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下午两点

在南希研究这些猴子的同时，彼德斯上校正在迪特里克港司令部大楼的会议室里。在这个房间中，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局势已危如累卵。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知晓埃博拉病毒的意义的人们围坐在一个长方形桌子旁边。坐在桌子最前面的是主持这次会议的拉塞尔将军，他身着军装，高大魁梧，表情坚韧。他不想使会议演变为疾病控制中心和军方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也不希望让疾病控制中心接管这件事情。

多戈德也在那里，身穿一件黑色西服，表情漠然而冷酷；实际上，他紧张得心如刀绞。吉恩满脸胡须，怒视着桌面，一言不发。还有来自弗吉尼亚卫生部门和费尔法克斯县的官员。墨菲——埃博拉病毒的共同发现者，拉塞尔将军邀请的疾病控制中心官员——坐在桌子旁边，紧挨着另一名来自疾病控制中心的官员，约瑟夫·麦考密克医生。

约瑟夫是疾病控制中心特别病原部的主任，这个部门曾由卡尔·约翰逊管理，后者是埃博拉病毒的另一位共同发现者。约瑟夫是卡尔的继任者——卡尔退休的时候，约瑟夫被委任到这一职位上。他曾在非洲生活和工作过。他是一位英俊而练达的医学博士，长着一头卷曲的黑发，戴着圆形“菲奥鲁奇”眼镜，富有魅力，令人信服，个性活泼而张扬。他是一个头脑敏锐、野心勃勃的人，曾在职业生涯中成就过非凡的事业。他出版过关于埃博拉病毒的重要研究文章。与房间里的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曾经目睹并医治过埃博拉病毒的人类病例。

碰巧的是约瑟夫和彼德斯均不能忍受对方。许多年前，这两位医生之间曾经互生怨恨。为寻找埃博拉病毒，他们都搜索过非洲的最阴暗的角落，然而他们都没有找到它的天然藏匿之所。现在很显然，和彼德斯一样，约瑟夫感到自己终于一步步走近这种病毒了，他准备进行一次壮观的搏杀。

会议首先由这种毒株的共同发现者加尔林开始。加尔林站起来讲话，不时地比划着图表和照片。然后他坐了下来。

现在轮到多戈德讲话了，他心里紧张万分。多戈德描述着自己在猴舍里看到的疾病的临床特征，而结果他感觉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紧张。

紧接着，约瑟夫站起来讲话了。他所说的话依然是备受争议的问题，有一套军方版本，当然还有另一套版本。根据军方的人们回忆，他转身朝向加尔林，遣词造句给人这样的印象：非常感谢，加尔林。谢谢你提醒我们。现在大人物就在这里。在你们伤害到自己之前，你们尽管可以把这件事情转交给我们。我们在亚特兰大拥有一流的隔离设备。我们只不过会带走你们的全部材料和病毒样本而已。我们将从这里开始看管它。

换句话说，军方的人们认为约瑟夫试图让自己表现为惟一的真正的埃博拉专家。他们认为他企图接管对于爆发事件的处理，并攫取军方的病毒样本。

听着约瑟夫的这番话，彼德斯气得冒烟了。他对这种发言感到越来越愤怒了，认为这是“非常傲慢无礼的”。

而约瑟夫的记忆则有所不同。“我为雷斯顿的动物事态提供过帮助，我敢肯定，”当我打电话给他时，他回忆说，“我不晓得有任何冲突存在。假如有任何的仇恨，那也是来自他们一方，而不是我们一方，其中缘由他们比我要更清楚。我们的态度是，嗨，伙计，做得好。”

过去，约瑟夫曾经公开批评过吉恩，这位军方的埃博拉研究专家，批评他花费了大把的金钱去考察卡塔姆洞穴，而对其事后没有发表考察结果更是耿耿于怀。约瑟夫对我这样表达了他的感受：“他们想告诉你他们的实验，但是告诉人们的方式应该是‘发表’它们。那并不是毫不讲理的批评。他们花费的是纳税人的钱。”除此之外，“在这一领域上，他们之中没有哪个人投入的时间有我这样多。我是处理过埃博拉人类病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而那里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验。”

约瑟夫的经验是这样的。1979年，疾病控制中心接到报告，隐匿的埃博拉病毒在苏丹南部又现身并再次蔓延起来了，与它在1976年首次出现的地域相同。事态十分危急，不仅仅因为这种病毒，还因为此时苏丹的土地上正发生着一场内战——这块埃博拉病毒肆虐的区域也是一块战争地带。约瑟夫自愿去设法收集一些人类血液，并试图把活的毒株带回亚特兰大。没有人愿意同他一起去苏丹，于是他只身前往那里。（让人回想起三年前，也就是1976年的苏丹爆发，据说有一名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感到如此的害怕，以至于不敢登上去往苏丹的飞机。）约瑟夫乘坐一架轻型飞机抵达了苏丹南部，这架飞机由两名惶恐不安的无人区飞行员驾驶。日落时分，他们在一个叫“赞德”的村庄附近的跑道上着陆了。飞行员们太恐惧了，以致不敢走出飞机。天色渐黑，飞行员们决定在座舱里度过夜晚，而飞机就停在跑道上。他们提醒约瑟夫，他们会在第二天早上日出的时候离开。因此他必须得在拂晓之前找到病毒。

约瑟夫背着背包走进村庄里，搜寻埃博拉病毒的踪迹。他来到一间泥墙茅屋附近。村民们在茅屋的周围站着，但他们不愿走进去。他听见屋内有人垂死挣扎的声音。一条昏暗的入口通向屋内。他看不清茅屋里面，但知道埃博拉病毒就在那里。他翻寻着背包，找到他的手电筒，可是它失灵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忘记带电池了。他向人群询问是否有灯，有人给他拿来了一盏提灯。他把提灯举在前面，进入了茅屋。

