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小苏住在闹市区，那个地方叫花街。一条小巷通向外面的大马路，路上全是被偷了盖子的窨井。那条大马路有一段很繁华，百货商店与名牌专柜鳞次栉比，过了这一段则冷冷清清，晚上路灯都不太亮，小偷专门在此活动。再往西，靠近高新区的一带，忽然又变得热闹了，尤其是晚上，灯光旖旎的宾馆酒吧，还有我们初次见到的：桑拿房。

我那时候天真了，以为桑拿房就是蒸桑拿的，杨迟说，楼下洗澡，楼上打炮。这种口气一听就是去过的，但他拒不承认，说自己陪客户去，客户到楼上去欢快，他在楼下蒸。我说，蒸这么久你该熟了吧？老杨说，我可以去打打电子游戏啊，桑拿房里什么都有。后来他又说，当然啦，一个男人的好奇心你们也应该知道，我去看过一点点，姑娘们都在玻璃橱窗里，那个叫作“金鱼缸”，你可以随便挑。小苏作为一个男人也好奇了，问：“真的可以随便挑吗？”杨迟遗憾地说：“小苏，你已经结婚了啊。”

那个地方是戴城的红灯区，说起来，离小苏家里最近。他住的花街，这个名字很不正经，令人联想到妓院一条街。其实不是的，从我小时候起，街上住的就是些普通老百姓，并没有鸡。到了小苏这一代，桑拿房也不会开在小巷里，花街徒有虚名，直到有一天黄昏，我们在巷子里带小孩玩，看到一群低胸露大腿的姑娘，像他妈文工团会演一样，披着棉大衣往红灯区走。没错，她们在这里租房子住。

那时候人们还不适应和妓女住在一条街上，觉得她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后来楼上的万师母打破了这个格局，但还是不太一样，人们普遍认为万师母是被迫的，而其他妓女是自愿卖淫。这个看法，其实不够公平。

在小苏家门口，我们看到低胸露大腿的姑娘走过，她们是去上班，否则不用穿成这样。她们坦荡荡地走过街道，瞄我们一眼，并不说话。我们脸红心跳犹如裸体。我在想，她们为什么不在街上勾引我们，那就不必去上班了。她们为什么不这么干，像万师母那样走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吃话梅”（想到万师母向我走来，我就得吓昏过去）。后来杨迟说，她们是夜总会的，不是阻街女郎，夜总会有一套严格的流程，你不能进去就嫖。这流程使一切顺理成章，使“工作”具有存在感，说白了它可以让姑娘多挣点钱，少出点力。

在杨迟的营销生涯中见过各种卖春的姑娘，他说最惨的是停车吃饭的地方，姑娘们接待的都是卡车司机。卡车司机是世界上最寂寞的职业，常年跑运输线，看着世界流逝而找不到人说话。夜里他们也开车，他们睡觉的时间很短，不太有机会嫖宿，只有在饭后匆匆打一炮。那些姑娘伺候卡车司机也很辛苦，因为寂寞的人总是充满了怨气。然而，即便如此，她们还是努力地接着生意，希望更多的卡车司机光顾。在某些最低级的地方，她们穿着大衣，里面赤裸着身体，走到黑夜中的公路边，向着呼啸而来的远光灯打开她们的衣服。

杨迟说，在南方的城市，那些宾馆楼下坐满了姑娘，足足有上百个。她们坐在潮湿闷热的地方，场面非常壮观，她们有时喊你“老板”，有时喊你“亲爱的”，有时会免费抚摸你，有时则显得沉静孤独。杨迟还说到县城，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县城，钱多人傻，外地的姑娘会大量涌入，那些穷困的县城则比较保守，在最穷的地方，他们从人贩子手里买女人。

杨迟说，嫖娼是很堕落的，真的堕落，他卖农药最烦的就是带客户去嫖娼。这件事还不能明着说，钱是厂里报销的，名目是餐费娱乐费。客户洗桑拿，他在外面待着，有时候他觉得这才是最大的慈善业，因为那些钱至少有一半是到了姑娘手里，而她们实实在在都是穷人，她们挣来的钱也会寄到一个很穷的家里。我抬杠说，高级妓女都比你有钱，女明星也是高级妓女，跟富豪睡一觉挣几十万呢。杨迟说，好吧，我希望所有的男人都能嫖上高级妓女，挥金如土睡女明星，那样看起来就不太堕落了。

