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说清，记忆的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难以说清它何时来临，何时离开。难以判断它过滤的是尘埃还是黄金。这个说法太书面，用口头表达：世上没有赖不掉的账，只要你想赖，总有办法一飞冲天的。

开春以后，杨迟出差去了，先跑了一趟新疆，又跑了一趟东北，然后按照包部长的指示，继续在划水县蹲点要债，要不到就别回来了。那时杨迟在销售部已经很有地位，一般人不敢惹他，但也因为他成了红人，需要包部长打压一下，让他尾巴不要翘得太高。划水县就是老杨的滑铁卢、包部长的上甘岭。

戴黛还继续住在老杨家里，有时回福利院，有时由我和小苏带着玩。其间小苏又离开戴城，去北京面试一份工作。我因为身上没钱，只能陪着孩子一起发呆，哪儿都去不了。

有一天在老杨家里，戴黛问我：“你为什么不上班？”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她，并且分析了一下我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她固然听不懂，但我确实也找不到其他人说话了。讲完了，我问她：“明白了吗？”戴黛说：“明白了。”

“真的明白了？”

“嗯。”她蛮有把握地点头。

我说：“你真聪明，我的女儿将来有你这么聪明就好了。但愿那个时候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戴黛说：“你会不会不喜欢你的女儿？”

我说：“不会的，我会像爱你一样爱她。”

她愣了一会儿，说：“唉，别想那么多啦。”完全是大人的口气。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昨天我看见楼上的小丽过生日了，吃好大的蛋糕。”

那其实是前天的事，孩子没时间观念，把所有近期的、过往的事情归为“昨天”。我说，“哎，你记得自己生日是哪天吗？”

“忘记了。”

“没关系，生日嘛，随便挑一天就可以了。等你杨爸爸和苏爸爸回来了，我们就给你过生日，吃好大的蛋糕。”

“好啊。”戴黛又问，“什么是星座？”

“星座有十二个，差不多一个月就有一个星座，比如我是十二月生的，我就是射手座，你杨爸爸是十月生的，他就是天秤座，苏爸爸是天蝎座。”

“我呢？”

“我也不知道。”我说，“这还不能随便编一个，因为星座和人的性格有关系，随便编一个，你将来会糊涂掉的。”

“你帮我编一个嘛。”

“我真编不出来，而且我也不太懂这个。”

“你说的三个星座，我都想要，可以吗？”

“可以的，没问题，都给你。你真乖，我很爱你。”我说，“我们一起去戴城乐园吧，但是我没钱，只能带你去看看过山车和摩天轮。”

我们还没出门，就接到杨迟的电话，听那声音又像是快要死了。我听了一会儿，觉得事态严重，就把电话交给了杨迟的爸爸。老头一听也傻了。

是这样的：目前杨迟正在划水县讨债，没讨到，本来打算让自己肚子上咬几个跳蚤包就溜回来的，不料发烧了，烧到四十度。杨迟打电话给销售部，让他们找人来替，另外也照顾一下自己，他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包部长接了电话，说，要是每个销售员都这么脆弱，那还卖屁个农药。老杨没辙，打电话回家，让人去接他一把，现在他躺在旅馆里快死了。

杨迟的爸爸找我商量，我说没问题，我去划水县把老杨捞回来，火车票的钱让厂里出。杨迟的爸爸说，路费什么的都不用我操心，家里也能负担，关键是人得平安回来，另外那狗地方没有火车，坐长途汽车去吧。

我把自己收拾停当，背上双肩包，寻思那一带治安不好，跑老杨家去找他的西瓜刀，打算带上，没找到，从他床底下捞出一把生锈的斧子，抡了一下发现还挺好，一点没松动。我把斧子塞进背包，又带了点药，告别了戴黛，然后就出门了。我妈说：“我在家烧香，观音菩萨保佑你们平安。”我说咱们各信各的，这差事观音不一定管得了，顺道去了城东新造的关帝庙烧了把香。

到了长途汽车上，我忽然又有点后悔，这事儿办得不聪明，最好的方法是我提着斧子去找包部长，让他派专人专车接回老杨，凡有差错，都算工伤。对付国营企业就得用这种办法。

汽车开出戴城，天色阴霾，一路阴到划水县。在车上我看见好多锤子斧子，都是农村里的泥瓦匠。原来划水县盛产泥瓦匠，进城打工，春天回乡去插秧。他们一个个面带油灰，头发里沾着粉尘，气色倒还不错，显然是在城里挣到钱了。一路风景单调，我掏出本杂志读了几页，随着汽车的颠簸，书上的字也像豆子一样上下蹦。我合上杂志，索性找人聊了起来。

