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地方很不对劲。

道路开始变得很熟悉，我几乎没有认出来。我处于一种兴奋的紧张状态中，简直全然不觉肋骨的疼痛。雷切尔埋头于她的掌上定位仪。她用一根小棒不断点击着显示屏，脑袋左歪右扭，不时地变换着角度。她的手在后座上四处摸索着，找到了齐亚的公路交通图。雷切尔把弗莱尔牌钢笔的笔帽咬在嘴里，在交通图上到处标标点点，我猜她是想描出一幅路线图。她这样做也许只是在磨蹭时间而已，因此我对她必须做的事是不会乱打听的。

我温柔地叫了声她的名字。她瞥了我一眼，目光又盯着显示屏。

“来这之前关于那张CD-ROM的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

“有你在我上班的那家医院前面的照片。”

“这事你说过了。”

她又点击着显示屏。

“那些照片是真的吗？”我问。

“什么真不真的？”

“我是说，它们是数字合成的呢，还是你两年前真到过我办公室前面？”

雷切尔一直低着头，但是我眼角的余光还是看到她的肩膀突然垂下。“向右转，”她说。“就在这上面。”

现在我们上了格伦大道。道路变得越来越陡，我高中时的母校就在左上方。四年前他们把整个学校粉刷一新，新建了一个举重房、一个游泳池，增建了一个体操馆。他们故意把正面磨了一遍，种上常春藤，使之看上去古色古香的。给人一种大学的氛围，提醒卡塞尔顿的年轻人身上所肩负的期望。

“雷切尔？”

“照片是真的，马克。”

我点点头，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在给自己一些缓冲的时间。现在我正一步步地踏进一个糟糕的境地。知道，就在我希望使这个世界走上正轨的时候，最终的答案将改变一切，使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乱七八糟。“我想你得给我个说法，”我说。

“会给你的。”她盯着显示屏，头抬也不抬。“不过不是现在。”“不，就现在。”

“我们得专心干好眼前这件事。”

“不要拿这些废话搪塞我。我们已经到了这地方。我能同时应付两件事。”

“也许吧，”她轻柔地说，“可我不能。”

“雷切尔，你到医院前面干什么？”

“嘘。”

“嘘什么？”

我们正接近卡塞尔顿大街的交通灯。因为时问关系，红灯和黄灯都在一闪一闪的。我皱皱眉，转向她。“走哪条路？”

“右面。”

我狠狠心。“我不明白。”

“车又停了。”

“什么地方？”

“除非是我看错了，”雷切尔说，最后她抬起头，迎住我的目光。“他们在你家里。”

我开车向右转，不必再让雷切尔指导我了。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显示屏。现在离目标不到一英里了。我出生那天，父母就是沿着这条路去医院的。从那时起，我说不清这条路走过多少次了。虽然这个想法怪异，不过想到哪里就算哪里吧。

我在门罗家向右转。我父母的房子就在左边。除了楼下的灯，其余的都熄了。我们给楼下那盏灯安了个定时器，让它每天从晚上7时亮到次日清晨5时。我曾经换了个耐用的节能灯泡，看上去就像个软软的冰淇淋蛋筒。母亲逢人就吹嘘说它如何经久耐用。她不知从什么地方了解到，一直开着收音机也是一个驱贼逐盗的妙着。她就总是把一台老式的自动/手动式收音机调到谈话节目。问题是收音机的声音使她彻夜难眠，所以现在母亲只好把音量调得很低，盗贼们只有把耳朵贴到收音机上才会被吓跑。

我就要转向我家门前的那条达比街，这时雷切尔说：“慢点。”

“他们出动了？”

“没有，信号还是从你家里发出来。”

我向街区上面看了看，心里开始盘算起来。“他们不是直接开过来的。”

她点点头，“我知道了。”

“大概是他们发现了你的Q型电子自动记录器，”我说。

“眼下我也是这么寻思的。”

汽车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现在我们到了西特伦家的前面，再过两户就是我家了。没有一家亮着灯——甚至一盏定时灯也没有。雷切尔紧紧咬着下嘴唇。我们现在到了卡迪森家，靠近我家的车道了。这种情形正是人们所描绘的那种“过于平静”，好像整个世界都凝固了一样，好像所闻所见的东西，甚至活生生的东西，都在千方百计地不做声。

