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夏天，杨迟又来到划水县。

从一九九六年的冬天直至此时，杨迟算过，在划水县一共待了二十二天，前后五趟。除了路小路陪他那次要到了五万块现金，其余均空手而还。然而这一次，即使是召唤神兽路小路也休想帮得了他。

那时候他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贩农药的，最起码，他见识过喝农药死掉的妇女。戴城的龙阳牌农药饮之必死，从无活口，他还知道死去的人会因为剧烈的肌肉抽搐而变得面目凶狞，看过一眼，你就永远会做噩梦。他背着自己的黑色帆布包，游走于中国。县城都是差不多的，县城和县城之间是各种火车、中巴车和拖拉机，各个县城都讲他们的土话，大部分听不懂，因此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倘若走出划水县的那座古城门，再往乡下去，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广袤的农村固然可爱，但年轻的农药销售员只想待在客栈喘口气，有如一个落第的诗人。

去划水县的那天，雨水时有时无，有些田野已变成巨大的水塘，有些似乎还能保住。所经过的江河，滔滔浊流像冤魂般呐喊着奔向远方。到划水县境内，有人搭车，司机停车放人上来。听说西边的大河已经有险情了，邻县泄洪，疏散了无数群众。

“不会有事的，这一带江面很宽，洪峰过得去。”在长途汽车上，司机这么说。

有个老头告诉杨迟：“没那么容易，我是党员，每年这个季节，小干部都要上堤坝的。”

“护堤啊。”杨迟说，“小干部还得干这个？”

“小干部不去，难道让大领导去？”老头说，“昼夜守在堤上，看有没有管涌、漏水。有时候忽然塌了，卷走一个。”

“要是不去呢？”

“处分，也别想升官了。”老头说，“有险情，党员上，是我们这儿的规矩。凡是能混出点样子的，都在堤坝上滚过。说起来，老子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来的，群众懂什么？出了事就知道逃。”

有个群众插嘴说：“你别这么说，我也是划水县的，这么多年堤上死了没几个干部，还都评了烈士，家里都安顿好了。群众各种各样的死法，你不知道。群众的脑袋，也在你的裤腰带上。捶你娘。”

这两个人争了起来。杨迟觉得吵，坐到汽车最后一排，推开车窗，让风灌进来，雨水一起扑入。他对着车窗想了很多事，都没什么名堂。黄昏时到达县城，觉得比以前萧条，人都不怎么看得到了。

他住到旅馆，朱康已经在等他。朱康快乐地说：“马上就要发大水啦。”

杨迟不想理他，只说：“发大水没什么好高兴的。”

两个人去那家公司讨债，沿着小路走过去，到公司门口发现就寡妇会计一个人在。杨迟说：“我们又来了。”

寡妇会计说：“老板不在，就算在，也没钱给你们了。今年农药做亏了，庄稼都没了。”

朱康虚张声势说：“要是给不出钱，杨迟还得睡在你们公司的地上。”

寡妇会计一点没觉得朱康幽默，冷笑说：“睡吧，但是这次只能睡在门口了，因为明天我也得走了。这儿就要发大水了。”然后冲着杨迟说：“我劝你也早点走吧。”

寡妇会计一直都蛮客气的，有时还装可怜，这次变得严厉了。杨迟和朱康没办法，回到旅馆。朱康说：“别信她的，就算发大水也最多淹掉几个乡，县城离江堤还远着呢。明天你造个汽油弹去吓唬吓唬她。”杨迟没理他，觉得有点困，吃了点东西，卷了被子蒙头就睡。

这一晚杨迟梦见了很多人，戴黛啊，绍兴师姐啊，包部长和朱康啊，在梦里各自对他说话，搞得他很累。醒过来一看，才夜里十点，同一屋子里的朱康不知道去哪儿了。外面的动静很大，似乎是大卡车从街上开过。杨迟洗了把脸，只觉得心神不宁，走出去看了看，昏暗的街道被一辆辆卡车的远光灯照得雪亮，空中的雨水像是在厮打搏斗，气氛紧张起来。一些黑色的人影奔跑着出现在亮处，旋即进入黑暗中，汽车喇叭和人们搬运重物时喊着号子的调门交织在一起。

