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瞥察局凶杀案科组长欧斯伯恩有一张灰色的、棱角分明的脸，像一只石头做的狐狸。警察局里现在到处可以见到《国民闲话报》。这位组长的桌子上就有一份。

他并没有请克劳福德和格雷厄姆坐下来。

“你们在芝加哥没有任何与劳厄兹相关的工作关系？”

“没有，他正要去华盛顿，”克劳福德说，“他有一张机票预订单。我肯定你们已经查过了。”

“是的，我拿到了。他离开办公室大概在昨天下午一点半钟。在楼下车库里被绑架，应该是在两点十分左右。”

“车库里留下什么东西了吗？”

“他的车钥匙被踢到车底下了。车库里没有服务员——他们曾经有一道无线控制的门，可是它几次刮到了停放的汽车，所以他们就把它拆了。没有人看到当时的情况。这恐怕是今天新闻里要反复播报的高潮了。我们正在检查他的车子。”

“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我得到结果以后你们就能看到。你一直没说什么，格雷厄姆。你可是在报纸上说了那么多。”

“我也没从你那里听到多少。”

“你气晕了，组长？”克劳福德说。

“我？我有什么可生气的？我们为你做了一次电话跟踪，结果弄到一个他妈的报社记者，结果你们没对他做任何指控。你们和他做了交易，又让他在这种风行的小报上这么卖力地做。现在其他的报社把他当自己的宝贝一样。

“如今可好，我们在芝加哥有了自己的‘牙仙’杀人案了，这可真不错。可以有《‘牙仙’在芝加哥》的报道了，伙计。看着吧，午夜之前就能有六起家庭意外枪击事故，喝醉了酒的想偷偷进家门，妻子听到了动静，砰，枪响了。‘牙仙’也许会喜欢上芝加哥，没准儿决定在这里转悠一阵开开心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克劳福德说，“你这个笨蛋，把局长和联邦政府检查官们都惊动起来，把所有的陈年老账、办糟的案子都翻出来，你们的和我们的。要不然我们就坐下来好好想想办法抓住那个混蛋。这案子是我经手的，办到这步田地是不光彩，我知道。可你们曾经在芝加哥遇到类似的案情吗？我不想和你打架，组长。我们想抓到他，然后好回家。你想怎么办吧？”

欧斯伯恩把他桌子上的东西挪了一下位置，一个笔架、一张长着狐狸脸蛋的孩子穿乐队制服的照片。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噘着嘴，然后吐出点气。

“现在我想要点咖啡。你们来点吗？”

“我要一点。”克劳福德说。

“我也是。”格雷厄姆说。

欧斯伯恩给他们纸杯。他指指身边的椅子示意他们坐下。

“‘牙仙’肯定有辆面包车或是小货车，才能用那轮椅把劳厄兹移来移去的。”格雷厄姆说。

欧斯伯恩点点头。“劳厄兹看到的车牌是从橡树公园里的一辆电视修理卡车上偷的。他偷的是块商用车的牌子，所以他肯定有一辆卡车或面包车。他把原先偷的一块车牌换到了电视修理卡车上，这样就不至于马上被发现。太精了，这家伙。我们能确定一件事——他是在昨天早晨八点半左右换下的车牌。电视修理工昨天早上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车加油，他是用信用卡付的账。加油站的服务员在单子上抄的是正确的车牌号，所以盗窃车牌应该是在那以后。”

“没有人看见任何卡车或面包车吗？”克劳福德说。

“没有，《国民闲话报》的保安什么也没看到。他看到的现场材料太少了，可以当摔跤裁判了。消防队是第一个和《国民闲话报》联系的，他们打电话只是为了确定火情。我们正仔细核查在《国民闲话报》办公楼附近和那个电视修理工周二干活的附近区域里值夜班的人。我们希望有人看到他换过车牌。”

“我想看看那把椅子。”格雷厄姆说。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我会帮你给他们打电话的。”欧斯伯恩停顿了一下。“劳厄兹是个有种的，别看他个子小，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能记住汽车车牌尾号，在被烧得那样的情况下把数字‘吐’清楚。你听了劳厄兹在医院里的录音吗？”

格雷厄姆点点头。

“我不是故意要提磁带的事情，我是想弄清楚我们听到的是否是相同的内容。你觉得他说了些什么？”

格雷厄姆用机械的声调说了一遍：“‘牙仙’。格雷厄姆给我下的套。他事先就知道。格雷厄姆给我下的套。这探子在照片里把手放在我身上，就像放在他妈的宠物身上。”