那些瓦匠告诉我，划水县是个很好的地方，有山有水，物产丰富，尤其盛产鸭子，还有豆腐干。我去过一些县城，不客气地说，几乎每一个县都有鸭子和豆腐干，这玩意儿用一个农药的专用名词来说，叫作“广谱”。反正农民吃完了鸭子吃豆干，吃完了豆干吃鸭子。后来有个比较幽默的瓦匠说，划水县真正的特产是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瓦匠啊，我们卖自己最挣钱哪。一车人都笑了。

我说：“我有个朋友在你们那儿卖农药，你们那儿很多庄稼吧？你们以前都是农民，对吗？”瓦匠们说：老板，不要乱讲，就算在乡下，瓦匠都是很高档的职业，我们才不种地呢，最起码不是一天到晚种地。种地最穷了，捶他娘，在丘陵上种地啊，做牛做马啊。

我抬杠说：“我们城里人下岗了连块地都没有呢。种地不是很容易吗？往地里扔个山芋，它自己会长，饿了就去地里刨点山芋吃。”

瓦匠们一起喊起来：捶他娘，这是非洲的农民吧？你太小看农民了，种地是很严肃的事情。

我说：“你们看，刚才还不承认自己是农民，我说的是种地的事，又没说造房子，你们这几个瓦匠急什么？捶他娘。”

在车上我还遇到了一个划水县的女大学生，在戴城大学学法律的，她有点不乐意了，说：“中国人都是农民，别以为自己不是。捶啊。”我本来就不喜欢瓦匠，趁机又和她聊了起来，以解旅途烦忧。长途汽车在傍晚时驶入划水县，县城的汽车站很多中巴车，这里是个小型的交通枢纽，将旅客分别运送到各个村镇。我对女大学生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家就在县城里，叫个摩托车就可以回去了。”我说：“原来你不是农民，县城的嘛。”她说：“哟，分得还挺清楚的，不像是城里人啊，城里人哪知道县城和村镇的差别。”我说：“家里以前是地主，在这附近也曾经很有势力，后来被镇压了，流落到了城里，地和小老婆全都分给你们了。我捶。”女大学生哈哈大笑，说：“去死吧你。”然后就扔下我走了。

我跳上了一辆摩托车，按照老杨给我的地址，二十秒钟就来到旅馆门口，头发全都被风吹得立了起来。我对车主说：“以后别开那么快。”车主说：“我要赶回家吃饭了。”我说：“好吧，以后记得戴头盔。”车主说：“这儿没交警的，老板。”我无话可说，付了车钱，进旅馆一问，真有杨迟这个人。我让服务员带着去敲门，里面没动静，房门反销住了。我一脚踢开门，一股酸臭味像是房间里常年封锁的鬼魂般扑面而来，熏得我踉跄了一下，接着，我就在昏暗的地方看到了老杨，他还活着，缩成一团正在呻吟。我一摸额头是发高烧了。

我出去打电话，先告知家里已经找到了他，接着又打给路小娟。小娟在电话里说：“这种情况啊，先带他去县城的医院挂点水，退烧比较快。别随便吃药，遵医嘱。县城又不是不能治病，拖着干什么啦？本来就傻，再烧糊了脑子以后就别出来见人了。”

我不敢耽误，架起老杨出旅馆，发现他这个样子没法坐摩托车了，等了好久，看见一辆过路的三轮车，叫住了，一起上车，到了县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是流感，二话没说给了四瓶药水，插进血管。老杨躺在病床上渐渐清醒。

“包部长，我捶他娘。”杨迟说。

“不错，骂人都本地口音了。”

杨迟说，流感来得迅猛，以为自己可以扛过去的，没想到趴下了。另外，这家欠债的公司已经混账到一定程度，前几天说好把钱给他的，忽然又说没钱了。十万块欠债，不是个大数额，搞得人仰马翻，真不知道为什么。包部长的亲信每天还打电话到公司，找杨迟点卯，确认他是否去要债。这混账公司居然还很配合包部长，每次都准确汇报杨迟的出勤状况。

“你应该对包部长好点，拍拍他的马屁。我以前在工厂里的时候，看见车间管理员都点头哈腰的。”我说，“别的都不讲了，十万块你这次能要到吗？”

“让我想想办法。”

我们在急诊室待到后半夜，为了御寒，我们各自点了根香烟抽起来，县医院也没人管。这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吊完了药水我们离开，深夜已经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出去一看在飘着细雨。室外极冷，空气中的湿气轻易穿透了衣服。举头三尺，路灯照着明晃晃的白色雨丝，四周沙沙作响。我们踩着雨水上路，稍微走出几步就进入了暗处，再回头看急诊处的灯光，显得陌生而阴森。