“像打仗啊。”杨迟回到旅馆，忧心忡忡地对账台服务员说。

“年年都这样，几天就没事了。”服务员打了个哈欠，头发被电风扇吹得一团糟。

杨迟回到房间，等了一会儿，朱康还是没回来。杨迟心想，朱康这个王八蛋，这种天气跑出去干什么，他找死吗？他确实是个经常主动找死的人。

在杨迟的销售员生涯中，有一次经历是难以忘记的。

那一次，他们六个人坐着厂里的面包车去外省做一笔大生意，车子在路上出了点问题，耽误了几个小时，在到达那座县城之前，天就黑了下来。车在公路上走，周围皆是树木与杂草，杨迟坐在副驾位置昏昏欲睡，偶尔有一只黑色的小动物在车灯照亮的地方横穿道路，让他稍微醒神。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司机忽然踩刹车，一车人全都蹦了起来。杨迟觉得自己被一种柔软而确定的力量推向挡风玻璃，整个脸都贴在了上面。等到大家都落回座位，司机用颤抖的声音说：“前面有一根木头。”

那根本就是一根树干，它无声地横在道路中央，在黑夜里，汽车要是磕上就直接飞出去了。这种树干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路上，它通常意味着，附近有劫匪。身后的同事大声说：“把车窗摇上去，快。”

车子就停在黑暗的公路上，摇紧车窗，打开所有的灯。外面一片寂静，看样子不会有其他车子经过了。车上的人商量了一下，到底是下去抬走这根树干呢，还是待在车里等天亮。那个年代，他们都没有手机，没法报警。有一个销售员坚决地说：“不能下车，谁下车谁就死！”另一个人说：“调头，回去。”

那会儿就是朱康这个傻逼，满不在乎地说：“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县城了，调头回去得开一夜。再说了，调头回去你怎么知道没有一根木桩堵在后面呢？”其他人说：“那就在车里等着吧。”朱康说：“我们连司机一共有七个男人，不用怕。两三个歹徒干不过我们。”

杨迟说：“万一外面很多人呢？”

“你觉得外面有很多人吗？”朱康指了指寂静无声的公路，拉开车门跳了下去，抬了抬树干，“我一个人都能搬动，你们不用下来了。”

杨迟听见身后一个销售员用惋惜而绝望的口气说：“这个老傻逼。”忽然之间，朱康被按倒在地上，密密麻麻的人影从路基下面钻出来，包围了面包车。杨迟看见挡风玻璃前面有一个女人，她是那种贫苦农村妇女的形象，头发蓬乱，脖子上胡乱裹着一块粗糙的红围巾，手里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女人把孩子举了起来，仿佛那是一张年画，要贴在车窗上。孩子头大如斗，翻着白眼并且歪着嘴，向杨迟伸出可怖的舌头以表敬意。这是一个智障，脑瘫儿，在当年医学院的黑暗走廊里，路小娟曾经带着他瞻仰过的瓶子里的人类。杨迟悚然站起来，脑袋差点撞在车顶上。女人知道他害怕了，露出愁苦的、谄媚的、威胁的一笑。整个村庄的人，男女老幼，壮的不壮的，傻的不傻的，悉数出现在公路上。

那一次，他们被拿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好在大家都是懂事的人，带的现钞不算多，更没有金银细软，损失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事后也没有人能说清，这是乞讨还是抢劫。汽车继续开，他们全都沉默着，听到朱康牙齿打磕的声音。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朱康，现在知道厉害了吧？以后学聪明点。”朱康颤抖着点头。但杨迟觉得，在路上看到的那张智障脸已经安在了朱康的头上。朱康就是个脑瘫加霉星，愁苦而谄媚，自以为幽默，随时会害死人的那种浑蛋。

第二天一大清早，有人打电话到旅馆找杨迟。杨迟懵懵懂懂地跑到账台接电话，那边是个女人的声音，说：“你的同事在我们手里，他欠了我们一点钱，拿钱来换人。”

杨迟一点没觉得意外，醒了醒神说：“你让我听朱康的声音。”那边立刻传来朱康嘶哑的嗓音：“小杨，千万不要报警。你一报警我就死定了，也不要告诉厂里。他们要的不多，五万就够了。”