“这肯定是有意安排的，”她说。

我正要开门问她我们该怎么办——倒车，停下，下车，报警求助？——这时第一颗子弹打碎了前面的挡风玻璃。晬玻璃溅到我的脸上。我听到一声短促的尖叫。我埋下脑袋，举起前臂，向下看去，鲜血映人我的眼帘。

“雷切尔！”

第二颗子弹擦着我的头皮上方尖啸而过，我觉得就在头发里。子弹打在我的坐位上，发出一声柔软的撞击声。本能再次占据上风，不过这次是有目的的，有了方向。我一踩油门，汽车箭一般地向前窜去。

人的大脑是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仪器，是任何电脑都不能模仿的。它能在几百分之一秒内经历数以百万计的刺激。我估计现在就是那种情形。我趴在驾驶坐位上。有人正在向我开枪。我的大脑的本意是想逃之夭夭，但是在做一连串动作的时候我意识到可能还有更好的选择。

这一思维过程花了——只是粗略的估计——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时间。我的脚踏在加速器上。轮胎吱吱嘎嘎地响着。我琢磨着我的家，里面熟悉的布局和子弹飞来的方向。是的，我知道枪声是怎么响起来的。也许惊慌加速了大脑运转，我不知道，但我意识到如果我是枪手，如果我守候在这里等着不断逼近的汽车，我会藏在那三簇灌木丛后，它们把我家与邻居克里斯蒂家分隔开来。这些灌木丛茂密高大，正好在车道旁边。如果我们开进车道回家，嘭，你可以从汽车的客座一侧把我们的脑袋打开花。当我犹豫不决时，当那个枪手看出我们可能倒车时，他尽管此时并非处于最佳射击位置，还是可以从前面开枪要了我们的命。

因此，我抬头看了看，转动着车轮，汽车对准灌木丛撞了过去。

第三颗子弹出膛了。打在了什么金属上，可能是汽车散热器的前栅上，发出喀——嘭的响声。我偷偷瞄了一眼雷切尔，看看她怎么样了：她的头垂着，一只手捂住脑袋的一侧，鲜血从指缝里浸出来。我的心为之一沉，但脚还是踏在踏板上。我的头前后左右乱晃着，好像这样可以使枪手瞄不准目标。

我的汽车前灯把那片灌木丛照得一片雪亮。

我看到了法兰绒。

我不知是怎么了。我以前说过理智是条细绳，而我的已经绷断了。在那种情况下，我变得平静。而这次，我的体内交织着愤怒与恐惧，我把油门踩得更狠了，几乎要踩掉车底。我听到一声鬼哭狼嚎般的惊叫，那个穿法兰绒的男人试图蹦到右面。

但我早有所料。

我转过方向盘对准他，好像我们在玩碰碰车似的。一下子撞了过去，随着一声沉闷的重击，我听到一声尖叫。灌木被卷进了汽车保险杠。我四下寻找那个穿法兰绒的男人。踪影皆无。我把手放到车门把手上，打算开门去追他，这时雷切尔说，：“不要！”

我住手了。她还活着。

她伸出手来，把车倒回去。“回去！”

我言听计从。我不知道我都想了些什么。那个男人带着武器，而我手无寸铁。尽管把他撞了，但我搞不清他是死了，伤了，还是怎么了。

我在倒车，这时我留意到黑暗的郊区街道现在灯火通明。在达比大街上，枪声和车轮的吱嘎声可不是一般的噪音。人们都被惊醒了，开了灯，并拨通911电话。

雷切尔坐起来。我心里顿时为之一宽。她一只手拿着把枪，另一手还在捂着伤口。“打中我耳朵了，”她说，我的思维再次以非常滑稽的方式运转起来，我已经在筹划如何修补她的伤口。

“那边！”她大声喊着。

我转过去。那个穿法兰绒的男人正一瘸一拐地沿着车道行走。调转方向盘，把车灯对准他的方向。他消失在后面了，我看着雷切尔。

“倒车，”她说。“不能肯定就他一个人。”

