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一九七七年吧，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天有点阴，早晨下井前落了几滴雨，他上的早班，七点前下的井，走到工作面差十分不到八点。那天是整休班，移溜子、运料，工作不紧张。人们在长达十年的懈怠、松弛、懒散中还没全部恢复过来，一个班总干不到四个小时的活。下午三点多钟，中班要接班了，他还不累，便又象往日那样，刨了一包煤，背在肩上，随着下班的人流向大巷里涌。在大巷里，坐上了接人的头班电车，下了车又走了一段，来到了大井。

在大井口，他被省煤炭局的一位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局长发现了。他盯着他看，先是看他肩上的煤包，接着，看他的面容。他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许多从未见过的陌生人走过来了，团团将他围住。他们指着煤包问了他许多。当时，他是怎么回答的？记不住了，实在记不住了。他好象有些慌，有些乱。可他的回答竟使老局长如此激动，一把拉住他的手，高高举起来，对那些陌生的面孔讲：“同志们，什么叫主人公精神？这就是主人公精神呵！十年了，我们丢失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可我们最优秀的矿工们却把它保留下来，坚持下来了，这是我们办矿治矿的根本所在呀！有了它，我们完全有能力再搞个煤炭高产大跃进。”

转过脸，老局长四处喊党委书记老祁：“老祁呢？老祁——”

老祁从旁边挤了过来。

“老祁呀，你们总抱怨这个矿井太老了，不能稳产高产了，可你看看这个老矿工的精神老不老？有这种老传统，老精神，就该有煤哇！你们说这矿还能采十年，我就不信这个邪！叫那些工程师们再找找，找不出煤来，你挖我的眼！宣传部的同志来了没有？”

没人回答。

老局长自顾自地讲：“早几年，你们宣传反潮流的英雄很邪乎呢，为啥就不宣传宣传我们这位老矿工？不宣传宣传这只小小的煤包？煤包虽小重千斤呀，同志们！”

那天上井后，矿宣传科的张科长把他请到了办公室，要他谈谈事情的来龙去脉。

于是，他向张科长谈起了一九五六年的那次事故，谈起了他的责任，他的内疚，他所受的处分，以及受了处分后的想法。

张科长大为震惊：“这么说，这只小小的煤包，你背了二十一年？”

他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张科长在一张废纸上简单地计算了一下，以每天背煤五十斤算，十天五百斤，一百天就是五千斤，一年就是一万八千多斤，二十一年是三十八万三千多斤，就是近二百吨煤呀，堆起来是一座很可观的煤山呢！

没多久，张科长的材料写出来了，长达三万余字，题目就叫《小小煤包重千斤，身在煤海惜煤如金》。老局长看了不满意，责成省局宣传部重写。省局宣传部部长亲自挂帅，熬了三个通宵，写出了二稿。最后，由老局长亲自修完后，作为省局的文件发到了基层。与此同时，省报、煤炭部的刊物刊发了他的照片和长篇通讯，通讯的题目改为：《他是国家主人公》。

在最后定稿的省局文件和长篇通讯里，那场事故不见了，没有任何人再提起了。

他感到很惶恐，好象做了亏心事。他一连三次找张科长，找老祁，告诉他们，这不值得张扬，不值得！他只不过是欠了国家的债，老老实实的还债罢了，不提那场事故怎么行呢？那档案里还有一笔哩！然而，他更没有想到，档案里的那一笔，也被矿党委慎重研究后，予以撤销了。

“老韦，甭想不通，这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需要，要保持先进人物的纯洁性嘛！”

老祁解释说。

“可是，可是……”他还是不理解，“可是那计算背煤的方法也不对呀！二十一年，有上千个歇班，我还几次工伤住院，实际没背这么多煤，人家不说咱吹大牛么？”

……

他不知道，机器已经运转起来了，即使错了，个人的力量也很难改变它的运行。

具有运动习惯的中国人，又在黑圪垯沟煤矿以及省属的几个煤矿开展了一个小小的运动——“煤包运动”，先是号召、动员，接着，强行命令，让每一个下井工人每天从采煤面、掘进头背出一包煤来。有的工区干部干脆规定：不背煤上井的，一律算旷工。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那憨厚的、中国农民式的忠诚，为广大矿工、为煤炭战线带来的竟是一场空前的混乱，为黑圪垯沟带来的竟是灾难！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是清醒的。这个人就是当年的那个年轻技术员、现在的黑圪垯沟煤矿采煤工程师李杰。

李杰在矿生产调度会上大声疾呼：“使不得，同志们！韦黑子的做法，作为一种精神，无疑是可贵的，而作为一种增产节约的手段，却是愚蠢的，极其愚蠢的！今年是一九七七年，不是一九一七年，一九二七年，我们已有了相当进步的采掘及运输手段，一辆辆煤车停在那里装不满，电车司机在那里打瞌睡，而我们却提倡工人们用煤包、用体力去背，科学吗？这是其一；其二，一个人的体力是有限的，井下采掘工人八小时的工作，加上来回在井下跑路，就是十个小时，假如每个工人都认真干完八小时，再坚持刨一包煤背出来，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么，为了完成这一包煤的任务，他们就会在干八小时工作的时候更加松懈，这等于自己吃自己的肉，受到的伤害将远远大于得到的营养；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样干下去，会伤害工人们的感情，你愚弄他们，他们也会愚弄你，他们会刨你的煤帮，挖你的煤柱，象老鼠打洞一样，毁掉这座矿井的……”

李杰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小时，可是，未能说服任何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他。

李杰向老局长写信，陈述他的看法，老局长很恼怒，在他的信上批道：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状态？这种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精神的同志，能管好一个煤矿的技术工作吗？这位同志在办公室里坐得太久了，应该到基层锻炼一下，呼吸一点韦黑子同志带来的清新空气。”

历史，就这样和那些书写历史的人们不断地开着玩笑，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溜子风波，以另一种形式，以一种完全相反的结局，再一次摆在韦黑子和李杰面前。

李杰从生产技术科重回采煤工区。

难道这就是哲学上讲的“否定之否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