这是九十年代的新风貌，这些事情说给后来人听，人们都不觉得有什么惊奇的，因为它变成了惯常的风景。在我们当时看来，它既新鲜又可怕，道德感一下子崩溃了。你要知道，我们是迹近烂仔的人，我们的道德感都撑不住，就别说其他人了。然而它们牢牢地占据了这个位置，比我们更顽固，也更真实。

我不止一次问杨迟，你嫖过吗。杨迟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但他的态度有很多种，有时斩钉截铁，有时羞涩，有时犹豫。我也问过小苏，小苏的回答是：你在说什么啊。这就是真没有。再后来我也不问了，这就像盯着别人问“你自慰吗”，答案无意义，反而会使我显得神经兮兮。

小苏住的地方是老房子，光线不足，隔音差，跑到二楼打开窗，能看到对面人家。最初那儿住着一位老爷爷，成天站在窗口唠叨，说我们太吵。后来他搬走了，屋子出租，两个低胸露大腿的姑娘就出现在了窗口。

我们不常去二楼，姑娘们来了，我们感到很亲切。这种超近距离造成的色欲想象力很猛烈，即使是看见过上百个妓女集合的杨迟，亦不免有所触动。有时小苏到窗口去晾衣服，下得楼来，我就问他：“她们在干什么？”小苏说：“一个在看电视，另一个也在看电视。”到了傍晚，她们结伴出门，一个上班，另一个也上班。我们闲得无聊，对她们评头论足：那个高个子的，比较爱学习，她坐在电视机前面经常看《新闻联播》，那个脸上长痣的，她比较文艺，总是看台湾电视剧。那个高个子的，严肃，不太爱笑，她经常把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缸里，显得愤世嫉俗，那个脸上长痣的，似乎很容易接近，她也抽烟，烟头到处乱扔，搞不好会把这片的老房子都烧了。那个高个子的，她总是哗地拉上窗帘，那个脸上长痣的，她总是悄悄地拉开窗帘，让我们看上一眼。

我们三个打牌，赌输了的人就搬个椅子到楼上，坐在窗口看她们。这么做非常无聊，但总比输钱好。眉来眼去了很久，长达一个星期，终于有一天，脸上长痣的姑娘隔着窗子对我开口了：“哥哥，你们的房子出租吗？”

我说我不是房东，帮你问问。跑下楼问小苏，小苏知道我在捣乱，摇摇头做饭去了。我又跑上去说：“他似乎不答应。”脸上长痣的姑娘笑了笑，反而不接茬了。但即便如此，她们也没有拒绝我们的观看，倒是我们看了一阵子觉得十分不好意思：首先，正经人家的姑娘是不能这么看的；其次，不正经的姑娘，这么看着就更像贪小便宜了。

后来有人上门赶走了她们，似乎是街道上的干部，赶她们的理由很不明确，据说是有人举报她们太闹。这个意思就是，她们在家里接客。但照杨迟的看法，她们是被诬赖的，她们上班，从黄昏做到深夜，夜总会挣得多，她们无须在家里做这种买卖，冒着风险挣每次几百块钱。后来又听说，她们把内裤晾在街上，（没办法，她们的窗口朝北，必须搭了竹竿把内衣晾在街上，那片地区很多人家都在街上晾衣服。）有一次内裤被风吹到另一户人家晾晒的被子上，该户的男主人染上了尖锐湿疣。杨迟听了这个就说，还是问问这位男主人，有没有偷人家内裤穿在自己身上吧。

某一天深夜，小苏独自在家，出去买香烟，狗又跑了。小苏在空旷无人的街上狂追，这一次它不是跑向狗肉店，而是向着开发区的方向，直接来到了红灯区。那里也快落市了，姑娘们三三两两走出来，坐在夜排档的塑料凳子上吃东西。狗向着一排赤裸的大腿冲过去，并在腿中打转，姑娘们纷纷弯下腰看狗，小苏赶紧刹住脚步，以免栽进一排乳沟之中。这时他看见一个姑娘抱起狗，向他抬头，她脸上有颗痣。

“嘿。”她说，“是你的狗。”

小苏说：“是啊，它跑了。”