我按她的话办了。“那现在干什么？”

雷切尔掏出枪，没有捂伤口的那只手放在车门把手上。“你在这儿。”

“你疯啦？”

“你不断加大油门，向前稍挪一点点。让他们认为我们还在车里。我偷偷地摸过去。”

我还没来得及提出异议，她就动身了，如离弦之箭一样冲了出去，身体一侧的鲜血还在流淌不止。我按照她的指示，加大油门，给人一种抛锚的感觉，换前进挡，向前动一动，换倒车挡，向后退一退。

几秒钟后，雷切尔消失在我视野之外。

此后又几秒钟，我又听到两声枪响。

莉迪亚从后院她所在的位置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佩维尔枪开得太早了。这是他的失误。莉迪亚躲在一堵柴垛后，位置虽然有利，但她看不见车里是谁。不过已经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开车的人不仅把佩维尔撞得人仰马翻，而且还使他受伤了。

佩维尔一瘸一拐地进入视野。莉迪亚调整视角，看到了他脸上的血迹。她举起胳膊挥舞着，示意到她这边来。佩维尔跌倒在地，接着开始往前爬。他们要到这边只能从前边过来。她身后有—道篱笆。为了预防万一，她躲在房后邻居的门口附近，以便逃跑。

佩维尔仍在继续爬行着。莉迪亚一边催促他，一边盯梢。她不知道这个前联邦特工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邻居们现在醒了。灯光亮起来了。警察们就要赶过来了。

莉迪亚只好快刀斩乱麻。

佩维尔朝柴垛爬过来，滚到她的旁边。他仰天躺了一会儿。呼哧呼哧地上气不接下气。接若他硬撑着爬起来。跪在莉迪亚旁边，眼睛看着院子，脸上的肌肉抽搐着，说：“腿断了。”

“我们会照料它的，”她说。“你的枪哪去了？”

“扔了。”

不能留下蛛丝马迹，她想。这不是个问题。“你可以用我另一件武器，”她告诉他。“瞅着外面。”

佩维尔点点头。他猛地转头看着暗处。

“情况怎么样？”莉迪亚说。她向他靠近了一点。

“不清楚。”

佩维尔盯着外面时，莉迪亚把枪管抵在他左耳后的空穴上。扳下了扳机，两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脑袋。佩维尔像个断线的牵线木偶一样瘫倒在地。

莉迪亚向下看了看他。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局。不论从哪个方面讲，B计划都可能比A计划要强。如果佩维尔已经干掉了那个娘儿们——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事情可就没有完了。他们也许会更加不遗余力地搜查这个穿法兰绒的男人。继续进行没完没了的调查。这种方式，佩维尔死了，而且是被最初在塞德曼家的犯罪现场用过的那枝枪打死的，这样警方就会断定不是塞德曼就是雷切尔（或者两个人一起）干的。他们就会被逮捕。指控可能搁浅，不过这无关紧要。警方会停止搜索其他任何人。那他们就会带着这笔钱远走高飞。

案子结了。

莉迪亚突然听到车轮的吱嘎尖叫声。她赶紧把枪扔进邻居家的院子里。她不想把它丟在显眼的地方，那样就过于明显了。她迅速检查了一遍佩维尔的衣袋。当然里面有钱，就是她刚给他的那沓钱。她会让它原封不动地保留着。

衣袋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没有钱包，没有便条，没有身份证或者其他任何露出蛛丝马迹的东西。佩维尔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现在，更多的窗户亮灯了，时间不多了。莉迪亚站起身。

“联邦特工！放下武器！”

他妈的！一个娘儿们的声音。莉迪亚一边朝她认为的声音来源开火，一边弓着身子退回到柴垛后面。有人朝她这个方向开枪还击。她被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现在怎么办？躲在柴垛后的莉迪亚向身后摸去，打开了活板门。

“好吧！”莉迪亚大声喊着。“我投降。”

接着她跳了起来，手里的半自动武器已经开火了。她拼命地扳动着扳机。子弹横飞，枪声在她耳朵里回荡。她不知道对方有没有还击，她压根就没想过这事。已经容不得半点犹豫。门是开着的，她箭一般地冲了过去。

