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讲，樊福林算个人物。在弹丸一般的刘洼镇能算得上人物的还不多。有些镇委书记不如他，当阵子书记连名字都没被人们记住。书记走马灯似的换——有一年换了三个书记，岁月，水一样流，流逝的岁月和人们的记忆力总多少有些矛盾，责难人们势利就有点不合情理了。

樊福林不是头面人物，当然不会有什么伟业，可他能被人们记住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他有一段可以载入小镇编年史的传奇般的经历，以及他所信奉的马虎哲学。

樊福林的祖籍在江苏大丰县，向上查三代均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假如中国革命史上没有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的那场国内革命战争，他的历史大约会是很清白的。然而，中国革命的历史没有因为某一个人的清白而改写，那场为新中国奠基的战争偏偏爆发了，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队四处抓丁，不幸把他抓走了，硬是不由分说地在他的历史上抹上了污点。

他当了“国军”。这是民国三十六年岁暮的事。穿上军装未及操练，便开拔进了徐州。想溜？万难！四处都是眼，塞进闷罐车缝都没留。他哭了，想着家里的地和牛，想着俊俏的媳妇，眼泪滴了大串。营长看他还机灵，让他做了勤务兵。驻扎徐州那阵子，天天为营长端茶送水打手巾，外带还得倒夜壶，稍不如意，人家就打耳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他打定主意，枪一响就溜，共军一来就举手，说得天好，卖命的事不能干，这百十斤可是父精母血，十月怀胎的产品，哪能轻易交出去？况且，家中还有俊俏的媳妇。

想到媳妇他就不安。早就看出来了，村上那个独眼保长心术不正，先前挨过媳妇的巴掌。现在出门在外，他很怀疑媳妇那巴掌的力量了。

有一次，他突然来了点灵感：“他娘的，写封信给独眼保长，就说老子当了国军营长，哼，国军营长的太太哪个敢搞？哪个？！”

好主意。

某一天，营长喝醉酒后，他把营长的大沿帽，连同上衣一同偷了出来，以百米跑的速度蹿到斜对面的“万隆”照相铺，准备来一张标准像。

相机对准了他，照相师把那橡皮玩意攥在手上了，他才胆虚虚地套上了营长的上衣。帽子没敢贸然戴上——那时，他正生秃疮，满脑袋流脓，象四溢的脑浆。照相师找来了一张旧《中央日报》，先把他破烂的脑袋简易包装了一下，他才悬着一百二十个心，把帽子小心翼翼地扣到头上。

“啪！”完了。

帽子在隔着《中央日报》的脑袋上停留了大约五秒钟。

几天后，他将这张记载着一个历史时刻的杰作寄给了独眼保长，连同一封信。信是请街头测字先生写的，之乎者也，满纸国粹，国粹之精义是：国军营长的太太不可辱。

万没料到，这张照片会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使他倒了大霉。多少年过去了，世界上死了许多人，偏偏那独眼保长没死，而且很经得起一顿棍棒。有一回，人们硬是把他吊在屋梁上达五分钟之久，他才恍然想起一桩没有交代的罪恶，他毫不犹豫地揭发了樊福林。

樊福林在镇建筑队当瓦工，家乡革委会的一封公函和独眼保长的一封揭发信，把他从脚手架上拉了下来——他当时正为这小镇建筑第一幢三层楼，就是现在的邮电局。到了镇清队办公室，一眼望见了桌上发黄的照片，无奈，认，不认挨揍！皮肉历来比名誉更重要，这一条马虎哲学上有。不曾想，这轻易的承认，反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高度警惕性，在他们看来，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樊福林丢卒保车，焉能骗过办案人员的火眼金睛？

“樊福林，说，当时的军衔是什么？”问这话的是猪头，当时建筑队的代表，分工协助清队办公室办案。

樊福林愣了，他娘的，我可是按原计划办的，共军一过来就交枪了，承认是营长已经蚀了血本了，哪能再认下什么衔！

“嘿嘿，老伙计，咱们一起摽膀干了这么多年，我是什么衔，你还不知道么？！”他想和猪头打两句哈哈。

不料，猪头上去就是一脚，揣了他个仰面朝天。也难怪，阶级敌人么，能没个仇恨？

“要不要向你交代一下党的政策？”

“我懂！我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胁从不问，首恶必办，唔，还有……还有，重现行，轻历史……我，我可是历史问题！”

“历史问题也要看态度！”

“是！是！”

“说，是上尉还是上校？”

看来非认不可了。樊福林认真地想了一下，三个月的“国军”生活在他的记忆中已不占什么位置了，再重找出这记忆的信息很难，很难。恍恍惚惚，他觉着上尉应该比上校小，他决定当上尉。这种时候，官衔越小越好。

“我……我是上尉！”

“唔”，办案人员得到了一点满足。

“你这个营具体干什么？你犯了哪些罪行，唵，都一起讲出来！”

