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阔海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个军人，也不是知识分子，更算不上是一名合格的“职业间谍”。当年他父亲强迫他报考黄埔军校枪械科的时候，他正认为自己是个诗人，先是着迷于“同光诗派”，后又迷上了拜伦；到他表面上因为眼疾，实际上却是因为对暴力感到深刻的厌恶而退学的时候，他正认为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改良派；等到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的进步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便认定自己是一个像左拉那样无畏的理想主义者。

直到去年冬天，组织上将他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调回天津，让他担任中共在远东情报俱乐部的常驻代表的时候，他才真正发现，自己很可能什么都不是。

虽说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很早便失去了军队的小军阀，而他自己也从来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纨绔，但他认为自己仍然像租界中的每一个纨绔子弟一样，在这三十年的生命中学习的东西太多了，爱好的东西也太多了，结果是没有一样精通，没有一样擅长。如今，这个刺杀小泉敬二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头上，而他却发现，原来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刺客，甚至连个枪手也算不上。

尽管他在军校时曾钻研过多种武器，尽管他在组织面前表现出了相当真切的军事才能，但他内心深处非常清楚，他痛恨暴力，痛恨杀人。即使他心下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民族战争，但杀人的事对于他仍然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是隐藏在他那努力维持的男子汉形象之下的痼疾。

这时，薄木板钉制的房门发出一声细响，裴小姐走了进来。她目光低垂，扇子般浓密的睫毛在脸上洒下一对月牙形状的阴影。

你下班啦！熊阔海将声调揉搓到爽朗，这才与她打招呼。裴小姐紧了紧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将一只小小的手巾包递到他手中，然后便退一步坐在老于方才坐的矮凳上，开始用目光与自己的手指对话。

熊阔海打开手巾包，发现里边是一只煮白薯、一块玉米饼、一片老腌罗卜，还有一只颜色鲜艳，拳头大小的石榴。天哪！这么大的石榴肯定不是本地品种。熊阔海故作惊呀，希望将裴小姐压抑在心底的言语激发成声音。这个女孩儿太忧郁了，他担心她长此以往会发生什么可悲的变故。

果然，裴小姐轻声回应道：听说这是从临潼运来的。听到她肯开口讲话，熊阔海便知道今天是裴小姐难得开朗的一天。很长时间以来都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像裴小姐这样惜言如金的性格，她在电话局里话务员的工作又是怎样做的，那可是个需要不停讲话的行业。不过，他并没有问过她这件事，甚至他从来也没有问过她是哪里人？在哪个学校上的学？年龄有多大？为什么会一个人来到此地谋生？他认为，裴小姐忧郁的性情已经将她变得像雪花一样娇嫩，他生怕贸然动问会将她吓住。

吞下那块冰凉的煮白薯，熊阔海赞叹了一声好甜。不用去看，他便能知道裴小姐此时的脸上必定会因为这一声赞叹而现出温润如玉的光彩。这是她心情开朗时最美丽的模样，接下来她便应该会问他晚上几点钟回家了。其实，给他当晚餐的那块玉米饼她已经帮他买回来了，她问他几点钟回家，只是想知道在她出门上夜班之前能不能再见到他。

他将剩下的食物和那只漂亮的石榴分别包好，用麻绳吊在房梁上。一整天不在家，他担心猖狂的老鼠会吃光他的晚餐。然后他道：好啦，你快回去睡觉吧，累了一夜，还得帮我买饭，辛苦你了。说着话他穿上大衣便往外走，而裴小姐则将双手扭在身前，蓝士布的棉袍下摆一晃一晃的，口中问：你今晚几点钟回家？

他真的很想满足她的愿望，早些回来见她一面，但是他从来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尤其是今天他更不知道——因为他今天是要去计划杀人的。

刚刚走出大门，熊阔海便发觉身上这件驼呢大衣已经对付不了今年的冬天，冷风正在穿透旧呢绒稀疏的经纬，溜进他的怀里。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他曾想下决心改穿暖和的中式棉袍，然而不行，出入情报俱乐部他必须得穿体面的西式服装。同时，他也确实没有闲钱为自己添置新大衣，虽然老于临走时给他留下了一千元联银券，但那是让他用来杀人的经费，挪用不得。

顶风走过黄家花园铁桥，又向南走了一段，他便向西拐上了伦敦道。马尔林斯基咖啡馆在伦敦道的另一头，是个会员制的俱乐部——远东情报俱乐部，各国间谍在中国北方的大本营。

他的目标小泉敬二深知自己杀害了太多的抗日分子和各国间谍，知道想要找他报仇的敌人必定不止共产党和国民党，一定还有苏联人、英国人，甚至左倾的日本人，于是，他一直在很小心地保护自己，每逢出入都带着整车的武装士兵。不过，熊阔海明白，如果要想得知小泉敬二的确切行踪，在情报俱乐部里应该能找到办法，因为，小泉敬二的身边不会没有竞争对手，而陷害同伴以求进身之阶的手段，则是日本武士自桃山时期便形成的秘密传统，所以，一旦知道有人要杀他，小泉敬二的“伙伴们”是必定要将杀掉他的机会拿出来卖的。