我们挪回了旅馆，服务员从账台上扬起浮肿的脸，我交了一晚上的房费，另要了一床被子和枕头，睡在老杨对面的空铺上。划水县没有暖气，九十年代的小旅馆也不存在空调。我弄了点温水，倒在塑料盆里，先让杨迟洗脚，再给自己洗脚。泡了很久，觉得稍稍暖和过来了，一抬头发现老杨已经睡着了。

朱康说好了在划水县等老杨，发誓一定要把这十万块拿到手，不料这个傻逼临阵脱逃，跑到海南岛晒日光浴去了。朱康现在是农药厂出了名的霉星，他的销售指标从来没有完成过，他到哪个县，哪个县的农药市场就立刻倒向竞争对手。老杨也存了个私心，要把朱康负责的几个市场夺过来，如此则必须先把划水县的烂账收讫。

这家公司很难缠，千年不赖，万年不还。老杨成天坐在该公司的板凳上，笑嘻嘻地要钱，笑了半个月，连老板的毛都没看见，只有个长得像寡妇一样的会计，哭丧着脸说自己的工资也没拿到呢，要求老杨帮着她一起找老板。

“这种鬼话我才不信呢，”我说，“会计都是老板的亲信。”

“可恨的是，她说县里的豆腐干很好吃，我花钱买了豆腐干给她吃。吃完她又说县里的特产是鸭子，我一开始糊涂了一下，以为她要找男妓，后来知道真的是鸭子，我就买了鸭子给她吃，她又说不好吃，不正宗，要吃卤鸭。我哪儿给她找卤鸭去？”

“你自己没倒贴上去？”我说，“也许她要的是你呢。”

“放屁。”杨迟说，“你他妈的自从卖了黄片以后，这一年脑子都在这上面打转。跟你说正经的，钱要不回来，我日子难过。”

我从包里拔出生锈的斧子，说：“现在就去砸场子？”

“这只能吓唬小孩，早跟你说过，欠债的人什么都不怕，就怕你不打他。”杨迟说，“我已经想好了，你和我一起去，但是你必须挺住，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挺住。这是一场心理战，谁心狠，谁就赢，明白？”

“我一向比你心狠。我人渣，这你早就说过。”

“我和你是一伙的，我们俩比个鸡毛啊！”杨迟拍着自己的脑袋大喊。

次日下午老杨的烧又起来了，我用买来的体温计给他量了一下，三十九度冒头。这就好办事了，那公司离旅馆很近，我们走着去了。快到公司门口时，老杨叉开十指把自己头发弄得蓬乱，又扒拉了一点墙灰抹在自己嘴唇上，使之苍白失色，接着就往我背上一趴，我驮着他来到公司门口，一脚踢开门，闯进去。里面好几个人，全都吓得跳起来。我遵照老杨事先安排的，把他直接撂在了地上。现在，我亲爱的杨迟，直挺挺躺在众人眼皮底下，仿佛已经死了。

把他放倒的时候我意识到老杨比我心狠，那是地砖啊，跟冰床差不多，躺在上面什么感觉？不由得佩服他的自我约束力，也对形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人若不逼急了是绝对躺不下去的。

我环顾四周，不是什么大公司，连个沙发都没有，全是椅子凳子。这会儿让杨迟坐在椅子上就要穿帮，还是躺地上吧。那伙人大声说：“这不是农药厂的小杨吗，怎么啦？几天没来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粗着嗓子说：“流感，发烧，快死了。”他们围过来，企图抬起杨迟。我说：“别碰啊，碰了万一死掉就算你的了。”这伙人立刻收手，一起看向财务室的会计。

会计走了过来，正如杨迟所形容的，她长得像寡妇，但不是水灵灵的小寡妇，而是很难看很难看、把男人克死的那种寡妇。她说：“哎哟，快送医院。”

我拿出前一天的病历卡给她看。“去过医院了，挂水，花了一千多块钱没治好，只能抬你们这儿来。”

“你是谁？”

“我是他同事，我也是农药厂的。”我假装不在乎地说，“厂里说了，你们公司欠那点钱要是收不回来，他就得在这儿继续待下去。我也没办法，只能把他撂你们这儿了，要死要活你们看着办吧。我还要去别的县城，再见了。”

我看看地上的杨迟，还是一动不动，不知道是假装的还是真的昏过去了。寡妇会计蹲下，摸了摸他的脸，点点头，意思是承认他发烧了。为了看这个动作，我犹豫了两秒钟。寡妇会计抬头说：“你别闹了，就这样也要不到钱，还是先把他抬到医院去吧。这孩子人不错，脑子烧糊了就可惜了。”

我说：“不行，你们公司还钱，我就把他抬走，不然就躺这里了。”

寡妇会计说：“你还挺能装的，那你走啊。”

