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已经觉察到，叶玉菡和苏冠兰都深深喜爱小星星。这小女孩可能成为两人之间的一条纽带，一种默契，一副“催化剂”。所以，他和阿罗都急着要把小星星弄到南京来。不料，却发生了意外！

随着战线南移，小星星所在学校也离开延安，向东转移。行进途中遭遇敌机轰炸，死伤十来个教师和孩子，小星星失踪了……

“什么，失踪？”叶玉菡一听就哭了。

“你说真话，老鲁，”苏冠兰喊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的是真话，实话！”鲁宁赌咒发誓，“死者和伤员里没有小星星，确实没有。确实是失踪。所谓失踪就意味着可能还活着，也就意味着还有找到这孩子的希望！”

小星星的失踪使鲁宁多了一项“工作”，就是查找孩子的下落，这成了军代表跟叶玉菡、苏冠兰乃至阿罗之间，一个最揪心的话题。万幸，现在有了答案——

小星星所在学校是在穿过一座小镇时遭遇轰炸的。事后清点，死者和伤员中确实没有她，确实是“失踪”了。全校继续前行，查找金星姬的工作交给了地方政府。学校在开进北平后解散了，师生们被分别编入几所中小学和“工农速成中学”。

小星星在轰炸中负伤昏迷。一对中年农民夫妇把她抱回了家。他俩没有儿女，想收养小星星，并因此把她藏匿起来。但小女孩要治伤，这事瞒不过医生，地方政府正是由此得到“情报”的。干部上门做工作，让他俩把孩子交了出来。小星星原来的学校已经解散，地方政府找不到“通知”对象，就让她在那对农民夫妇家寄养了一段。

小星星最终被有关部门接到北京并送进一所学校。她还记得柳阿姨所在医院和鲁宁所属部队的番号。但医院和部队都在向南推进，日夜紧张工作战斗，没法联系；后来总算联系上了，但鲁宁夫妇又已调离。

好在鲁宁一直在寻找小星星，并终于在一九五〇年十月查到了小女孩的下落，到L楼向叶玉菡和苏冠兰作了宣布。接着，他趁到北京开会之机看望了小星星，又带着孩子的近照，还带着孩子写给叶妈妈、柳阿姨和不曾见过面的苏伯伯的信返回南京……

“就是说，小星星很好？”阿罗问。

“你问了有二十遍吧？”鲁宁不耐烦了，“我最后回答一次：是的，很好，很好。”

军代表从北京回来后工作更加繁忙，明显地瘦了黑了，还经常陷入沉思，忧心忡忡。眼前，他下班回家，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蹙起眉头，望着天花板吸烟。床边一张椅子上坐着阿罗，一张方凳上摆着烟灰缸和阿罗给他沏的茶……

电话铃响了起来。

“这么晚了，谁啊？”阿罗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一听，朝丈夫使了个眼色，回头对着话筒说：“哦，是您啊，茅政委。是的，他在家，请稍等。”

鲁宁显得十分疲惫，还很烦躁；但他仍然翻身起床，从妻子手里接过听筒，但并不说话，好像在等着对方开口。而对方也就开口了：“鲁宁同志吗？”

“是的。”鲁宁望着窗外如墨的夜色，面无表情。

“我是茅政委。”

“听出来了，首长。”

“哎呀哎呀，”茅政委打哈哈，“咱们革命战友嘛，只是正副职嘛，什么首长不首长的。”

“有什么指示吗？”

“我不是说了吗，咱们革命战友嘛，什么指示不指示的，随便聊聊工作吧。”茅政委拖长声调，“哦，药专的工作，怎么样呀？”

“还可以吧。”

“什么叫做‘还可以’呀？”

“就是说，各项任务都完成了，没出大乱子，没犯大错误。”

“那好嘛！你亲自坐镇药专，连住都住在药专……”

“已经搬出来了，”鲁宁声明，“现在的住处离药专很远。”

“但你毕竟在那里住了很久嘛，嘿嘿！所以，药专的工作应该是好上加好的嘛。”

鲁宁大概是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便默然以对。

茅政委连声叫道：“喂，喂，喂！”

“我在听着呢。”鲁宁闷声道。

“我说鲁宁同志呀，”茅政委接着往下说，口气简直算得上亲切，“上次跟你谈的事，怎么样了呀？”