杨迟说：“你以为自己值几个五万？我没带什么钱，只能回厂里去要钱。”朱康急喊：“不行，你往厂里打个来回我已经死了。还有，厂里不会给我出这个钱的，厂里肯定报警。你去欠债的公司要回五万，先给我垫上，我回戴城就填回去。”杨迟幸灾乐祸地说：“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绑票的，他们为什么不要一千万赎金？反正你都拿不出来。”朱康说：“事情很复杂——啊！”显然是挨打了，接着电话就挂了。

杨迟拿不出五万块，他只带了一千块钱，银行卡里还有一万多块钱，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根据朱康的建议，他只能去寡妇会计那儿碰碰运气，挂了电话走过去一看，公司大门紧闭，果然是全都走了。杨迟站在路上想了想，就去银行提了一万块钱整，出门时怕被人劫，抱着包狂奔到了旅馆。

中午电话又来了。杨迟说，五万块没要到，只有一万。划水县这种地方，自然也出产不了专业的绑架犯，双方都是跟警匪片里学的。有一部梅尔·吉普森主演的《赎金风暴》，看过好多遍，知道较量的是心理。杨迟说：“这一万还是我私人的存款，再想要，我就得找厂里，厂里就报警了。明白吗？”电话那边犹豫了一下，很固执地说：“朱康欠我们五万。”

杨迟说：“你还是不明白。如果你是债主，不管赌债、嫖资还是你按着他脑袋写的欠条，都应该他老婆过来把钱还给你。如果你是绑票，现在就要赎金的，可以，没问题，但我这儿就一万。”

女人说：“那你把一万块带过来，五点钟，县城电影院后面。”杨迟说：“你也得把人带过来。”同时追悔莫及，心想我操，早知道就说五千了。

杨迟回到房间里，把钱数了一遍，确实无误。半躺在床上抽了根烟，心想为朱康这个矬人冒险，真是太不值得了，但是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钱不送过去，朱康就死了。后来又想，他妈的，绑农药销售员真不是个好主意，本地那么多土老板，都是肉狗，下回得教教这些绑匪，农药销售员是没有钱的。绑匪居然还有女的，真是不可思议。

杨迟哪里能猜到，朱康是送上门去做肉狗的。朱康前一晚在县城一家破破烂烂的夜总会玩，那个地方他去过好几次，自认为熟了，不会有事。两个女人坐在朱康的大腿上，扭动了一会儿，朱康给了她们一人十块钱。这就是大款的手面了。玩了一圈，也没嫖，外面大雨如注，而且很闹。朱康觉得这一晚不太平，喝了杯可乐，起身结账离开，到楼下忽然觉得头晕，被两个人架住了，走了一段路，拖进一间屋子，紧跟着他就睡着了。醒来发现自己手脚捆住，嘴巴堵上，在一间情调温馨的房子里，单人床，化妆台，墙上贴着温碧霞和刘德华的海报，茶几上有一台电话机，估计是哪个夜总会女郎的卧室，但是电话机旁边还搁着一把镰刀。当他嘴里的布头被拔掉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同事手里有钱，你们别杀我。

这些事情杨迟当时都还不知道，他只是想，农药销售员这份高尚的职业，看来是干不下去了，他不想再和朱康或者包部长这种浑蛋共事。走到账台，拨了个长途电话，绍兴师姐的手机处于无法接通状态，电话里沙沙的声音仿佛也在下大雨。杨迟有点失望，又回到房间里，看着桌上的一万块现金发呆。

杨迟明白，这一去搞不好自己也会死，县城的匪徒他见识过很多，有些是怂逼，基本上不用担心，有些你根本不知道他杀过多少人。在见到朱康之前，杨迟决定写一份情况说明书，于是找了纸笔，写清这一天发生的事，免得到时候说不清。想到自己还有不少存款，到底是捐给孤儿院呢还是捐给路小路呢，戴黛和小苏都要去寻找新生活了，不需要他的遗产。忽然又想到，这一去，一万块是休想带回来了，存款也没了。朱康这个混账真是坑人不浅。于是恶狠狠地写上：我的一万块钱，就算死了，朱康的家属也他妈的必须还给我爸爸。