他伸出双手，企图把狗抱回来，这时，高个子的姑娘出现在眼前，他伸出手仿佛是要抱她。小苏猛然缩手，呆立在原地。高个子姑娘转过身，从脸上有痣的姑娘手上接过狗，交到小苏手里，然后她再也没看小苏一眼，坐在一个塑料凳子上默默地吃东西。脸上长痣的姑娘回过头要和小苏说话，但高个子的姑娘用筷子敲了敲她的碗边，似乎是提醒她保持尊严。于是她们一起低下头吃东西，一起抬头看看街道。

小苏回家的路上觉得很沮丧，自己的形象太矬了，连妓女都不愿意勾引他。把这个和杨迟说了，杨迟安慰他，不是你没有魅力，也不是你穷（当然你丫够穷的），而是说，夜总会的姑娘下班以后不用再出工出力了，跟你做化验员是一样的。这两个姑娘可能很喜欢你，也可能很讨厌你，但她们在夜排档吃饭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对待你。

另一天，小苏晚上出门，看见红灯区一个姑娘拎着高跟鞋，在街上狂追一个骑三轮的。三轮车夫一边淫笑，一边猛踩脚踏板，车子都快飞起来了。姑娘追不上，向着车夫扔出高跟鞋，小苏看到紫色的鞋子飞过自己的头顶，划出一条抛物线，正中车夫后脑，弹落在三轮车后座。车夫狂笑着，一路大骂臭婊子，就这么逃走了。

小苏觉得这个世界崭新而腐朽，他不够合拍，不知道该怎么混下去。作为他的故乡，这个叫戴城的地方，童年的那点记忆正在迅速消散，什么都对不上号。甚至连自己都不再是自己，去医院一查，发现肝功能异常，恐怕甲胺磷已经在身体里起效了。小苏知道，离开戴城去别的地方，也会看到各种崭新和腐朽，这就是世界，但当务之急是离开甲胺磷，这玩意儿别的地方真没有，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吧。

时至九七年秋天，杨迟已经卖出去了几千吨杀虫剂和除草剂，别的销售员都快眼红死了，农药厂视杨迟为金牌销售员，每每出差回来，都会受到领导表扬。朱康对领导说：杨迟纯粹是运气好，他分管的地区都在闹虫灾，所以业绩出色。领导听了，就把杨迟换到别的地区，于是虫子也跟着去了那儿，继续业绩优秀。

杨迟很受当地客户的欢迎，农资公司、植保站、各路私人老板都愿意和他打交道。究其原因，是他不贪吃，不贪色。关于这一点我很奇怪，向他请教：那些人都爱嫖，为什么会喜欢你这种不爱嫖的人？杨迟说：人类的本性是向善的，不爱嫖的人比较有理想，比较不像烂仔，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另外，单嫖双赌这句话听说过吗，我不跟她们出去玩女人，但是我他妈陪他们斗地主，每次都赢很多钱，我一个理科生、奥数拿过亚军的，赢他们很轻松，牌局结束之前我再把赢来的钱都输回去，这么一来，人家能不照顾我吗？

后来朱康发现了杨迟的秘诀，朱康也去赌，输了很多钱给客户。一个电话把杨迟叫到当地，杨迟替他赢了双份的回来，再把盈利的那一份输回去，彼此扯平。朱康很高兴，当地的客户也爱上了杨迟，觉得他又仗义又懂事。客户们不靠赌钱过日子，纯粹是怡情而已，和杨迟打牌是真的怡情，发了一张大单子给杨迟，并且告诉朱康，你这个矬人以后不用来了，我们只和杨迟做买卖。那次以后，朱杨算是彻底掰了。

我受了杨迟的教育，也开始对营销感兴趣。我没资格做会计，不能替老板管账，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为老板去扎钱。扎钱就需要我这种忠诚的、不要命的、啰里啰唆的。

那个年代，一些上门推销的出现在街头。这是新兴职业，人们没见识过，直到各个小区和办公楼门口贴满“禁止推销入内”，才逐渐衰落。那是因为人们上当上够了。我妈曾经接待过一个推销员，他卖洗衣粉，站在我家门口央求我妈。我妈说，家里的洗衣粉还有很多呢，说着拿出半袋给他看。他说：“这样吧，用我整袋的洗衣粉换你这半袋，你试用一下，用得好的话，我再来。”我妈信了他，就换了。他的洗衣粉放进洗衣机，起了很古怪的化学反应，东西都凝结起来，变得像糨糊一样，衣服都废了。我爸凑过去一看，认为是淀粉类的东西，反正不可能是白粉。浑蛋推销员就这么骗走了我妈半包洗衣粉，有出息吗？

