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绝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年份，留在记忆中最让人难忘的感受是饥饿。头一年的下半年开始初露端倪的粮食紧张，副食品奇缺的现象，一度在国庆十周年的前夕得到缓解，至少是在北京等大都市感觉到了，人们原以为是暂时的困难，挺一挺就过去了。谁也没想到，这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然灾害刚刚拉开的序幕。

人们的粮食定量普遍下降，副食品供应全部实行配给，居民的家庭中突然多出了各种各样的票证。除了粮票和油票，布票，还有糕点票、饼干票、肉票、烟票……购买茶叶、毛线、人造棉等商品则需要凭工业卷供应。至于芝麻酱，粉丝、淀粉、鸡蛋、豆腐……则凭购货本供应，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购货本，凭家庭人口购买配给的定量，集体户口的则凭个人购货本买其中的一些东西。丢什么也别丢票证或购货本，不少当家的老太太全将这些命根子藏在最保险的地方，有的干脆缝在自己的腰带上。

每月的24日成了一个好日子，因为熬到这一天可以去买下个月的粮食，每到23日的凌晨，各粮店的门前就开始排起了长队。冬季受不了那份冻，全家人倒换班排队。到天亮粮店开门的时候，队伍中少说有二三百口子人。人虽多，但秩序不乱，为排队吵架的不多，来早的人发号，一人手里一个号，一般乱不了。当时人们肚里的食不多，热量不足，火气不壮，这大概也是人们很少吵架的一个原因。

那时候每个家庭都有一杆称，每天吃多少米或面要称好，一两不能多，半两不能少。要准确到这种程度，到24日这一天还够吃两顿的才行。那年头的孩子们都勤快，尤其是喜欢吃完饭涮锅洗碗，以便借机将锅里勺里的米粒扫荡个干干净净。大多数的家庭吃饭要分出份来，要按自己的定量吃。菜里的油少，更难得见到肉，开始一个人每月只有二两肉，一个五口之家只有一斤肉，就是全集中到晚饭时吃，一顿也只能平均到几钱肉。所以也有的家庭干脆每月改善一次伙食，用全家的肉票饨一回肉一顿吃掉，其余的日子索性素着，反正那点肉匀着吃还不够塞牙缝的。

后来，市场上出现了高级食品，一斤高级糖要五元钱，是凭票供应的十倍售价。还有高级糕点，价钱也是凭票供应的十倍，一个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多的有五六十元钱，少的只有三十多元钱，一般家庭谁买得起！也有豁出去的，发完工资不管别的先来半斤高级糕点解解馋再说。当然，这么干的大都是那些没成家的单身汉。

那一年的七月，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跟中国打开了嘴仗的苏联人也开始添乱，全部召回了援华的专家，片面撕毁了中苏间已签订的专家合同，和全部援华项目合同。“老大哥”不太仗义的举动，对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开始顶起了一个大包，大小与车顶差不多的一个汽包，由烧油改为烧气。那时候的汽车和电车都开得很慢，绝没有风驰电掣的劲头。人们也都面带菜色，精神萎蘼，走路也很慢，都懒得与人说话，想尽可能地保持体内的热量，绝不轻易浪费。那时小学每天只上三节课，当时校园里说的最多的四句话是：养精蓄锐，节约粮食，为国分忧，为家长解愁。老师常叮嘱学生的话也是，回家就休息，睡不着就看书，千万别乱跑。

小道消息说，农村开始出现了逃荒，饿死人的现象。灾情最严重的不少省份是当年放“高产卫星”最多的地方。

新冒出了一个新病种，“浮肿病”。这种病是先由人们的脚和腿开始，用手在腿上一摁，就是一个深坑，塌下去的肉好一会儿才起来。这种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病像传染病一样在城乡蔓延，病情严重的可以导致性命的终结。报上说治疗浮肿病最好的东西是黄豆，一时间黄豆成了好东西，身价百倍。如看望亲友或病人能带上一斤黄豆，那将是一份很可观的重礼。

报上不再提“高产卫星”这类新闻，连“跃进”这样的字眼也很少见了，常见报端的是各类“节粮，增粮”的窍门，什么“双蒸法”，用此法蒸馒头一斤面能多出一斤馒头。还有什么“冷水扎面蒸馒头法”，“半烫面蒸馒头法”，窍门多了。但人们一试都说不灵，到是瞧着多了，吃到肚里还是一斤面只顶一斤的事，不少窍门纯属自己糊弄自己。还有厂家出了一种叫“人造肉”的东西，说是肉，吃到嘴里像是嚼锯末一样，商店里卖了一阵，但没多长时间就很少再见到这种“人造肉”了。

京城的厂矿机关积极响应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广泛开展大种蔬菜的行动，不但所有荒废的空地变成了菜地；还见缝插针利用道边、沟边、房前屋后……种菜；人们逢坑就填，见地就种，市民将蔬菜种在自己的院子里，干部将菜种在办公室的边上，工人将蔬菜种在了厂房的边上；连天坛公园都种上了西红柿，柿子椒，东瓜，黄瓜，成片的洋白菜代替了原先的花草。各色的蔬菜给这座皇家园林增添了几分野趣，只是施肥散发出的气味有些大熬风景。