莉迪亚拼命地跑着。赫什正在100码外的一个邻居家的院子里等着她。他们会合了。他们弓身沿着一条不久前刚修剪过的灌木丛一路跑着。赫什干得不错。他总是作好最坏的打算。他的汽车藏在下面两个街区外的一个死胡同里。

当他们安全地开车上路时，赫什问：“你还好吗？”

“行，笨熊。”她深吸一口气，闭上眼，向后一靠。“还行。”

直到他们接近公路时，莉迪亚还没弄明白佩维尔的手机出了什么问题。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恐慌，这再自然不过了。

我打开车门，打算追过去，但我的脑瓜最终还是开窍了，这使我止住脚。一方面这可以说是勇敢，或者甚至可说是鲁莽，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自杀性行为。我没有枪，而雷切尔和袭击者都有。手无寸铁地冲上去帮助她，至多只会是无果而终。

但我不能就这么在这儿按兵不动。

我关上车门。我的脚再次狠狠地踩在油门上。汽车向前冲去。我打着方向盘，转过去穿过我家前面的草坪。枪声来自屋后，我的车向那地方开去。我碾过花坛和灌木丛。它们一直就在这儿，而我却几乎没有打理过它们。

汽车前灯的光芒划破了黑暗。我朝右面开去，满心希望能绕过那棵大榆树。无路可走。这棵树离房子太近了，汽车钻不过去。我把油门踩到底，向后倒车。车轮猛地冲进满是露水的草坪，引擎又点了一两次火才发动起来。我朝克里斯蒂家开去，把他家的户外休息帐篷连根拔起。克里斯蒂肯定会对此怨声连天。

现在我到后院里了。汽车前灯沿着格罗斯曼家的篱笆栅栏照射着。我转着方向盘向右面开过去。这时我看到她了。我刹住车。雷切尔站在柴垛旁边。我们买这栋房子时，这垛木柴就已经在这儿了。我们一根也没用过。也许已经烂掉了，或者遭到虫蛀。格罗斯曼曾经抱怨说离他家的篱笆太近，这样虫子会蛀蚀他家的篱笆。我答应过把它清理掉，但一直没有动手。

雷切尔拎着枪，枪口朝下。那个穿法兰绒的男人正躺在她脚下。我根本不用摇下车窗，因为挡风玻璃已被先前的枪打碎了。我什么也没听到。雷切尔抬起手，朝我挥了挥，示意我没问题了。我赶紧下了车。

“是你开枪打死他的？”我问，简直是豪言壮语。

“不是我，”雷切尔说。

那个男人死了。不是医生也能看得出来。他的后半个脑袋被打烂了，脑浆红红白白地凝结在一起，溅在柴垛上。我不是弹道专家，但是造成的破坏如此严重，要么是用大口径子弹，要么是在非常近的距离开枪。

“他有同伙，”雷切尔说。“他们朝他开枪后，通过这扇门逃跑了。”

我向下凝视着他。怒火再次被点燃。“他是谁？”

“我检查了他的衣袋。他有一沓钱，但没有身份证。”

我想踢他一通。我想摇着他问他把我女儿怎么着了。我看着他的脸，虽已毁容，但还是蛮英俊的，我怀疑是什么使他鬼使神差地来到这里，我们的生活道路为什么会交叉到一起。这时，我注意到一点奇怪之处。

我的头侧到一边。

“马克？”

我双膝跪地。脑浆并不能使我恶心。至少，碎骨片和血淋淋的肌肉组织不会使我胆怯退缩。比这更严重的伤势我也见过。我检查着他的鼻子。这其实是个灰鼻子。我记得上次见过。我想他要么是个拳击手，要么这些年来过着苦日子。他的嘴巴张着，就是那儿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的手放到他的下巴和腭骨上，把他的嘴掰开得更大一些。

“你到底在干什么？”雷切尔问。

“你有手电筒吗？”

“没有。”

这不碍事。我扳起他的头，把嘴巴对准汽车。窍门就在汽车前灯这里，现在我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马克？”