后来套路变了，他们带着各种不值一提的小商品，跑到家门口就说，免费送你一样东西。很多人笑纳了，这些人就说，我还得再收你一点宣传费。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被拒绝，偶尔地，他们能从那种半痴呆的居家老人手里骗到一点钱。这种推销术令人生气，令我们新村里下岗的人们愤怒，想照着他们纯洁无辜的脸上打一拳。动用了各种心理欺诈术，扫楼，跑断腿，挨骂，付出巨大的代价仅仅只是从穷人手里骗取一点零钱。后来才懂，人要是活不下去就是这样，至少他们没有合伙抢劫吧。值得安慰一下自己。

那时我也曾经在人才市场找到一份推销员的工作，不客气地说，他们都是外地人。早晨，他们在一个破旧的办公室里聚头，由本地分公司的总经理下发当天推销的产品，有时候是洗衣粉，有时候是皮带，在出门之前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卖什么。然后他们互相击掌，高喊口号，两个人一组冲出去，走向陌生的戴城。在他们之中，我这个戴城本地人显得张皇失措，如同一个胆怯的土鳖。

这份工作是没有底薪的，只有提成，以及美好的未来。总经理说，业绩好的人，经过多轮考核，就会分给他一个地级市，也去做总经理，上百万的人口，任你卖。那口气仿佛是要瓜分中国。总经理还教给我一种独特的击掌手势，出门推销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和这个穿着过时西装的胖子对击右掌，发出“耶”的呐喊，这还没完，必须用拇指对着，两人的手掌旋转一圈，然后紧紧地握在一起。这浑蛋像捏握力器一样，用尽力气捏了我三下，直勾勾地看着我，把我搞得很不好意思，好像我的手在那一瞬间变成了乳房。

“年轻的梦想会实现。”总经理说。

我看看他，以及周围的人。在他们身上浓缩着所有的现实，垃圾一样的现实，经理说这个是梦想。我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我只骗自己，不骗别人。

我跟着一个很年轻的家伙四处乱跑，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脸上全是青春痘。跑到最后我对工作已经完全没兴趣了，我只对他有兴趣，近乎体验生活。他很嚣张地认为自己会发财，晋升为某座城市的地区经理，这样他就可以不必再推销，而是坐吃红利，剥削其他推销员。他认为，在戴城应该有一万个手下，他们每人每天给他挣一块钱，他就能月入三十万。我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大专刚毕业，以前什么都没干过。此人完全没兴趣和我说话，看我的眼神，似乎我已经是他一万个手下中的某一人了。

这一天他带着一包冒牌的飞鹰剃须刀片，领着我冲进了工商银行的信贷部。据说这种刀片蘸一点水就可以直接剃胡子，是新发明。他真的卖成功了，有一个银行女职员被他说动，买了一盒刀片。我不知道这女的为什么需要剃须刀，我只是替她的男人害怕。后来她似乎也有点怀疑，就取出一个刀片，说：“来，你先刮一下胡子给我看看。”

那个长青春痘的家伙，他对自己的产品深信不疑，他把刀片装在刀架上，蘸了一点自来水，在自己的腮帮子上刮了几下，可是胡子还在，他又刮了几下，胡子没了，两颗痘痘跟着削了下来，鲜血直流。女的吓坏了。他眼泪汪汪地说：“我都这样了，你再买几盒吧。”

杨迟看不起这种推销术，对我说，别再去干这个了，真正懂销售的人是绝对不会为了剃须刀浪费自己的智力的，更不屑于去骗老弱妇孺，他们最起码能骗过自己公司的老板——去他妈的，至少得有底薪吧？