“上次谈的什么事？”

“你忘了？关于敌情的事嘛。”

鲁宁没忘这事。建国初期，形势复杂；情报表明，敌特盯上了南京药专，可能会有所动作。但仅此而已，怎么“盯”，如何“动作”，均语焉不详。

“我反复考察了，”鲁宁说，“认为办公楼、化学楼和L楼是三个潜在的薄弱环节，正在考虑采取措施，加强保卫。”

“呃，哼，这个这个，”茅政委拖长声调，“还有，那两本外国杂志的问题呢？”

“哦，那事，我做了调查，没有什么问题。”

“怎么会没有问题呢！”

“怎么一定要有问题呢？”

“谁‘要有问题’？你什么意思？”茅政委似乎生气了，“共产党人最讲实亊求是，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嘛。”

“‘客观存在’什么问题？”

茅政委带着浓重的鼻音：“那杂志叫什么来，鲁宁同志？”

“叫《探针》。”

“对，我让人翻译出来了，是叫《探针》……”

“你让人翻译出来了？我不用别人翻译。我能把那刊名直读出来。”

“你很有学问嘛！”茅政委生气了，“那么，请问鲁宁同志：那杂志什么名宇不好叫，偏要叫‘探针’？”

“叫‘探针’难道是个问题吗？”鲁宁愣了。

“叫‘探针’难道不是问题吗？”茅政委口气严厉。

“我看不是问题。”

“你说什么？”

“我说，《探针》这个杂志和‘探针’这个刊名都没有任何问题。”鲁宁决定耐心一些，“从技术上说，‘探针’的种类、形制和用途很多。精密的生物学实验，譬如细胞或细微组织的剥离，譬如将某种遗传物质注入一个细胞等等，器械之一就是极细小的、必须在显微镜下操作的探针。你交给我的《探针》，是国际实验生物学界一个著名期刊。这就像外科学界有个著名期刊叫做《柳叶刀》一样。内行都知道，‘柳叶刀’就是手术刀……”

茅政委打断鲁宁：“你上过大学，是吗？”

“是的，上过大学。”

“所以你要给我这个‘外行’讲课，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也没关系嘛！”茅政委冷笑，“不错，我是大老粗，没文化，只上过一年半小学，等等。但这不是我的短处，而恰好是我的长处，我的优点，我的光荣！而且，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是组织的看法。鲁宁同志，你应该也看得很清楚：虽然我文化比你低得多，我入党比你晚得多，我的功劳战绩比你少得多，可事实就是我在领导你，我能领导你，我这个外行在领导你这个内行！”

鲁宁无言以对。他当然知道对方说的是“事实”。

“不错，鲁宁同志，你上过大学，你有文化，你还懂英文，等等。”茅政委滔滔不绝，嗓音忽然变了调，从指摘、挖苦变成了痛心疾首，“但是我的同志呀，你认识到了吗，你的问题，正在这里！”

鲁宁其实早就“认识”到了这一切。他嘴一张，正要搭腔，却觉得耳朵被轻轻掐了一下；接着，一杯凉茶端到他面前，一条毛巾为他擦拭青筋直蹦的脖颈，一只柔软的手抚摸着他汗水涔涔的脊背。鲁宁用满是血丝的眼睛瞥瞥阿罗，接过凉茶来啜了一口，像要把满腔怒气连同茶水一起吞咽下去……

鲁宁曾经认为，全国解放了，我们执掌政权了，“一唱雄鸡天下白”了，就一切都好了，一片光辉灿烂了！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发现情况远比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像他这样的干部，读过书，有文化，就拖上了“一根又粗又长的小资产阶级尾巴”；读过大学，还是教会大学，懂英语，就是“深受帝国主义奴化”，“崇拜英美”；他负责教育和科学界的工作，很勤奋，就是“热衷于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在一起”；他想把工作做得更加深入、细致、合情合理一些，却成了“割舍不掉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刚“解放”的知识分子们心目中，他代表共产党，代表新政权；但那些知识分子不知道，在共产党和新政权内部，他却被一些人指为“老右倾”……

药专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们，包括苏冠兰和叶玉菡都不知道，军代表鲁宁就是在这种压力下，被迫搬出学校，迁到“离药专很远”的光华门外护城河畔的一处部队营房，从此很少来药专了。