难题。又是难题。步枪都没摸过，盒子炮倒是打过两回，营长喝酒，要他去打老百姓的鸡。他决定把这事扯到自己身上，如实坦白出来，争取宽大处理。

“我有罪！罪该万死！可我没杀过人，没打过仗，我残害老百姓，打过老百姓的鸡，两只大母鸡，肥肥的……”

“少说废话！我问你，你这个营是什么兵种？”

万万不能说是步兵。步兵没打过仗？唬鬼！打仗？和谁打？共产党！下面，猪头们准会问：有多少条人命？他娘的，不能干！

“我们这个营是干警卫的，警卫营！”

办案人员更加满足了。一个准军事家大为兴奋：警卫营？谁用得起一个营来警卫？必是大官，那么，这小子决不仅仅是个上尉，应该是个上校！

“警卫营？司令部的？”

“哎！哎！”

“妈的！不老实！司令部的警卫营长会是上尉？你以为我们没有军事常识？唵？想蒙混过关？唵？想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一下？唵？”

这三个“唵”差一点把樊福林吓闭了气，以后回忆起来，他还说这是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人家一心要提拔他。看来，这个上校不是他愿当不愿当的问题，而是非当不可了。

“就……就算是上校吧！”

办案人员对这吞吞吐吐的回答很不满意：

“就算？什么意思？”

“当时……当时……当时正式的委任状还没下来！”原来，他还很聪明呢！人这动物，有时真不是玩意。

审讯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又一辉煌胜利，蒙昧而高贵的小镇挖出了一颗埋藏很深的定时炸弹。

从此以后，樊福林的苦难岁月开始了。

仅仅一天的时间，他的人格、尊严、信心全被无情地踩到了烂泥里，他，以及和他同类的牛鬼蛇神们仿佛接到了命令，一律由人而退化成了猿。这时候，感情和思想不但是多余的而且是危险的。对此，樊福林深有体会。开初，他不太发达的头脑里还有几分思想的残余，他试图翻案，结果，被“文攻武卫”队员吊在看守室的梁头上一顿好打，硬是把他那点可怜的思想抽成碎片，打成了粉末。

马虎哲学，如同黄梅季节的淫雨，这时候浸透了樊福林的每一个细胞。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马马虎虎万事休，为人处事得看开，要放眼量。樊福林大难不死，全仰仗着认认真真的马虎。

为了骗取“清队办”的信任，他刻苦修炼。在主席像前请罪时，秃疤累累的脑袋绝对低到腰眼以下，以从两腿中间看见街上的行人为宗旨。这时，世界在他眼里是颠倒的，人，在他眼里也变成了野兽。当时，副镇长赵双也倒了霉，清罪时就站在他前面，这小子年轻气盛，有点不识时务，常常翻案，且顽固不化，没少接受过“深刻帮助”。

在这伙牛鬼蛇神中，樊福林认为自己是最冤的，比窦娥还冤。有时，虔诚地请着罪，他会不虔诚地乞求老天下一场六月雪，以昭示自己的清白。他以为，世道正是被这帮人搞糟了，假若没有这帮真正的坏人，绝不至于有这场“史无前例”，而没有这场“史无前例”，绝对没有使他低头弯腰的必修课，这很合乎三段式逻辑推理，至于赵双是否也觉着冤，是否也同样推理过，就不得而知了。

在清队深入到深挖细找“五一六”阶段，樊福林又兼任了“五一六”分队长。他供出的“五一六”不下十余人，这些人中很有些是他的仇人，或打过他的耳光，或捺过他的脑袋，或做过他的特别监护人。猪头是他第一个供出来的，猪头骂他，他却劝他老实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他以其气魄赢得了小镇公民们的尊敬，这是大革命年代特有的那种尊敬，敬畏如虎的那种尊敬。他扫大街时也无人敢蔑视他，人们无不担心他在某一个时刻，会在马马虎虎中把自己供出来。连“清队办”的人都有这种担心。

马马虎虎，他成了反革命，马马虎虎，他又使许多人成了反革命，原来，马虎哲学也能害人，也能用来复仇！樊福林觉着，自己简直和镇革委会主任一样大权在握了，想判谁政治上的死刑都行。

三中全会以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了，樊福林的荒唐案也纳入了被平反之列。“清队办”的原班人马摇身一变，又成了“落实办”的官员，某一月，某一日，某一个下午，他们把已经退休的樊福林招到镇委大院里，郑重其事地给他平反，并把一张盖着鲜红大印的书面通知当面交给了他。

樊福林不接，嘴上直打哈哈：“难道会错么？这人证、物证可怎么说？我……我不敢翻案！”

“老樊同志”，人家以为他怕再有反复，解释说：“党的政策不会变的，不要心有余悸嘛！”