欧斯伯恩无法判断格雷厄姆对这段话的感觉如何。他用另一种方式问了个问题。

“他说的是你和他在《国民闲话报》上的合影？”

“应该是。”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劳厄兹和我曾发生过一些口角。”

“而你在照片中显得很友善。‘牙仙’总是最先杀死宠物，是这个逻辑吗？”

“对。”这“石狐狸”思维还挺快。格雷厄姆心想。

“真不应该，你们没派人保护他。”

格雷厄姆没说话。

“在‘牙仙’看到《国民闲话报》的时候，劳厄兹按计划是要和我们在一起的。”克劳福德说。

“他说的任何东西对你来说还有其他作用吗，任何东西能对我们有用吗？”

格雷厄姆的思维已经在别处了，他不得不在脑海里重复一遍欧斯伯恩的问题然后再做回答。“我们从劳厄兹的话里知道‘牙仙’是看到《国民闲话报》后才对他动手的，对吗？”

“对。”

“如果你从《国民闲话报》是他动手的起因这个问题入手，你考虑过没有他定圈套用的时间非常短。报纸从周一晚下的印刷机，他在芝加哥偷车牌是在周二的某个时间，大概是上午，他搞到劳厄兹是在周二下午。这些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吗？”

“这就是说他很早就看到报纸了，或者他离这里并不远，”克劳福德说，“他或者在芝加哥看到的报纸，或者在其他地方周一晚看到的。别忘了，他一直在等着看这期上的个人广告。”

“要不他已经在这里了，要不他离这里的距离在驾驶范围内。”格雷厄姆说。“他用一辆又旧又大的轮椅控制住劳厄兹，这也太快了，轮椅不可能上得了飞机——它连折叠都不成。他不是坐飞机来的这里，也不是偷一辆面包车、偷车牌，到处溜达找一辆旧轮椅，他必须原来就有一辆旧轮椅——新的不可能对他所做的适用。”格雷厄姆站了起来，摆弄着直贡呢百叶窗的线绳，眼睛盯着通风竖井对面的砖墙。“他原来就有那辆轮椅，或者他一直知道它在哪里。”

欧斯伯恩想问一个问题，可是克劳福德的表情告诫他等一等。

格雷厄姆开始在绳上打结，他的手在发颤。

“他一直知道它在哪里……”克劳福德给他提醒。

“嗯，”格雷厄姆说，“你可以看到这想法是怎样从轮椅这儿产生的。是他看到并且想到轮椅以后，才有的主意，他当时正在考虑怎样去收拾那些骗子。弗雷迪在街上坐着轮椅又被火烧着，当时一定是个景观。”

“你认为他在现场观看了？”

“也许。他肯定在动手之前就看到过了，在他决定怎样做的时候。”

欧斯伯恩看着克劳福德。克劳福德很严肃。欧斯伯恩知道克劳福德很严肃在地听，克劳福德在循着格雷厄姆的思路走。

“如果他原来就有这辆轮椅，或是他一直知道它在哪里……我们可以查一查疗养院、退伍军人医院。”欧斯伯恩说。

“它能把弗雷迪固定得很好。”格雷厄姆说。

“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固定。他失踪了十五小时二十五分钟，大概算起来是这样。”欧斯伯恩说。

“如果他只想报复弗雷迪，他在车库里就能搞定。”格雷厄姆说。“他完全可以在他的车里放火。他想和弗雷迪谈谈，或者他想玩弄他一会。”

“他要不在他的面包车车厢里，要不就被带到了其他什么地方。”克劳福德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是到其他地方去了。”

“肯定是个安全的地方。如果他把他绑严实的话，他不会在疗养院内引起多大的注意的。”欧斯伯恩说。

“不过他即使在喧哗的场合，”，克劳福德说，“还需要做不少清洁的工作。假使他原来就有椅子，他也找到了面包车，他还要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带劳厄兹去，对他下手。这是不是像个……家呢？”

欧斯伯恩的电话响了，他粗声粗气地朝里面吼：

“什么事？不，我不想和《国民闲话报》的人说话……嗯，最好别是胡说。把她的电话转进来吧……欧斯伯恩组长，我是……什么时间？谁最先接的电话——总机？请把她从总机撤出来。再告诉我一遍他说了什么。一我会安排一个警官五分钟之内赶到。”

欧斯伯恩挂上电话以后若有所思地看着电话机。

“劳厄兹的秘书五分钟前接到一个电话，”他说，“她发誓是劳厄兹的声音。他说了些东西她没有听懂。什么‘红色巨龙的力量’，这是她觉得他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