我看出她不好对付，狡诈的小眼睛里闪着怀疑的光芒，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我是在讹诈。问题是，我讹的是她本来就应该还的债啊。这个想法让我有点激动，更为入戏。我说：“你要知道，我们销售员都不容易，端着别人的饭碗，除了跑腿还得卖命。我们厂里有个销售员为了讨债都卧轨自杀了，别以为我干不出来，我这就走，小杨就交给你们了。”

寡妇会计看着我，意思是你怎么还不走。我横下心，把老杨当成是个簸箕，转脸就走。寡妇会计拉住我说：“真走啊。人扔在这里不行的，先驮回去吧。”

我说：“驮回去可以，开支票，还钱。”

寡妇会计撒开手说：“那你还是走吧。”

我心想你丫够坏的，跟我玩游戏。假如我能听到她的心声，一定在暗骂我够狠，把个发烧的同事扔地上讨债，但这不是我的主意，是老杨要我这么做的。我说：“我真走，别再拉我啊，谁拉我谁是小狗。”看看地上的杨迟，纹丝不动，仿佛连呼吸都停止了。怪不得人家说，一出电影里最难演的就是死尸。最后一个戏码是剧本里没有设计的，我指着他们说：“赶紧送他去医院，真要是死在这里我把你们一个个都劈了。”寡妇会计板起了脸，我想我要是再待下去就真的露馅了，遂义无反顾地走出门，到街上给自己点了根烟，喘息了一下，一回头看见寡妇会计正在目送我，心理战打到这个程度也不亏了这十万块了。为了表现出轻松无所谓，我在街边买了个饼，一边啃着一边往远处走，直走到拐角处也没有再回头。

以上的一切都是老杨教我的，不过他并没有说接下来该干什么，也没说那儿是地砖，把他撂在地上以后我到底是该去吃一顿好的呢，还是回旅馆去睡觉？如果他真的在地砖上冻死了，我该怎么回去交差？希望他目前仍然是假装昏倒，而不是真的晕死过去了……抱着这样的念头，我站在街边吃饼，右手指缝里的香烟还在冒烟。我心想，算了，等这个饼吃掉了，我就回去把老杨架起来继续吊水去。

然后我一回头看见寡妇会计就在身后，吓我一跳，脚不沾地就跟过来了。

“跟我来。”她说，语气硬得像一块难以下咽的饼，但是你同时又会知道，它吃下去是可以填饱肚子的。

回到公司，我看见老杨被抬到三张拼起来的椅子上，小腿垂挂，气息蜿蜒。有一个人打了块冷水毛巾敷在他的额头，他一动不动。

寡妇会计说：“跟我进去。”

我们绕过办公桌，走到财务室所在的走廊里，斜对面的房门虚掩着，寡妇会计说：“老板找你，老板就在里面。”

我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心想世界上不会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十万块此刻就在桌上？不可能。那鬼地方还挺豪华的，刷得惨白的墙壁上挂着“恭喜发财”的松鹤图，镶在铝合金框子里，颜色恶俗。有两个宽大的单人沙发，黑色人造革的，茶几上放着个插满了烟屁股的大玻璃烟缸。对面是一张巨大而沉重的办公桌，宛如棺材一样，后面坐着个胖子，他就是老板，正在打电话。我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等了一会儿。他搁下了电话，笑嘻嘻地看着我。

“刚才农药厂打电话过来了。捶他娘。”胖子老板说，“好像农药厂没有你这个人。”

我心想这农药厂也太操蛋了，好死不死这个时候来查岗，只能硬着头皮说：“你太管不着这个了，有杨迟就可以了。”

胖子老板说：“给我看看身份证。”

“不给。”

“你刚才说要劈了我，我要确认一下你不是本地人。”他说，“假如你是本地人，你这么惹到我头上，你就死定了。明白吗？”

我想了想，掏出身份证给他看，顺便提醒他：“我和杨迟住在一栋楼里，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明白吗？我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我的。”

胖子老板忽然严肃了起来，大声说：“这不是你的事情，明白吗？这是农药厂和我的事情，给你面子才让你进来，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叫板？”我也生气了，拿回我的身份证，大声告诉他：“捶他娘，不演了，我这就带杨迟去医院，回来我们俩赌上命跟你丫死磕。”胖子老板说：“我不信！这不是你们家的钱，是厂里的钱！”我趴在桌子上企图咬到他，大喊道：“等我砍了你，你就知道，你的命也不是我们家的，是你自己的！”胖子老板大喊：“来人！”

外面一阵混乱，冲进来的不是公司里的人，而是老杨。他双眼暴凸，脸像炭火一样闪着暗红色的光，对着胖子老板大喊：“我是学化工的，我会造汽油弹！我会造汽油弹！”然后他直挺挺地倒在沙发上，这次是真的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