鲁宁动辄得咎，常常感到比打仗时还苦还累，比做地下工作时更危机四伏。凡此种种，除了能对阿罗说说外，必须压在心底；到后来，连对阿罗也不说了，以免影响妻子的“进步”。情绪变化的外在表现，就是经常吸烟喝闷酒，就是在家里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但只“在家里”如此。一旦投入工作和斗争，他仍然是一位头脑清醒、精明强干的军人，一个坚持原则、当仁不让的共产党人！眼前的鲁宁就是这样，或者说他想这样。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截住对方：

“我的‘问题’，以后再说。现在先请问茅政委：这‘探针’，究竟有什么问题？”

“这还用我说？你是真的不懂，还是装糊涂？”

“我若不懂，请你点拨；我若装糊涂，你戳穿就是。”

“好嘛！”听上去，茅政委语重心长，“鲁宁同志，‘探’是什么意思？就是刺探嘛；‘探针’，就是刺探情报的敌特嘛。”

鲁宁愕然：“怎么能这样说呢？”

“不是我这样说，是文件上这样说的。”

“我怎么不知道？”

“都让你知道？有些事情是组织上掌握的嘛。”

“可我细读了《探针》，都是实验生物学方面的……”

“我们不是经常揭露帝国主义披着什么什么外衣吗？这就是典型的披着科学外衣嘛！还有，”茅政委清了清嗓子问道，“鲁宁同志，那两本《探针》呢？”

“我给叶教授了。”

“什么，给她了？为什么给她？”茅政委喊叫起来，“不是说‘敌情’吗？我不妨给你说透一点：敌特很可能就在药专内部，就在那生物制剂室内部！”

“什么意思？”鲁宁一惊，“你是指叶教授？”

“我并没那么说。不过在彻底查清之前，谁都有可能是潜在的敌特！”茅政委振振有词，话锋一转：“我把两本《探针》亲手交给你时怎么说的？”

“你让我做调查。我也确实做了调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鲁宁尽力保持心平气静，“在这种情况下，杂志当然应该交还人家。没有任何理由无限期扣压别人的邮件。”

“那是邮件吗？”

“不是邮件是什么？”

“是证据！”

“什么证据，证实什么？”

“我说了，是敌情和敌特的证据！”

“纯粹是捕风捉影！”鲁宁按捺住怒气，“你的说法，本身就缺乏证据，本身就是需要证实的。”

“你你你……”茅政委咆哮起来，“难道我说的你也不相信？我的话也需要证实？”

“谁的说法都需要证实。”

奇怪，从口气上听，茅政委忽然冷静下来：“那么，鲁宁同志，你跟那个身世非常复杂的女教授早在几十年前就认识，你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一点，是否需要证实呢？”

鲁宁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还有，鲁宁同志，你为这位政治背景非常复杂的女教授的私事而在最近专程跑了一次北京——这一点，是否也需要证实呢？”

鲁宁倒吸了一口凉气，再一次意识到“坚持原则、当仁不让”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他又一次产生了“无言以对”之感。趁他沉默，茅政委洋洋得意地哼道：“我说鲁宁同志，不要再犯右倾啊！不能出大乱子，犯大错误啊！”

通话被突然响起的急促敲门声打断。

阿罗跑过去打开房门。夜空漆黑。两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大汗淋漓地站在门口，气喘吁吁地报告：“鲁副部长，您家这电话怎么啦？总是占线，总打不进来，足足打了一个钟头！没办法，派吉普车把我俩送来的。”

“怎么啦？”鲁宁似乎还没从那“一个钟头”中清醒过来，还有点蒙似的：“发生什么事情了？”

一名战士双手递来一个印有南京市公安局红色字样的“特急”函件：“喏，给您的！”

鲁宁撕开信封，抽出信纸匆匆扫了一遍，脸色陡变。这时，撂在书桌上的耳机中还在传出呱啦呱啦的声响，仍是茅政委在嚷嚷。鲁宁大步跨过去，一把抓起电话，冲着话筒喊道：“我说，去你妈的！”

骂完，军代表双手捧起电话机，往地下狠狠砸去！随着各式零件和碎片四处飞溅，鲁宁从目瞪口呆的阿罗身边擦过，取下挂在墙上的手枪往肩头一挎，对两名战士一摆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