从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纪的头十年，营销成为一份普及的职业，因为东西难卖，而且你也很难从芸芸大众中发现营销天才，所以这份职业需要更多的人来干，淘汰率超高。而从事营销的人们也发现，值得为之去卖的东西并不多，大部分的商品其实都是狗屎，如果不狗屎，那就会很昂贵，还是不太好卖。这形成了悖论。老板们认为，我的商品要是热销，还要你们销售员干吗。销售员认为，你的商品那么烂，居然还好意思说我不会卖。在这种观念的拉锯战中，我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度过了一个死结式的青年时代。但是你不得不感谢，在这个年代里有一种叫营销的职业，它让一批人得以蒙混过关，以微末的底薪和惨不忍睹的提成混迹在各种阶层的公司，常常被辞退，但总能找到新的东家，撞大运并且熬着，从各种惨败里学到了废话式的、革命式的、实战式的人生经验。假如没有营销的存在，我想我们都会成为纯种的傻叉，一无所知，一无所获。

那时，杨迟春风得意，唯一头疼的事情是他必须去中国最惨的地区卖产品。他经常说自己应该在陆家嘴的甲A级写字楼里，做一份提案，打几个电话，钱就来了。但是不可能，他卖的是农药。他坐着中巴车往返于县城，背着一个黑包，打扮得像个穷鬼，其实他独自承担了国营龙阳牌农药百分之三十的销量，他若不干活，厂里就得有一小半人下岗。斗地主也是有风险的，一旦输牌，就得自己掏腰包，关于这点厂里没人知道，就知道他牛逼得可以去拉斯维加斯发大财。

有一天他出差没几天，苦着脸回到戴城。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在西安火车站被人劫了，到站时觉得内急，去上个厕所，后面一把刀子顶住腰，全部抢光。杨迟问劫匪：“你都抢走咧，再有人抢我，我可咋办？”劫匪说：“你就告诉他，我‘小魏振海’已经抢过你咧。”就这么嚣张地走了。杨迟心想，你个锤子，你咋不说自己是小李自成咧？

杨迟回到厂里把这事儿说了，希望销售部能给他单独买份巨额人寿保险。包部长说，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在冒风险，拿朱康来说吧，他去山西出差，被人一棍子打翻在地，醒过来的时候赤身裸体躺在一辆货运列车的煤堆里，听到《东方红》的钟声，到站已经是伟大首都北京了。销售员的业绩有高有低，但当他们死的时候，生命的价值是一样的。

冬天，我在杨迟的带领下，去了戴城著名的浴场“大和温泉”，它也在开发区。

我前半辈子都在工厂里泡澡，农药厂的澡堂，糖精厂的澡堂，偶有机会我会去“清华池”之类的老字号，但我真没泡过温泉，戴城也没有温泉。杨迟说：“泡了就知道了，可舒服呢。我手里正好有点报销额度，你不去也是浪费。”

那里面确实很豪华，水清，有冲浪浴，有蒸桑拿。我们坐在桑拿房里，杨迟知道我没蒸过，往炭炉里泼了几瓢水，我立刻觉得浑身发麻，很快受不了了，跑出来坐在外面喘气。杨迟说，楼上有按摩，你想去吗？我说我不想。杨迟说，不带你去找姑娘，做个泰式按摩啦。我跟着他一起去了，一个瘦小的女孩把我一百五十斤重的躯体蹬向半空，并且掰开，搞得我很痛很痛。弄玩以后我觉得浑身没力气，眼里全是泪水，仿佛又经历了一次破处。

杨迟又带着我来到一个天台上，头顶上是夜空，脚下是浴池。我们钻到浴池里，这时下雪了，让我想起当年和厂医姐姐赤身裸体看雪的场面，有点伤感。雪从空中落下，飘在浴池里，很美。

杨迟说：“日本人就是这么洗澡的。”

“大和温泉嘛。”我说，享受着水的温暖和空气的寒冷。

浴场是四层楼的，天台在第三层。我躺在浴池里，抬头看到不远处有一栋大厦，灯火辉煌的。杨迟介绍说：“以前这儿是荒野，这栋高层去年造好的，是开发区的办公楼。它比‘大和温泉’高。那些公司入驻的时候，并不知道这儿有个露天浴池。”

我拉过一块毛巾，盖住自己的下体。“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光着屁股洗澡，那楼里的人是看得到的。”

“没错。”杨迟说，“我本来也可以去那些公司上班，做个白领，但是现在我只能躺在这里，光着屁股，让女白领在加班的夜晚遥望我的裸体了。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