写完这些，装了个信封，连同行李一起寄存到账台，对账台服务员说：我要是今天晚上还没回来，你就把信交给警察，此事万万拜托。服务员深情地看着他，郑重其事答应下来，到晚上就忘记了这件事。

杨迟躺在床上，作为一个理科生，不得不设想了多种可能性。最惨的是他和朱康被一起干掉，最佳的是他和朱康一起回来。但他不是很懂心理学，不知道怎么才能镇住绑匪，也不知道这伙绑匪是不是讲道义。（路小路说过，指望绑匪讲信义，不如指望妓女守贞操。）思前想后，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绑匪觉得，他再也拿不出半毛钱了。另外，他还得防着朱康被人提前干掉，这傻逼经常干些没名堂的事，比如看见了绑匪的脸，在警匪片里，这样的人必死无疑。杨迟想，朱康真要是死了，那也是他的命，但他杨迟不能为一具尸体付出一万块的代价，尸体是不会还债的。

有一度他觉得朱康真是讨厌极了，为什么要为这个人去冒险，他也说不清楚。如果被绑的人是路小路，他自然责无旁贷，但路小路这个浑蛋谁会绑他呢，他再这么混下去自己都可以去做绑匪了。后来他想，做事情要对得起良心，连包部长这种矬神，他都冒着触电的危险捞了上来，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想到朱康被绑走，似乎还是落在女绑匪手里，又笑了一会儿。这时电话又来了。

“你怎么还没出来？”还是那个女人。

“五点啊。”杨迟看看钟，四点半。那边“噢”了一声。杨迟又说：“我要听朱康的声音。”女人说：“我现在用的是公用电话。朱康让你早点过来。”杨迟说：“我操他妈的朱康。”挂了电话回到房间，又把钱点了一遍，装进信封，信封再装进一个塑料袋，这样最不显眼。他把鞋带绑紧，又将桌上的水果刀揣进裤兜，忽然觉得内急，去了趟厕所，然后拎着塑料袋走出了旅馆。

划水县城的电影院，时至九十年代末，已经彻底废弃了。这是一栋红砖砌成的房子，曾经最为常见的老苏联建筑，远看像个车间，近看又有点像英式别墅。细雨落在地上，这一带的排水系统似乎已经失效，水都积在街道两边，黑色的油污和煤渣泛起。四周无人，电影院门口的走廊下堆满了稻草。

杨迟在那儿站着，有点糊涂。交钱的地点到底是“电影院后面”还是“电影院里面的后方”，没问清楚。这时走过来一个女的，对着杨迟低声说：“找不到了？跟我来吧。”杨迟心想，日他大姐的，这是无知还是嚣张呢？面罩都不戴一个。

跟着女人走过电影院旁边一扇大铁门，头上是巨大的石棉瓦天棚，停着一辆农用三轮摩托，再拐过一个弯，路就变窄了，一侧是围墙，一侧是电影院的后门。杨迟怕了，说：“我不走了。”女的低声说：“到了。”这时杨迟看见了朱康，他被装在一个破麻袋里，脑袋露出来，袋口在他的脖子部位扎紧，嘴巴里堵着一块布，整个人都湿淋淋的，看来在雨中等了很久。杨迟忍不住乐了，朱康，你也有今天。然后，有一个老农民从墙根底下走了过来，将一把镰刀架在了朱康脖子上。

女人说：“钱。”

杨迟说：“你先把他嘴里的布掏出来，我有话要问他。”

女人犹豫了一下，把朱康嘴巴里的布头拔了出来。朱康发出一声低吟，哭了。杨迟说：“你先别哭。一万块我带来了，但这是我的私人存款，你回去得还给我。你要是不还，我现在就走。”朱康说：“我还你，我还你，连本带利还你。”杨迟说：“他们没打你吧？”朱康说：“没怎么打，对我挺好的。”杨迟看了看女人和老农民，这两位显得非常不安，已经很不耐烦了。杨迟从塑料袋里掏出钱，交到女人手里，说：“一万。”

女人抖抖索索把这扎钱塞进口袋，忘记了点数。老农民很不满地说：“便宜了，说好五万的。”杨迟说：“真没有这么多钱了，你们也冒险，拿了钱赶紧走吧。”老农民说：“不行，最起码两万。我们确实很冒险。”杨迟说：“你也不带这么变卦的，说好一万我才肯来的。我真没钱了，下次吧。这次你们放过他得了。”这时朱康说了一句话：“我可以去银行提钱给你们啊。”老农民眼睛一亮。杨迟心想，我操。还没来得及想完，脖子上一紧，被人用绳子套住了，拽得脚后跟离地。原来不止这两个绑匪。