他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许多双注视着他的红眼睛。茅屋里面的空气散发着血液的味道。人们躺在地板的草垫上面。其中一些人正在抽搐——临终阶段，死神正在迫近——他们身体僵直，全身痉挛，眼睛深陷，血液从鼻子喷涌而出，并从直肠泛滥流淌。另一些人进入了临终昏迷状态，一动不动，出血不止。这间茅屋是一块真正的高危地带。

他打开背包，掏出橡皮手套、纸质外科大褂、纸质外科面罩，还有纸质长统靴，这双靴子用来覆盖他的双脚，使它们不被血液溅湿。他穿好衣服后，在一块草垫上布置好血液试管和注射器。然后，他开始从人们身上提取血液。他整晚在茅屋里跪着工作，收集血样，并尽力照顾病人。

这个晚上的某个时候，他正在给一名老妇人抽血。冷不防地，她开始抽搐和翻滚，这是突然的疾病发作。她的手臂到处摆动着，带血的针头从她的手臂中掉了出来，并且扎进了他的拇指。啊，哦，他想。这样已经足够了。微生物已经进入了他的血流。

破晓时分，他收拢血清试管，跑向飞机，把样本递给了飞行员。问题是他自己怎么办，既然已经被带血的针头戳伤了。那是对埃博拉病毒的一次大暴露。很可能再过三四天埃博拉就要在他身上发作了。他应该现在就离开苏丹，把自己送进医院吗？他必须做出抉择——是和飞行员们一起离开，还是留下来和病毒呆在一起。情况似乎很明显，飞行员们以后不会回来把他接走的。如果他计划离开并为自己寻求医疗帮助，现在就该这样做了。还有一个额外的因素。他是一名医生，而茅屋里的那些人是他的病人。

他回到了村庄里。他认为自己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但他希望获得更多的样本，况且，考虑到如果出现头痛，他可以发送无线电寻求援助，或许一架飞机就会前来找到他。那天他在茅屋里休息，给自己输了两袋血清，据说这些血清中含有可能抵御埃博拉病毒的抗体——他随身携带了这些血袋，并用冰块冷却它们，而现在，他希望它们能够拯救他的生命。那天晚上他久久难以入眠，回忆着针头刺进他的拇指里，想像着这种微生物开始在他的血流中进行大规模复制。他喝了半瓶苏格兰威士忌后才使自己入睡。

在接下来的四天里，他呆在茅屋里面照料埃博拉病人，而仍旧没有头痛。同时，他像老鹰一样观察着那位老妇人，看看她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第四天，令他惊讶不已的是，老妇人康复了。她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她或许只是得了疟疾。她出现的症状并不是埃博拉病毒的发作，而是发烧引起的颤抖。他与行刑队擦肩而过了。

如今，在迪特里克港的会议上，疾病控制中心的约瑟夫确信，埃博拉病毒并不那么容易传播，特别是不会通过空气传播。他没有染病，尽管他连续几个昼夜呼吸过藏匿着埃博拉病毒的茅屋里面的空气。他强烈地感觉埃博拉是一种不会那么轻易染上的疾病。因此，按照他的观点，情况可能并不像军方的人认为的那么危险。

多戈德向这群专家们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把样本交给你们后，你们要过多久才能告诉我们样本中是否有病毒呢？”

彼德斯回答说：“可能要花一星期。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约瑟夫大声说道。等一下，他说道——他拥有一套全新的快速的探测埃博拉的化验方法，能够在十二小时之内奏效。他争辩说疾病控制中心应该获得病毒和样本。

彼德斯转过头盯着约瑟夫。彼德斯已经怒不可遏了。他不相信约瑟夫拥有所谓的什么埃博拉病毒快速测试。他认为这不过是约瑟夫发射的一颗烟幕弹而已，后者企图使病毒落入自己手中。他认为这是后者为了掌控病毒而精心设计的一种高额赌注的扑克牌诈骗术。摆在面前的形势比较棘手，因为他怎么能在这些政府卫生官员面前说出“约瑟夫，我就是不相信你”这样的话呢？他提高嗓门说道：“瘟疫正在流行，此刻不是对新技术实施现场检验的好时机。”他争辩说，迪特里克港比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离爆发地更近一些，因此由军方掌握样本并设法分离病毒才是合适的。他没有明说的是——没有理由故意触人痛处——就在此时此刻，七只死猴正被南希诊察着。在他们争辩的同时，她正研究着这些猴子。加之，军方正在培养这些病毒。现实占有，败一胜九，而军方拥有鲜肉和微生物。

墨菲，另一个疾病控制中心的人，坐在约瑟夫的旁边。他渐渐意识到疾病控制中心在这一问题的争论中并不处于有利的位置。他俯下身子低声说道：“约瑟夫！别喷唾沫了。忍耐一点，乔。这里他们人多。”

菲利普·拉塞尔将军端坐着，静观他们的辩论，一言不发。现在他开始调停了。带着沉着的简直震耳欲聋的嗓音，他提议双方都做出让步。他建议他们分头处理这次爆发事件。

妥协似乎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将军和墨菲之间很快达成了交易，而约瑟夫和彼德斯相互对视无语。双方同意疾病控制中心负责处理病毒爆发的人类健康方面，并指导照料人类患者。军方则将应付猴子和猴舍，也就是病毒的巢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