“他让我看到他的脸这事一直让我捉摸不透。”我低下头，凑近他的嘴巴，做这事的时候尽量少投下些阴影。“他们干其他什么事都是小心谨慎。改变的嗓音，偷来的面包车标志，焊接的车牌。但他偏偏我看到他的脸。”

“你在说什么？”

“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还以为他可能戴了个精心制作的面具。那样才合乎情理。不过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他为什么要让我看到他呢？”

她似乎对我坚持己见大吃一惊，不过转瞬即逝。她恢复了常态。“因为他没有前科。”

“可能。或者……”

“或者什么？马克，我们没时间想这事。”

“他的牙齿。”

“牙齿怎么啦？”

“看他的假牙冠。它们是马口铁罐头。”

“它们是什么？”

我抬起头。“他的上排右侧的臼齿和上排左侧的犬齿。你看，以前我们的假牙冠是用金子做的，不过现在多数是用陶瓷。牙医先给病人做一个模子，这样就能正好卡进去。但是这个假牙冠是铝制的，是事先做好的。你得把它套到牙齿上，再用钳子把它嵌进去。我曾到海外两次搞口腔巡诊，主要干修牙补牙这事，在许多人嘴里见过这些东西。他们称之为马口铁罐头。他们是不会在美国做这些东西的，除非是临时应急。”

她单腿跪在我旁边。“他是个外国人？”

我点点头。“我打赌他来自前苏联集团的某个地方，也许是巴尔干。”

“那就讲得通了，”她说。“他们把发现的指纹送到全国犯罪信息中心。无论如何它们也不会与任何指纹相符。我们的档案和电脑就不能把他识别出来。除非有人揭发，否则警察永远也不会把他认出来。”

“那样的事恐怕不会发生。”

“上帝，那就是他们杀死他的原因。他们知道这样我们就不能顺藤摸瓜了。”

警笛声响起来了。我们面面相觑。

“你得作出选择，马克。我们留下的话，就会进大牢。他们会认为他是我们阴谋中的一个棋子，是我们杀了他。我估计绑匪对此是清楚的。你的邻居们会说我们开车过来之前，这里一片宁静。突然间响起了枪声和车轮的吱嘎声。但我并不是说，我们到最后也无法把这事解释清楚。”

“但这得耗时间，”我说。

“对了。”

“另外，不论我们在这里开了个怎样的头，终归它会结束的。警察们会自行其事。即使他们能提供帮助，即使相信我们的话，他们也会议论纷纷、节外生枝。”

“还有件事，”她说。

“什么事？”

“绑匪们给我们设了个圈套。他们知道了Q型电子自动记录器这件事。”

“这事我们已经估摸出来了。”

“不过现在我不明白的是，马克。他们怎么会发现它的呢？”我抬头看着，想起了赎金便条里的筲告。“走漏了风声？”

“不能排除这一点。”

我俩都朝汽车走过去。我把手放到她胳膊上。她身上还在淌血。眼睛现在肿得儿乎睁不开了。我看着她，某种原始的情感再次占据了上风：我想保护她。“逃跑的话，好像我们犯了罪似的，”我说。“我不在乎——不不会失去任何东西——但是你怎么办？”她的声音柔情万种。“我也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你需要个医生，”我说。

雷切尔差点笑了。“你不就是吗？”

“对极了。”

没有时间权衡利弊了。我们得行动起来。我们钻进齐亚的汽车。我猛地调转方向，朝来路、也就是伍德兰德公路出口开回去。想法——理智的、清晰的想法——此时开始涌入大脑。当我真的思索我们的位置和行为时，面对的现实险些要把我压扁。我差点把车开到了路边。雷切尔将此全都看在眼里。

“怎么啦？”

“我们为什么要逃跑？”

“我不明白。”

“我们希望找到我女儿，或者至少查清这事是谁干的。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小的机遇。”

“是的。”

“但是你没看出来吗？这个机遇，如果曾经真的有过一个的话，已经烟消云散了。后面那家伙死了。虽然我们知道他是个外国人，但那又怎样？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进了个死胡同。其他线索我们一点没有。”

雷切尔脸上突然流露出顽皮的神情。她的手伸进衣袋里，掏出个什么东西放到眼前。是个手机。这不是我的，也不是她的。“也许，”她说，“我们有线索了。”