朱康说：“我去银行提钱，我有卡，但是卡在我的旅馆里。”这时杨迟已经被绑了起来，布头塞到嘴里，倒在朱康身边。用绳子套他的，是一个黑壮青年，三个绑匪走到一块儿商量了一下，对朱康说：“你银行卡里有多少钱？”朱康说：“也就一万。”黑壮青年说：“要是报警，我们就杀了他。”朱康说：“我肯定不会报警，我拿了钱就回来。”黑壮青年凶恶地说：“我跟你一起去！”朱康说：“好，好。”

倘若杨迟嘴巴没被堵上，一定会说，这种绑票是很不专业的，在不专业的范围内来说，它还显得不严肃，最起码，五点钟以后银行已经关门了，但是善良的人们常常会忘记这件事。他还会告诉绑匪，朱康是个人渣，他讲话从来不算数，而且会坏了事情，这个浑蛋连做人质的资格都没有。

这伙人给朱康松了绑，黑壮青年押着，两个人冒雨走了。临走前朱康还回过头，深情地说了一句：“杨迟，我会回来赎你的。”杨迟心想，去你妈的，董存瑞就是这么被玩死的。女人把杨迟扶起来，下半身坐在地上，上半身靠在墙上。杨迟一个劲地摇头。老农民说：“他不太老实，把他运到车上去吧。”两个人搬头搬脚，把杨迟抬到天棚下面，挪上农用摩托车后面，再用一块油毡布盖住了。杨迟不再挣扎，生恐撞在镰刀上，只觉得头脸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那黑壮青年狂奔回来。“他跑了！”

女人说：“你真没用，怎么让他跑了？”

黑壮青年沮丧地说：“还没到银行他就跑了。我追了他一会儿，他大喊救命，再追下去，我就该跟着他一起进公安局了。”

老农民说：“他去找警察了，我们也快跑吧。”

杨迟听到农用摩托车发动的声音，一阵抖动，颠簸着往什么地方去了。他猜到朱康会跑，一点没意外，但愿朱康能去报警，这会儿确实需要警察出动了。

那一天朱康发足狂奔，跑向派出所门口，后来一想，报警大概会要了杨迟的命，杨迟虽然浑蛋，但毕竟掏出自己的钱救了他，他朱康不能不仗义。于是跑回旅馆，从旅行袋里掏出票夹，取出银行卡，忽然又明白过来，他这一跑，三个绑匪肯定也走了，这笔钱可以暂时不动。再说，银行已经打烊，就算开着，他的卡里也取不出一万块。两头没主张，朱康在旅馆里思索了一会儿，睡着了。直到第二天中午醒来，绑匪也没有电话过来。本来应该去电影院后面看看情况，但朱康实在吓坏了，提不起这个胆子。杨迟口齿伶俐，或者也有可能在绑匪的镰刀下唠叨出一条生路，金牌销售员理应具备自救能力，再等他几天吧。又等了一天，杨迟没回来，绑匪也没消息，到处都是救灾的人，听说乡里发大水了。朱康打电话到厂里，发现厂里不知道绑票的事，甚感欣慰。但他也不打算把这事跟厂里说清，因为不免要提到自己去夜总会那一节，根据厂里的纪律，销售员在不招待客户的情况下逛色情场所，导致事故发生，是要撤职的。

朱康想明白了这一切，生恐再有人找他麻烦，就离开旅馆，买了一张车票，一溜烟逃回戴城。到了农药厂，撒了个小谎：杨迟不知道去哪里了，这个小子，一贯自负，无组织无纪律的。世界一片混乱，人们想不到他能人渣到这个地步。朱康喘了口气，又过了几天，杨迟仍然没消息，绑匪的电话也没打到厂里，事态平静。朱康心想，八成是扔到江里了。摇摇头让自己忘记这桩倒霉事，也忘记欠杨迟的一万块，到销售部请缨往新疆出差，远赴天山脚下避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