樊福林有点火了：“什么余悸不余悸？我不懂！我只知道这个上校我当定了！”

“老同志，不要赌气嘛，不愿平反，你自己吃亏！”

“吃什么亏？我问你：在这个小镇上，还有官比我大，衔比我高的么？凭我这个上校营长，至少也能混个政协委员当当！”

他发誓要当政协委员，三天两头往镇委大院跑，小砂壶一端，见谁缠谁。当然，他的纠缠也有季节性。儿子分工时去缠，是想让儿子不被分到井下。镇上分房子去缠，那是想要房子。镇委大大小小的头头没有不认识他的，时间一长，三天不见反奇怪起来：“咦，那个老政协莫非是病了？”晚上，保不准会有人去看他——当然，不是镇上的首脑人物。在首脑人物的印象中，这个往日的历史反革命，社会渣滓，如今仍然不是好东西，往好的讲，也算得上个三等赖皮。

樊福林自己也有感觉，他自知那些和他打交道的首脑们看不起他，看他时，两眼恨不能戴上防污染的卫生眼镜。大多数首脑都半真半假地嘲弄过他，没有谁和他认真谈过一次。这益发使他愤愤，他更觉着这些人信不过。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这几年，人的自身价值不断升值，樊福林却不断贬值，痛定思痛，他庄严声明：“我樊福林就是一堆屎也要沾在你们身上；是一把鼻涕，也要甩在你们脸上！”

一般的小镇公民对他还不错，常有三五个去看他。看他的人狠狠心，赔上三五支廉价香烟，便收获一堆最新版本的秘闻轶事。常和首脑们打交道，编排一些闲话作践他们是方便的。获得秘闻者，为了活跃镇上的文化生活，往往会迅速行动，使小镇的公民们在茶余饭后有些快乐的东西帮助消化。生活要带点浪漫，要有点诗意，镇上的人们普遍认为。

毁灭历来易于创造。在小镇的生活舞台上毁灭一个人的名誉易如反掌，而恢复一个人的名誉却是很难的。

樊福林自从当上“上校”之后，便立即丧失了名誉和尊严，现在，想正儿巴经的做人也着实不容易。环境不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樊福林觉着自身在这十几年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想恢复自己在小镇公民面前的本来面貌已经近乎不可能了。有时候，有些言行完全是下意识的，可一经创造出来，大都符合他的哲学原理。

小镇上曾流传过这么一桩轶闻——

有一次，樊福林和儿子樊华去拉煤泥，去的时候拉的空车，儿子坐在车上，老子拉车。拉到半路，老子认为：该儿子下来拉老子了，一人拉一半么！儿子无赖，偏不干，声明：要叫他下来拉老子，回来时，他就不拉煤泥。老子无奈，自认晦气，继续拉儿子。拉得挺委屈，于是乎，便以父亲的身分，启发性地进行了教导：

“樊华，儿子大还是老子大？”

“老子大！”

“那么，按道理讲，按规矩讲，凭良心讲，究竟是该老子拉儿子呢，还是儿子拉老子？”

“当然是老子拉儿子喽！大的让小的嘛！”

“放屁！”樊福林认认真真地火了：“你这么放肆，老子一步也不拉了！”

儿子跳下车要逃，老子一把拉住。他一只手扯着儿子的胳膊，一只手扶着车把。车横在大路上，没几分钟便阻塞了交通。

有人劝架。

劝架的人问樊福林：“这后生是你什么人？”

樊福林叹口气：“唉！马马虎虎算我的儿！”

围观者哄堂大笑。

那年，他儿子最多十七岁，在十七岁的儿子面前，他连一丝老子的威严都没有。这几年他还常说：都是万恶的“四人帮”害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没有王法了！所以，在所有法律条文中，他最喜欢那条涉及到老子和儿子关系的规定，并一本正经地让儿子好好学习……

…………

当儿子作为一个形象的实体出现在他脑海的时候，麻脸刘收过钱又开始了嘶叫。关羽、关公、关二爷闯过了第五关。这时，洼地里的观众又增加了一些，许多煤矿上下了夜班的工人也加入了这个艺术圈子。大艺术家麻脸刘益发卖力了，小扁鼓打得上下蹦跳，仿佛长了脚，嘶哑的声音贯满全场。

然而，樊福林却听不下去了，他想走，想到镇委大院去一趟，他有个本能的欲望……

阳光真好，白生生的，晒得人发绵、发软，当他的大脑通令全身“起立，行动”的时候，屁股首先不服从命令，死乞活赖地坐在地上。两条腿紧接着也叛变了，向前伸了伸，只作了个起立的姿势，便不愿再干了。仿佛它们都在说：有这么好的阳光，咱们再坐一会儿吧！它们不怕惩罚，它们都知道，主人没有什么威严，这老头的脑袋里灌满了马虎哲学，对它们也不能不马虎，不敢不马虎。

樊福林又坐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