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阔海昨天傍晚便得知了“砍头行动”失败的消息，所以，当老于今早爬进他的阁楼，丢下伪装身份的褡裢和“唤头”，一屁股坐在门边生闷气的时候，他没有先开口。其实，很多时候他都不会先开口，在被日本军队严密包围的租界里做抗日工作，口若悬河可不是个好习惯。

老于的劣质卷烟将这间小小的“鸽子窝”熏得像座庙，而熊阔海则兀自在桌边刻蜡版。每周两期的《烽火报》是他兼任的重要工作，耽搁不得。由于整夜没睡，他感觉眼球阵阵刺疼，便摘下眼镜擦一擦泪水，然后将完成的蜡版藏在一叠旧报纸中，这才转过身来面对组织上的领导，但仍然没有开口。

老于将目光放在熊阔海的鞋尖上，口中道：他牺牲了，很光荣，只是任务没能完成。

他这是没能尽到自己的责任。熊阔海替刚刚牺牲的弟弟表示谦逊的时候，目光也在老于的鞋尖上。老于又道：对不起，是我的方案错了，希望你能原谅。熊阔海道：这是组织决定，说不上是错误，也无从原谅。

他那英俊潇洒，前途无量的弟弟就这样毫无价值地牺牲了，但他又没有权力去埋怨组织，因为，他的弟弟作为革命者，原本就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如今，组织上的领导真诚地向他表示歉意，他也真诚地接受了，但是，有一点他不能原谅，就是他很不满意老于这次拜访所传达给他的明确暗示——让他去接替他弟弟完成那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刺杀日军华北司令部特高课课长小泉敬二。

这时，开寄宿公寓的白俄老太太在楼下高声叫他：熊先生，楼下有人找。下得楼来一看，他发现坐在餐厅里等他的是英租界警务处的总巡捕乔治·安德森，另有两名穿制服佩手枪的华捕守在大门边。

请坐，我的老朋友。安德森示意白俄老太太把门关上。

安德森是本地出生的白人，在熊阔海的父亲还没把家业败掉之前，他们住邻居，两个人一起上小学和中学，是“尿尿和泥”的交情，但是，自从熊阔海被组织上派回家乡从事抗日工作之后，他便一直在回避这个常会翻脸无情的爱尔兰人。

安德森的开场白很客气：你弟弟不幸去世我很难过，这样以来，我们就有了共同的仇人。

熊阔海知道，就在上个月，安德森的弟弟和情妇在华界被日军当作苏联间谍逮捕了，罪名是从事对抗大日本帝国的破坏活动，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往英法租界里贩卖海洛因。十几天前，小泉敬二下令将他们二人与另外三十几名抗日分子一起枪毙了。

安德森道：既然我们有了共同的敌人，我就需要你为我们共同的仇恨做一件事。

熊阔海能猜到安德森想让他干什么，便拦住他的话头道：我不杀人。

安德森咧开大胖脸笑了起来：如果你不肯去杀掉我们共同的仇人，我就上楼到你房间里逮捕你们的头头，逮捕你的情妇裴小姐，然后去爱丁堡道25号的地下室里抓住你的太太和女儿，把他们一起交给日本人。

裴小姐不是我的情妇。熊阔海口中抗议，心下却在飞速地思索着解决办法，然而，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可想，很显然，安德森已经掌握了他的一切。

如果老于在他的房间里被捕，同时他又没能因为舍身保护领导而牺牲，组织上就有理由认定他是一个无耻的叛徒，为此他甚至找不到任何替自己辩护的借口——因为他的弟弟刚刚由于老于的错误决定而牺牲了。关于他的妻子和女儿的事，他也无法向党组织解释，一年前组织上派他回来的时候，曾明确要求他将妻子和女儿送到根据地去，但是，他违背了组织上的命令，偷偷地将她们母女隐藏了下来，而对组织上却谎称已经将她们送往上海的亲戚家。

至于说他的邻居裴小姐，那是个无辜的，忧郁得令人怜惜的女子，如果无端将她牵扯进这场人命如草芥的战争中来，就必定会毁了他自尊自爱的男人之心，同时也毁掉了那个可怜的女子。

熊阔海回到楼上，见老于依旧坐在那里抽烟，与他出门时不同的是，老于已经将手枪打开保险放在脚边。老于问是什么人找你。他说是情报俱乐部的秘书别斯土舍夫，来催我交明年的会费。他平日里的主要工作是在远东情报俱乐部搜集有关日军的情报，这也是组织上人尽其材，充分利用他在黄埔军校的军事背景和一口好英文。

老于接着抽烟，又过了好一会儿，再次满面歉疚道：对不起，当初我们误解了你，现在组织上已经决定，这次行动由你全权负责，而且，本地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同志全都听从你的指挥。

面对组织上的领导，他不能像面对安德森那样说“我不杀人”。革命是一项有纪律的事业，组织上的决定他必须执行，更何况，除去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和倚重之外，安德森对他的威胁也是无法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