应该被拆除，荡然无存使我的记忆产生一个凹坑，但由于它太坚固太庞大，垂死而又负担着几十万即将奔向新区偏偏又奔不动的人们的体育生活，所以暂时还得倒扣在这里，谁也说不清它的未来会怎样。

在体育馆里，我们没有找到歪歪。灯光亮起来。好多年前我在这里看过著名歌星毛阿敏登台表演，场馆座无虚席，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我在最后一排，用了个塑料望远镜才看到模糊的、放大的毛阿敏。

我们坐在了第一排，蹦床表演没什么人看，全场就百十来个观众，估计也都和我一样，拿的是内部票。后来觉得第一排的位置太低，小孩看着费劲，就挪到第十排。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主持人，重点介绍了蹦床运动的起源和发展，表演开始，音乐如暴雨倾泻，八个穿金色比基尼的少女转着呼啦圈出来了。她们扭动腰肢，摆动大腿，甩动脖子，每个人身上都旋转着最起码五个呼啦圈。忽然一声断喝，“有请呼啦圈女皇、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娜娜小姐。”一位长发少女像海豚般腾跃而出，面带高潮后的红润与满足，从地上拽起三个呼啦圈转了起来，接着是第四个第五个。到后来她已经没法弯腰拿呼啦圈，就由工作人员朝她身上放。她腰里转十个，金鸡独立，手上腿上各转五个，脖子上还转三个。我数下来是二十八个，但工作人员介绍说她转了三十二个，又说，她最多的时候可以转四十个呼啦圈。

杨迟忽然说：“我还真记得这个娜娜，上过报纸的。听说是杂技团的，从小就训练呼啦圈，后来拿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爹妈都是禽兽。”

“为什么禽兽？”

“马戏团，杂技团，都得从小训练起。爹妈要是还不那么禽兽的，怎么可能送小孩去学这个？”杨迟说。

我说：“你也别太得意，你们俩从小训练数理化，现在为农药厂服务。”

杨迟说：“你丫真是个不合时宜的家伙。”

小苏说：“其实路小路讲得有道理。”

杨迟说：“要是不学数理化，我现在也得在这儿转呼啦圈。”

小苏说：“娜娜的爹妈或许也是这个想法，要是不学呼啦圈，她能干什么呢？”

娜娜的表演结束了，可以看出她很累，我们鼓掌，并鼓励戴黛也鼓掌。场馆里就我们四个人在鼓掌。娜娜忽然跑到我们前方，深鞠一躬，朝我们挥挥手，随后轻盈地蹦回了后台。接下来是一连串的人翻跟斗，然后搬出四个大弹簧床。蹦床表演正式开始了。两个比基尼少女，两个新石器时代装束的小伙子，跳上蹦床，就在空中翻起了跟斗。

说实话，还挺好看的。

这时有小贩过来兜售玩具，全是塑料枪。小苏说，小孩不能玩枪，太残暴。这种话在中国人听来简直是狗屁，我们玩枪是为了保卫祖国。小苏说，美国人都不给小孩玩枪的。我们说，戴黛是女孩，你以为她会去美国抢银行或者枪击校园吗。给孩子买了一把红色的，会闪光，会发出刺耳的嚣叫。她还挺会玩的，拿起来指着小苏的脑袋先打了一枪。小苏痛苦地摇摇头。

歪歪的哥哥上台了，我们终于见到了他，矮子上了蹦床，越跳越高。杨迟摇头说：“我算是知道为什么没躲开他那一脚了，专业飞人啊我操。”歪歪的哥哥面对着我们，每一次起跳，都会和我们平视，打个招呼。我就看见这个人像炮弹一样上上下下，完全违背了日常的生活经验，非常魔幻，非常滑稽。戴黛忽然说：“爸爸，这就是下午踢你们的人。”杨迟说：“是的就是他，他厉害吧？”戴黛说：“我给你们报仇。”孩子举起枪，歪歪的哥哥每跳上来一次，她就照着他打一枪。如果是真枪，他等于是送上了弹道，已经死了十五六次了。场馆里就这么几个观众，歪歪的哥哥看得一清二楚，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会在半空中跑过来把我们四个人都踢死。

孩子乐屁了。现在不但小苏摇头，就连我和杨迟也颇为担忧，这么玩下去，她长大了可能真的会变成个枪击犯。我们虽然是流氓，但不能教出一个流氓女儿，她应该是淑女才对。

我们没收了她的枪，她有点懵，我们就说会送个洋娃娃给她，她摇摇头，说自己不喜欢洋娃娃，喜欢枪。喜欢也不给你玩，你一姑娘家的必须玩洋娃娃！表演越来越精彩，现在有一群人在空中翻滚，稍不小心，他们就会掉在地上摔残。我们看得眼花缭乱，后来发现歪歪的哥哥已经偷偷溜下蹦床，正在朝我们这儿移动，我们抱了戴黛就跑。孩子趴在老杨肩头，继续朝矮子打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