报上将道边、沟边、房边等等的边归纳为十个边，将这些边上种的菜称为“十边菜”。一时间，“向十边要菜”又成了广大群众的战斗口号。

曙光木材厂在“向十边要菜”的行动中充分发挥了空闲地方较多的优势，各车间，股室划分出了各自的责任区，每个部门都指定了专门的责任人，一般都是有过务农经验的人，全厂各个角落的蔬菜绿油油的，长势绝不亚于农村的菜田。枯燥的厂区增添了许多的绿色，使厂区充满了生机，恼人的是全厂到处是粪尿的气味，挥之不去。住厂的职工晚上想出来纳纳凉，竟难找一个没有臭味的地方。

这年的深秋，为曙光厂立下汗马功劳的那头叫驴死了，它拉着一车木料突然就爬了架，再也没起来。它最后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曙光厂表现了一番，全厂的职工每人分得一碗驴肉汤，里边只有两三块驴肉，肉块小得比肉末大不了多少。那头驴早已饿得不成样子，只不过没人顾上留意这些。事后有人说，孙广财经常偷吃它的豆饼和黑豆，叫驴只能吃哑巴亏，它是饿死了。孙广财当不成车把式了，只能在材料场当壮工，翻弄三角垛。厂里买了一辆拖拉机运料，老马改行开上了拖拉机。

厂里的会少了，学习也少了，职工下班就可以回家，吃完晚饭早早上床睡觉是保存体力唯一的好办法。厂里的长期病号多了，大半是浮肿病。全福患上这种病歇了，他家里孩子多，又全是男孩，一个个全跟饿狼似的，大人不想让孩子挨饿，只能自己少吃。王河惦记着他，每次厂里分自种的蔬菜都想着为他领一份，就是几个萝卜也要给他送家里去。

全福病休在家没事上街闲逛，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秘密，倒卖票证，原来这粮票、肉票、布票和工业卷这些票证都是有“明码标价”的，倒卖票证的黑市上，一斤粮票能卖到五六元钱，一斤肉票十元，工业卷一张可以卖到三元，所有的票证全有价。那地方在东单与王府井之间的儿童影院附近，他那天转到那里有人问他要不要粮票？他很快摸清了里边的门道。

工业卷是根据职工的工资多少发的，基本上是二十元工资一张工业卷，买人造棉、手表、自行车，还有香烟等物品全要工业卷。买一块手表要30张工业卷，基本上是一个人全年的配给量。全福除了买菜叶，他的工业卷全送人了，他哪知这东西这么值钱！他头一次小试身手，卖了15张工业卷换回了9斤粮票。一高兴，当天晚上他让全家吃了一顿饱饭。

全福媳妇乐了，便到处找工业卷，找自己娘家的姐妹要，找亲戚要，说是要给全福买块手表。要来的工业卷卖了再买粮票，这个秘密夫妇俩对谁也不说，一是说出去怕丢人，二是也知道这种事违法。基本能吃饱肚子了，一来二去他的浮肿病开始见好，很快就开不出病假条了。

王河见他的浮肿病好得快，问他有什么偏方和窍门，他说自己有个堂兄也得了这种病。全福不无得意地说，这能有什么偏方？窍门只有一个，在家待着要比和尚的心都静，俩口子的事绝对不能办，记住这条就行！路富友犯坏说，没错，人家全福早就把他那口子托给朋友照看了。他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什么都不管。二人一来一往逗开了嘴。

王河没心意听他俩逗嘴，不过全福的话却触动了他的心事。他之所以关心全福的浮肿病，其实是他早己察觉到自己的两条腿有了浮肿的现象。全车间属他年轻又是个班长，车间里的这类病号已经不少了，他不想再拖车间生产的后腿一直没有张扬，连家里人都瞒着，他媳妇金玲都一无所知。

王河与金玲的结合在曙光厂算得上一件喜剧性的新闻，头年的深秋金玲最终是挺着大肚子进的洞房，“生米做成了熟饭”使得金玲的母亲不得不认可了这门亲事。如今的王河已是做了父亲的人，孩子尚在襁褓之中，为了孩子能吃上奶水就要尽力让金玲吃好。婚后无房，他们只能与父母挤在一起住，一家八口虽是一个锅里吃饭，每顿饭却是分出份来吃。那时的家庭吃饭不分份的很少，一般都有是按各自的定量分，不能多也不能少，孩子多的为争一口吃的打架是常有的事。王河为了媳妇能多吃一点只能自己少吃，小两口有时为了推让半拉馒头跟打架似的。

回汉两家在一起吃饭本是个难事，但副食品的极度紧张却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王河一家解决了这个难题。金玲嫁过不久，就什么都开始凭票证供应，每月一人只有二两肉。那点肉王河的母亲总是一个分两次吃了，每到家里改善伙食的时候就单给儿媳妇炒个鸡蛋，倒也没添什么麻烦。为了孙子，当婆婆的也想尽力照顾儿媳，但心有余力不足，每个月只能用自己的那张糕点票买了糕点偷着塞给她。当婆婆也是难，王河下面还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正在上学要劲的时候，几个孩子整天就知道喊饿，两个最小的吃完饭常常为争着刮刮锅底打得不可开交。

王河有病只能抗着不吱声，他既不想让自己父母操心，也不想让新婚的爱人为他分神。听了全福的那番有关“两口子的话”后他动了心思，从那天晚上开始他就和金玲掉头睡。

金玲问他干嘛非要闻着臭脚睡？

他说要管着点自己，省得一上班就犯眯糊。

金玲说，瞧你这点儿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