根据前一段他为老于的“砍头行动”搜集的资料显示，小泉敬二年轻时就学于日本东京警务学校，1915年毕业后并没有立即参加公务员考试，而是独自前往中国游历。有人说，他很早便是日本最大的政治势力黑龙会的成员，派他前往中国的目的，是研究中国的地方帮会对政府官员的影响和中国军队哗变的基本模式。1925年回国后，他加入了陆军警务署计划调查课，专门调查日本共产党和左派人士的活动。1934年他被调往伪满洲国，任警务署署长，负责镇压“反满抗日分子”。1940年初，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他被降级调来天津，担任日军华北司令部特别事务高级调查课课长，专门负责镇压本地日益活跃的抗日分子。

据说，小泉敬二游历中国的时候，在天津和上海待的时间最长，结交了许多中国帮会人物。这次他到天津之后，利用帮会中的汉奸替他做眼线，大肆捕杀抗日人士，中共地下党组织每个月都有同志牺牲在他手里。为此，日军参谋总部前不久下令，要将他升调至抗日活动同样活跃的上海，打算利用他的特长安定那边的局势。

也就在这个时候，老于接到了从根据地传来的上级命令，要求本地党组织不惜一切代价除掉小泉敬二，不能让他前往上海破坏那边的抗日组织。

一周前，党组织招集会议研究行动方案，当即便有人提出，要用最简便可靠的方法，力求一击必中。而这个最简便可靠的方法，便是派熊阔海的弟弟暗藏手榴弹在身边，找机会当面炸死小泉敬二。这个建议受到了一致的欢呼，而熊阔海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我弟弟在伪市政府里当日文翻译，确实有可能接近小泉敬二，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为了除掉一个敌人，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同时搭上一条甚至几条革命同志的性命？

方才还在欢呼的同志们此刻都静下来听他讲话，他接着道：抗日也好，革命也好，打江山坐天下也好，讲求的不单单是毁家纾难，或者舍生取义，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像山西财主一样精于计算，看看我们投资多少，收益多少，看看我们付出的代价与得到的回报是否相当……

听到这话，同志们的脸色便有些难看起来，但他没有理会这些，而是继续他的演讲：现在我们派一位革命同志前去舍身刺杀小泉敬二，这位同志必然是要牺牲的，但我们为什么不能费心想一想，有没有不损失革命力量又能达到革命目的的方法呢？

下边有同志问：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个办法，你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有，如果我们掌握了目标的行动规律，再设法接近他的汽车，我们就可以在汽车上安装炸弹，也可以在半路上伏击他，其实，要刺杀一个目标的方法有很多，不一定非得牺牲我弟弟……

有同志问他，根据你提供的情报，小泉敬二的调令已经下达，如果采用你的方案，你能保证在他动身之前完成任务吗？接着又有同志问他，如果你的刺杀方案不成功，反而惊动了敌人，他就此躲起来不出门怎么办……

同志们的讨论渐渐集中起来，开始批评熊阔海明显的胆怯和对革命工作不负责任的推诿。这时，主持会议的上级领导出来为熊阔海打圆场，他道：熊阔海这种爱惜革命同志的生命和对待工作的慎重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我们不能将这次行动仅仅看成是一个简单的刺杀行动，而忽略了唤醒全国民众的抗日需要，如果熊阔海同志的弟弟在这次行动中牺牲了，他便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唤醒民众的抗日英雄，这样以来，他的牺牲便等于吹响了全国民众奋起抗战的号角……

于是，会议通过了由熊阔海的弟弟实施刺杀行动的决议，而熊阔海却发现，此时他已经被同志们误会为是一个阻碍弟弟舍生取义的自私的兄长，而非一名革命斗士。他清楚地知道，同志们对“砍头行动”所能产生的抗日效果已经考虑得非常周全，而且这个方案也切实可行，更重要的是，他的弟弟愿意做出牺牲。为此，他并没有埋怨同志们不理解他，因为他在内心深处确实感到过胆怯，惧怕弟弟就此牺牲。

两天前，他从马尔林斯基咖啡馆买到了小泉敬二即将前往伪警察局训话的情报，并迅速传送给了老于。不幸的是，他的弟弟没能完成任务。现在，他的建议被组织上重新提出来，并且获得了全体同志的支持，新的行动将由他全权负责，于是，他认为自己又犯下了一个比阻碍弟弟舍生取义更严重的错误，他欺骗了党组织，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